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间断均衡”到“融合驱动”:中国健康老龄化政策变迁研究

推进健康老龄化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我国健康老龄化政策历经保障基本医养需求、构建“五有”老龄事业、探索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大力推进健康老龄化四个时期。政策场域的重构、政策工具的转型、政策图景的嬗变与间断动因的更替构成了驱动健康老龄化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提升政策理念的前瞻性与系统性、优化政策场域的协同性与联动性、增强政策工具的灵活性与适配性是我国健康老龄化政策演进的应然走向。     

公共政策全过程科学评估：逻辑体系、技术谱系与应用策略

全过程评估是推动公共政策朝着预期目标平稳运行的“方向盘”和“矫正器”，在实现“从决策到政策、从政策到效能”的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保障作用。在政策生命周期的基础上，厘清由政策前评估、政策中评估、政策后评估所构成的“公共政策全过程评估”的基本逻辑，明晰预评估、监控评估、效果评估的目标和具体指向，通过对世界范围内的政策评估文献进行文本数据挖掘，确定一个包含24种经典与前沿科学工具的“公共政策全过程评估方法与技术谱系”，有助于为公共政策全过程科学评估的推进提供工具及其使用指南。未来我国需通过编制公共政策全过程科学评估方法与技术操作手册、发挥“红色管理”经验、开发中国特色评估工具等策略将公共政策评估工作做实做好，将公共政策中不可控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可控的不确定性。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中国产教融合政策适配性研究——77份国家层面政策文件的量化分析

产教融合是我国实现人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途径。基于政策工具方法,将现有产教融合政策划分为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三种政策工具,将政府、院校、企业、社会组织界定为施策对象,将教育链、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作为施策目标。按照产教融合内涵中的“四位一体”和“四链联动”的要求,应用内容分析法,分别构建了二维分析框架和三维交叉分析框架,对2010—2021年期间的77份相关国家政策文件中的内容进行梳理,多角度分析政策工具、施策对象、施策目标之间的适配性。通过对1 417条政策条款进行编码和量化分析,发现产教融合政策具有政策制定主体的系统性、政策工具使用的多元性、施策主体的协同性、施策目标的衔接性、政策不同维度的耦合性五个方面特征。根据政策特征中所存在的问题,从完善产教融合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各级政府及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加强政策工具的均衡使用、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中介作用、加强“人才链”建设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多元族群社会的文化共同体构建：新加坡文化政策的演进逻辑

自1965年建国至今,新加坡的文化政策经历了民族文化政策、文化经济政策、文化社会政策三个时期。在国民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双轨并进”的复杂局面下,新加坡的文化政策也呈现出清晰的变迁路径：在政策目标上表现为从塑造“政治经济共同体”向建构“文化共同体”的转变,在政策重心上表现为从融入“全球化”向凸显“本土化”的转变,在政策效果上表现为从整合“民族认同”向强化“国家认同”的转变。新加坡提供了一个全球化语境下基于多元族群社会建设民族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典型案例,其文化政策发展和文化共同体建设形成了独特的经验,对于新兴移民城市和后发现代化国家不乏借鉴价值。     

焦点事件与政策间断——以《人民日报》的公共卫生政策议题变迁为例

政策变迁是社会综合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焦点事件是政策变迁的重要引发机制.在焦点事件影响下,渐进改革常常呈现出"间断均衡"的特征.通过对<人民日报>头版的公共卫生政策议题进行编码分析,可以看出焦点事件在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具有明显的作用.正是在一系列焦点事件的影响下,中国的公共卫生政策呈现出间断性的变迁特征,并持续性地堆进深层次的制度建设和政策调整.     

现代公共政策学起源与发展知识论

政策科学是现代公共政策学的源头，回顾现代公共政策学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以及展望中国特色公共政策学，意义重大。现代公共政策学蕴含的要义包括政治系统论和决策过程论下的公共政策观点，也涉及古代“策论”要义；产生背景来自二战之后的国家建设实践和行为主义科学研究范式兴起；关注重点在于政策科学的民主性和综合性社会科学设想；研究范畴包括政策过程研究和政策过程实践两种知识以及政策循环“阶段论”向“过程论”转变；人性假设遵循人类社会理性程度的演进顺序，坚持经济人、行政人和关系人三大假设；发展策略采取建立公共政策学术共同体、培养专业人才、吸收实证研究方法等。这种基于起源廓清、内容阐明和过程揭示的现代公共政策学全景式扫描，对于建立中国特色公共政策学学科体系具有较强的启示。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转型研究：基于25省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由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也在适时调整。运用政策文本分析方法,基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主体协同三维框架,对25个承担脱贫攻坚任务省份的医保贫困治理政策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转型前后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均注重实现保障水平公平合理的目标,服务能力提升目标运用相对较少;政策工具方面,需求型政策工具运用最多、环境型政策工具次之、供给型政策工具最少;政策协同方面,转型后政策部门主体间的协作不断增强,但部门主体间、政策部门与社会力量间的协作机制有待健全。由此,从持续提升服务能力、优化政策工具组合结构、健全医保贫困治理协同机制三个方面提出新阶段完善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的建议,以适应新的治理需求。     

