朝鲜古代诗家对白居易讽喻诗的接受研究

讽喻诗是白居易现实主义诗风的代表,也是其成就最高、流传最广的诗歌类型.古代朝鲜文人对白居易讽喻诗多有学习,主要体现为高丽朝和朝鲜朝文人的接受,而朝鲜朝时期文人对于白居易讽喻诗的接受较之高丽朝诗人群体明显得到了加强,包括诗歌数量增多,批判意识及情感更加强烈,讽刺范围更为深广.这种变化是由于高丽朝、朝鲜朝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人的自觉意识导致的.     

朝鲜诗家对《列朝诗集》的接受与批评

因为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存故国之思",又选录了一部分朝鲜诗歌,且其中的主要诗学思想也得到朝鲜诗家的认同,所以当其传到朝鲜半岛后,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接受与批评。朝鲜诗家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辩证的目光接受了《列朝诗集》的文本,并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同时也指出了《列朝诗集》选录、考证方面的瑕疵,并进行了修正,还对其中的诗学思想及诗论给予了肯定或指责。这种接受与批评既是中国经典作品在朝鲜半岛传播并产生较大影响的重要案例,也是两国诗歌、诗学交流的有力见证。     

朝鲜古代诗学范畴的体系化特征

朝鲜古代诗学范畴是朝鲜古代汉文学批评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域外汉文学的主要表征之一.与中国传统诗学批评相类,朝鲜古代诗学的批评范畴也没有体现出明显的体系化样态,但不明显并非就不存在.通过深入考察,我们发现,朝鲜古代诗学的同一范畴序列中的各范畴之间、不同范畴类型的各范畴之间,甚或同一范畴在不同批评视域中都存在着不可割裂的逻辑关联,这充分彰显出朝鲜古代诗学范畴的隐体系化或潜体系化特征.     

朝鲜古代诗家对"象"的现象学阐释

作为一个诗学范畴,"象"是中国传统诗学中的核心范畴,也是基干范畴.由于古代朝鲜与中国在历史、文化上的亲缘性关联,朝鲜诗家在诗学批评中,对源自于中国传统的诸多诗学范畴甚至不加任何诠释地加以使用.从表面上看,朝鲜古代诗学范畴在内涵等方面与中国传统几无二致,甚至成为了朝鲜半岛古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我们可以把朝鲜半岛诗学与中国传统的关系理解为,朝鲜古代诗家对中国诗学的现象学阐释,特别是对于具体诗学范畴而言.朝鲜古代诗学中"象"的范畴,就是朝鲜古代诗家对中国诗学进行现象学阐释的一个典型.     

朝鲜古代梦游录小说探源

朝鲜古代梦游录小说产生于16世纪初,其起源可追溯到高丽时期史籍中记载的单纯记梦、述梦之说和在此基础上出现的解梦之说。到了汉诗阶段,梦游作品开始摆脱最初史籍记载中单纯的状态,将梦事文学化。相对汉诗而言,笔记类作品写作方式更为自由,因而关于梦事的记载更为详尽、完整、丰富,文学性也更强,有的甚至基本达到了梦游录小说的水平。而在众多的文学形式当中,传奇对梦游录小说的产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朝鲜朝初期的《金鳌新话》,它不仅标志着梦游传奇小说的成熟,更意味着朝鲜古代小说文学具备了完整的形态,为梦游录小说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浅谈古代中国对朝鲜的影响

中朝两国由于地缘关系以及长期以来相互交流形成的文化基础,朝鲜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理解与贯彻不亚于中国人,因而朝鲜的文化发展与农业文明在古代是比较先进的。古代中国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时期都对古代朝鲜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古代朝鲜诗话论宋代类书

宋代类书与其他中国典籍一样,在不同时期被不断地传入古代朝鲜,并且被本土翻印。它们不仅记录了部分古代朝鲜传说,为古代朝鲜文人科举准备与日常诗歌创作提供了便利,为诗歌用事锻炼与溯源提供依据,更为进一步考证、考据提供了线索。其中的讹误也被一些学力深厚的古代朝鲜文人作为直接的质疑和考证对象,加以批评与警示。这对如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研究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文公礼法家同教：《家礼》的朝鲜化与朝鲜朝的中华观

朱熹《家礼》在丽末鲜初东传朝鲜半岛,被朝鲜朝的国家典章（法筵之学）与士庶日用（韦布之学）遵为不刊之典。《家礼》文献的大量创制、“冠昏丧祭”四礼仪文的反复考辨、畿湖与岭南礼学派对“家”哲学思想的发挥,充分体现了东亚儒学“家同教”的特征。与此同时,朱子礼学为朝鲜朝性理学的奠定与中华观的建构夯筑起强大的礼制基石。《家礼》朝鲜化所内涵的“语言民族主义”意味着认知、运用以及阐释华夏之礼,是承续中华道统的重要方式。通过这一方式,朝鲜朝逐步确立在东亚文明的排序以及对“我者/他者”的认知。礼义等同于中华的这一认知,不仅为朝鲜朝积极效法华夏文明提供核心价值,同时也是“一体多元”的中华观在域外礼学中的重要表达。     

