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义小题新辨

明代以来有关大、小题的划分依据，基本上有考试级别、题型、题意和制义修辞四种，每一种都涉及小题的某一方面的特性，各种依据之间有时也有相抵触之处。每一位论家在谈及小题时也仅是采用其中的某一、两种。选家与考官对待大、小题的不同立足点，尤其应该引起重视。对这四种划分依据的深入考察，不仅有助于了解明清时期的科举体制，而且对于认识明清制义的修辞形态、审美风尚及其与明清时期的文化关联，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晚明小说中的"女帮闲"形象

晚明小说中出现了大量女帮闲的形象,属"三姑六婆"之列.她们的形象较为负面,但在小说中具有重要作用,对晚明时期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女帮闲的出现与晚明时期的商品经济繁荣、"异端"思潮出现、个性意识张扬等因素有关.     

晚明“竟陵派”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考论

竞陵派是晚明时代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其文学理论及创作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文化土壤，它包括晚明黑暗腐败的政治环境、风起云涌的文化启蒙思潮、繁荣而偏激的文学批评。重视“竞陵派”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的研究，对人们了解竞陵派的肇兴，认识竞陵派的文学思想不无裨益。     

黄道周礼学思想探论

黄道周在晚明时期学术声望极高,堪为一代儒学宗师.他的经学研究尤其是礼学研究,成为晚明经学思潮狂飙的重要助推者.他对于《孝经》研究的重视颇为引人注目.黄道周认为,《孝经》对于饱受深重社会危机的晚明的儒家道德教化实践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因此,他重拾汉儒重“孝”的思想资源来诠释儒家礼学以导民化俗.故而他侧重从宇宙本体论、形上学等层面去阐释“孝”之于拯救晚明社会的学术合理性.基于对晚明宗法政治伦理的反思,黄道周在政治伦理问题上,主张“孝”、“忠”合一,以“孝道”陈说君臣伦理的应然状态.黄道周对于《孝经》的阐释,实际上是对儒家理想的道德与政治秩序进行追本溯源式的学术搜讨,体现出独特的论孝理路.     

西汉后期经学思潮和经学重心的下移

本文受钱穆先生《刘向父子年谱》的启发，试图论述西汉后期的几种经学思潮：一，西汉后期分古文之界未明，诸经派别也不严；二、西汉后期经学的复古崇礼思潮；三、西汉后期经学中关于易姓和再受命的思潮。并认为这些思潮的兴起在意识形态上为王莽代汉和改制提供了依据，而这又是经学参与政治的最后一次尝试；其后，以古文经学为代表的注重名物训教和制度考订的科学经学兴起．表明了经学的重心由关注政治而转移到关注经本身的训解，即两汉之交，政治经学转向了科学经学。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设计中的符号研究

翻开设计史,我们可以看到,在设计思潮的跌荡起伏中,设计师的美学思想和设计风格是通过设计作品的形态、色彩、装饰、结构、材质等符号形式来体现的。文章分析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时期各自建筑和产品符号形式的特点及其语意的传达以及这两大设计思潮中设计符号的传承与创新,对现代设计中符号与语意的运用进行了思考。     

徐霞客与鸡足山--关于此题的明清史背景片想

文章从徐霞客与鸡足山的关系,讨论了云南地区明清时期的若干历史背景,即实学思潮对云南的影响及晚明士风等问题,具有地方文化的学术参考价值。     

晚明世风的渐变与文学的新进

晚明时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是一个极富个性的时代。晚明世风的转变有着厚实的哲学基础，其世风表现为越礼逾制以及种种张扬个性的鲜明特征。晚明世风对文学的影响是突出了言情内容，使晚明文学成就裴然，并对后世发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在当代，晚明文学的痼疾也呈日益扩大之势。     

“道体下移”与晚明基层社会的教育困境——兼及晚明塾师职业生存伦理的异变

通过对韩愈<师说>与明末张履祥<处馆说>中"师道"的比较,不难揭示出晚明士人对基层社会教育中"道体下移"的种种感悟.这种"道体下移"实际上反映出了晚明基层社会教育--尤其是经学教育--工具理性的强化.经学教育中对生活理性与理性生活之养成能力的下降,成为晚明基层社会教育的一个困境所在.这种困境的形成,从根本上说,乃是由于晚明社会变迁中"仕途经济"的强化,以及"科举必由学校"的体制效应使然.这种教育困境的濡染与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促动了晚明塾师自身职业生存伦理,从"传圣道"向"做生意"的潜在转换与异变,这也成为晚明基层社会教育困境深化的一个外在表征所在.     

