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时代的认知与情感：当代欧美国家政治极化的心理根源

社交媒体是当今欧美社会政治活动的结构化要素。社交媒体独有的传播方式和传播秩序迎合了人类认知的吝啬规律,为偏狭的政治认知的形成提供了契机;行动者更倾向于在社交媒体中暴露或夸大自身感受,敏锐感知他人情绪,从而引发情绪共振与情感叠加。置身社交媒体时代的现代人更容易形成偏执、怀疑、自负等以“偏激”为核心特征的后政治心理,并逐渐以其为行为准则。当偏狭的理性认知和偏执的感性情绪与党派归属、阶级身份、公共形象塑造、公共政策选择等迎头相遇,政治极化的形成和扩张便拥有了动力源和助燃剂。随着民众对特定领导人非理性的追捧或声讨,对党派阵营产生强烈的心理依附与行为追随,对政策制订与颁布采取极端态度,对异己群体愤恨和仇视,政治极化的强度、深度和幅度逐渐加剧。政治极化的愈演愈烈使群体内部同仇敌忾、群体间激烈冲突、社会舆论两极分化,进一步助长了后政治心理的升级和蔓延,使“绝对自负”与“怀疑一切”、“无限恐惧”与“毫无敬畏”、“政治狂热”与“政治冷漠”等情绪和态度弥漫于民主政治的各个角落。从当前情形来看,扭转以偏激为核心的后政治心理是缓解政治极化的可能路径,其中,校准接收和传播信息的心态和方式最为关键。     

社交媒体时代美国民粹主义"新形态"的形成及启示

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且在2020年仍获近半数普选票,标志着美国民粹主义结合社交媒体,在美国政坛内形成了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新任美国总统拜登在2020年的竞选过程也不乏民粹主义和社交媒体要素,佐证了这股力量的深远影响力.美国民粹主义在社交媒体传播环境下发生的变化及其影响,对把握美国政治的现状和走势兼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美国现行政治制度下,社交媒体引起"公共领域"阶级下移,增强了民粹主义受众群体的政治影响;拥有去中心的定位和传播结构,有利于反建制派表达诉求;具有高度互动性,能够承载民粹主义式的直接民主;形成了部落化的受众环境,有利于魅力型领袖从事游说和动员.社交媒体呈现出在美国政治生态中制度化的趋势,民粹主义因此拥有了长期有利的传播环境,这使其转变为长期延续和跨党派蔓延的"新形态".社交媒体时代美国民粹主义"新形态"对美国内政外交均表现出可观影响,使其成为谋划中美关系前景需要考虑的因素.     

自媒体时代的网络舆情反转研究 ——基于框架生成和群体极化的理论视角

自媒体平台为公众提供了行使话语权的重要渠道,然而由于网络信息真伪难以甄别、网络空间非理性情绪急速蔓延、网络舆情引导机制不完善等因素的作用,网络舆情反转现象层出不穷、绵延不绝.以戈夫曼的框架生成和社会心理学的群体极化之理论视角为切入点,剖析了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反转的发生机制,并由此提出"多方参与、多元互动、协同治理"的网络舆情治理模式,进而推动良性网络社会秩序的形成.     

社交媒体平台如何向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引流——基于平台技术可供性的研究视角

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向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引流是目前慈善组织网络募捐最主要的途径,更是所有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中运营最成功的模式。社交媒体平台引流离不开平台技术功能的支持。以技术接受模型(TAM)作为理论分析框架,探究社交媒体平台的技术可供性对公众互联网捐赠意愿产生的影响,深入分析平台技术可供性如何通过激发不同类型的动机从而有效影响公众捐赠意愿。研究发现：技术可供性在提高公众互联网捐赠意愿方面具有显著作用,其中动机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中介作用。同时,不同维度的动机变量在中介作用上存在差异,其中个体内在动机发挥了最大的中介效应。研究有助于理解社交媒体平台向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的引流机理,对促进互联网慈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