对朝鲜古代诗学研究范围中的“李光睟”名字的考证

李睟光（1563—1628），字润卿，号芝峰，生活在朝鲜十六七世纪即朝鲜朝明宗、仁祖年间。于1588年中进士第，历任修撰、右承旨、大司成、都承旨、工曹判书、大司宪、吏曹判书等职。从他留下的大量的文章与诗学文本来看，他是朝鲜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诗人、文学批评家。     

清代蒙古族大臣柏葰出使朝鲜纪行诗研究

纪行诗在清代诗歌创作中占有一定的比重,蒙古族诗人柏葰著的《奉使朝鲜驿程日记附诗》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种。柏葰出使朝鲜沿途所写诗作描写了作者出使朝鲜一路的所见所感,给我们真实地再现了清代中国边疆和朝鲜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在朝鲜一些名胜,柏葰还抒发自己的怀古之情,并与一些朝鲜大臣互相唱和,这些诗歌为我们今天研究十九世纪中叶朝鲜的情况以及中朝文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朝鲜古代诗论的审美思维方式

在“神人妙合”的恍恍惚惚的境界中,体验审美客体深层所蕴含的朝鲜传统审美思维方式,使我们领悟到,由于其受到高丽时期佛教禅宗“顿悟渐修”理论的影响,形成了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重视直观与感悟的审美思维方式。它强调心领神会,注重对事物对象的整体把握,注重在审美观照中反复地玩味。同时,直观、感悟的审美思维方式所追求的上乘诗学境界为“入神”。     

诗家清景在五要——略谈古代诗歌的鉴赏要点

培养学生对古典诗歌的鉴赏能力,是进行诗歌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进行诗歌鉴赏,首先必须了解诗歌创作的特点。从对诗的认识入手,结合诗歌鉴赏的实例,揭示了诗歌鉴赏的要点,从而为读者更好地进行诗歌鉴赏提供帮助。     

朱淑真与古代朝鲜女诗人李玉峰之创作比较

古代中国与古代朝鲜都是儒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两个国家的女性虽然生活在不同地域,在思想上、创作上却有许多相同之处,本文通过对朱淑真与李玉峰文学创作的社会背景、创作内容及艺术风格的比较,找出两个不同国家的女性文学创作上的相同点,从而折射出古代女性在社会中的共同命运。     

许筠对唐宋明及朝鲜诗歌的批评

朝鲜王朝是朝鲜历史上诗歌理论发展的顶峰时期。这一时期的许筠诗歌批评涉及到了唐、宋、明诗以及朝鲜历代诗歌。他以唐诗性情本质作为诗歌批评的标准,崇尚唐诗,轻视宋诗,肯定明诗。在对朝鲜历代诗歌的批评上,体现了他的民主、民族意识。     

古代朝鲜朱子学道学精神及其论辩性特色

朱子学关注、影响社会的取向是努力使现实世界向“天理”世界靠近 ,而在现实中这种靠近的“可能域”更多地是主体的和精神的 ,故而为“道学精神”。“道学精神”存在的主体域性 ,使其在实践上由于主体间自我领悟的不同而外在地不断发生争辨。古代朝鲜朱子学界整体 ,在漫长的 50 0年历史中 ,充分体现了这种“道学精神”和论辨性特色。     

论古代朝鲜的“两班”及其文化特点

"两班"及其文化是古代朝鲜所特有的文化现象.两班起源于高丽,而两班文化成熟发展于朝鲜王朝时期,其典型形态是在地两班.在地两班于16世纪时走出京城返回农村,并构筑了自己的永久世居地和文化根基.他们在朱子学的价值体系中,远离商品经济,营造了自己独有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文化,成为朝鲜王朝稳定的社会体制基础.     

朝鲜诗家与山西诗人郭执桓的诗文友谊

郭执桓是清乾隆中期的山西诗人，与朝鲜诸多文士有“澹园联唱”之谊，扬名海东。朝鲜诗家欣赏其人品、学问，并称赞其诗歌“清虚洒脱”，有李白之遗风。郭执桓在中国并不是有名的诗人，而朝鲜诗家对他却颇为赏识，与当时中朝宗藩体系的稳定、两国文人交流的频繁有直接关系，同时也说明了清代中期两国诗歌交流的深入和繁荣。     

中国古代诗歌摘句批评的发展及其特征

我国古代诗歌摘句批评的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即:两晋南北朝为成型期,唐代为发展期,宋代为繁盛期,元明为深化期,清代为完善期。古代诗歌摘句批评的特征则主要体现在实证性、细部批评性、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性三个方面。     

李梦阳诗文东传朝鲜半岛及对古代朝鲜文学的影响考论

明代前七子的领袖人物李梦阳,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而且其诗文很快就东传到朝鲜,对朝鲜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朝鲜文人以阅读其诗文、次其韵、刊印其文集等方式接受了他的作品.同时也时他的诗文及理论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批评.多数人对他的文学理论、创作风格、总体成就持赞誉态度,肯定其在明代文坛的领袖地位,也有少数人对他的理论和创作进行了责难.而李梦阳诗文东传朝鲜的最重要意义在于促进了朝鲜李朝中期的文学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