欧洲文艺复兴与晚明文学思潮之比较初探

文章试图比较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与中国晚明文艺思潮在内容、形式、作用等方面的异同,肯定晚明文艺思潮的价值,并探究其不深入的原因。     

查漏补缺，迭出新见——评刘化兵博士的专著《士风与诗风的演进》

对于明代社会思潮与文学风貌的研究,学者似乎更愿意将注意力放在晚明阶段,这是可以理解的。晚明时期,在王学的影响下,士人思想解放,人性张扬,饱受程朱理学压制的思想和才情终于有了一个自由喷发的机会。可以说,在朱明王朝二百七十多年间,晚明时期是士人最“出风头”的阶段,因而     

清初理学与清代学术

一般人认为,理学作为一种思想话语,在清代已缺乏对社会的深度渗透和控制能力。这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缺乏宏观视野的结果。清初理学形式上是通过权力机制而实现的思想的复古,实质上它是传统理学在清代的一种新生形态,它仍是清中叶及以前的主流话语。它对清代考据学、经世思潮、晚清经文经学和晚清理学中兴潮流都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思想资源。     

论晚明启蒙思潮与晚明人的觉醒

晚明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时期,这一时期,商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新兴市民阶层崛起.作为理学异己因素的启蒙思潮,伴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而渐渐走上意识形态领域的前台.启蒙思潮的兴起,不但对理学思想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颠覆,而且在张扬人性自主精神的同时,唤起了人们的觉醒.晚明人的觉醒与魏晋时期的人文思想解放相互辉映,绘就了我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史上的两朵奇葩.     

汤显祖的戏曲观与晚明心学思潮

本文在晚明社会文化背景上，对汤显祖的戏曲观和晚明心学思潮的关系作了多方面的分析，认为汤显祖曲论创新意识和剧作所产生的巨大轰动效应，深刻体现了晚明文学自我意识的觉醒。以人为中心，把戏曲创作情感意象，深深扎根于对人性和人的性灵的描写，通过求真求美的艺术创作呼唤着人的觉醒，体视了人文主义精神和个性解放的时代要求，才是汤显祖“主情说”的基本内涵和美学价值。文章还与欧洲中世纪文艺思潮作了一些比较，提出了中西作家反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斗争的人文主义文艺思想相通相似之处的看法。     

晚明山人治生论

“山人”一词由来已久,但其作为一个阶层出现并活跃是在晚明。作为被排除在仕途之外的知识流民,山人“不事产业”,“问舟车于四方”的世俗治生方式曾一度遭到非议,但其多样的治生方式无疑是晚明下层士人生存发展阻滞下出路的探索与扩展。其治生方式的多元性、流动性、世俗性客观上也为士人人格的完整与健全提供了契机与条件。     

黄道周礼学思想论略

为了探究晚明经学思潮狂飙的重要助推者黄道周的礼学思想,详尽梳理其原始著述以及学界的相关研究,并进行深入解读。分析认为,黄道周主张《孝经》对于饱受深重社会危机的晚明儒家道德教化实践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因此,他重拾汉儒重＂孝＂的思想资源来诠释儒家礼学以导民化俗,所以他侧重从宇宙本体论、形而上学等层面阐释＂孝＂之于拯救晚明社会危机的学术合理性维度。     

修辞和语言哲学——第二轮“语言哲学对话”连载之四

文章围绕着修辞和语言哲学 ,就修辞和修辞学的归属 ,修辞的定义 ,修辞是否贯彻语言生成的始终 ,语言里是否存在修辞的零形态 ,以及“修辞用多了成为语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澄清了一些观点 ,提出了一些新看法。     

修辞和语哲学——第二轮“语言哲学对话”连载之四

文章围绕着修辞和语言哲学,就修辞和修辞学的归属,修辞的定义,修辞是否贯彻语言生成的始终,语言里是否存在修辞的零形态,以及"修辞用多了成为语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澄清了一些观点,提出了一些新看法.     

阳明心学对晚明四书学的影响

晚明时期由于阳明心学盛行与影响,《四书》学呈现四方面的新发展一、朱注在晚明《四书》学中的权威性明显削减;学者诠释《四书》更具自信,并勇于对朱注提出质疑与批评;二、阳明的学说论述成为许多晚明《四书》学者讲论的依据与推崇、引述的哲理典范;三、晚明《四书》学普遍出现“心学”观点的《四书》诠释;四、晚明《四书》学普遍出现“三教合一”、“三教会通”观点的《四书》诠释。晚明“心学”《四书》学中对《四书》合理诠释的思辩与探求、对道德自觉与生命实践的注重以及尝试对不同义理系统(儒、道、佛三教)进行融通的精神,这些精神态度与思想内涵,对今日的学者而言,仍然颇具参考与启发的价值。     

刘逢禄论《左氏》之得失与晚清今古学之争

中国古代学术有经学与道学之不同.自西汉末年以降,经学内部乃有今古之争,其争论的焦点主要体现为<公羊>与<左氏>之争.至清代晚期,此种争论愈演愈烈,直接影响到晚清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以及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的转型.刘逢禄作为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其对<左氏>的研究,以及当时学者对刘逢禄的综述与批评涉及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影响到晚清社会思潮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