从公共卫生到大众健康：中国公共卫生政策的范式转变与政策挑战

2003年SARS疫情爆发与流行成为中国健康照顾政策与公共卫生政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标志健康照顾政策与公共卫生政策范式进入崭新的历史时代,标志健康照顾政策与公共卫生政策范式的转变,传统的公共卫生向大众健康政策模式转变,反映社会管理方式与政府职能转变,公共服务制度创新与社会政策、社会福利时代的来临。     

国家建设、农村土地政策变迁与农民权利保障

中国农村土地政策的变迁体现了国家建设的逻辑.然而,在国家建设的逻辑中,土地政策更多地服务于现代国家建设的需要,从而可能忽略土地作为农民权利保障载体的属性,并造成农村土地政策变迁中的农民权利缺失.有效的土地政策取决于土地政策变迁、国家建设和农民权利保障的需要三者之间的契合程度,其关键在于寻求土地政策变迁、国家建设与农民权利保障三者之间的平衡.在农民土地权利缺失的背景下,寻求上述三者之间的平衡要求加强对农民权利的保障.     

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两次农村改革的理论启示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我国1998年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改革，它开辟了在农业占主体的后进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途径。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的演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比较及启示

本文从政府治理公共社会事务政策工具产生与演化轨迹的视角,重点剖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进程中政策工具的演化逻辑.虽然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风险的起点各不相同,但政策工具演化发展的轨迹却基本一致,皆经历了从强制型工具为主演化为强制型工具与引导型工具相结合,并最终趋向于强制型、引导型、自愿型三类工具相互融合的动态演化过程.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演化发展的共同特征,其本质体现了一个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关系的变迁史,而差异性主要由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体制、社会发展所处阶段与所面临的食品安全风险的不同而产生.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体系的完善既要科学把握全球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普遍性,又要从本土的实际出发,促进并努力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主体间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的均衡与匹配.     

中国养老服务政策的变迁路径、动力机制与未来转型

体系化的养老服务政策是中国老龄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养老服务政策的适时变迁也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助推力量。1982年以来，我国养老服务政策的演进过程可以划分为探索起步、初步形成、三足鼎立、快速发展、优化升级五个阶段。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出发，中国养老服务政策的生成逻辑主要来自国际社会趋势、国内人口转变以及国家治理的转向；让老年人在家庭内部享有专业化、高质量的养老服务是中国养老服务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深入推进，养老服务政策逐步实现多元供给主体融合发展的渐进式转型；政策转型的动力机制来自经济环境变化、政府理念创新、多元主体互动、社会技术变革和外部示范效应。由此可见，准确把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政策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挑战，并对未来政策的发展与走向进行理论思考十分必要。     

新中国初期防疫宣传动员的策略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有效控制疫病流行，维护民众生命健康和切身利益，中共中央在“预防为主”等方针的指导下大力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依靠卫生宣教机构及其他社会各界力量，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干部带头、典型示范等作用，全面动员群众展开多种形式的防疫宣传工作，推动中共中央卫生防疫方针和政策的贯彻与落实。通过卓有成效的宣传动员工作，民众的防疫认识水平得到提高，现代卫生文明观念持续变化，传染病防治工作取得显著效果，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不断提高，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与政治认同得到增强。诸此，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各项建设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中国共产党推进共同富裕实践中民生政策的形成与发展——基于1949—2020年党的重要会议文本的分析

厚植共同富裕的民生底色,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布局,也是民生之治的成功典范,为解决国际民生的共性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作为实践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抓手,民生政策具有“兜底织网”的双重效应,为增进民生福祉、推进共同富裕构建起了相对完整的话语谱系。既有研究囿于宏观视野而易忽略政策表述的延续性与“靶向性”,因此,将政策文本和政策工具理论相组合,有助于在“变”与“不变”中把握以民生促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理清民生福祉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聚焦民生政策动态变迁的规律,夯实民生之治阶段性发展的效能,为推进人类社会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提供实践方向。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皖省当局开展的防疫活动述论

由于防控疫情的现实需要和卫生强国想象的目标激励,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全国范围内展开以防疫行政为重要事务的公共卫生建设。处此历史情境,皖省官方顺应时势,积极推行各项防疫活动,兼顾常态化预防和突发性应对,彰显卫生防疫行政的效能和作用。由于时代的困境,皖省防疫实践终究难免防不胜防的厄运,却多少改善了地方民众的生命状态、形塑了他们的现代卫生防疫观念,促进了安徽卫生防疫事业由传统向现代的演进和嬗变。     

清代卫生防疫机制的引建

清代是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向近代社会的大变革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疫灾流行高潮到来的阶段,清政府针对频繁的疫灾而采取的卫生防疫举措兼具传统性与现代性。由于中国古代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卫生防疫制度,现代卫生在引入之初即带有帝国主义色彩。清代卫生防疫机制的引建过程经历由西方到中方,由地方到中央的反向路径;由于疫灾频繁,卫生防疫由个人之举上升为国家制度。遗憾的是,清代既是现代公共卫生的开端,也是封建帝国的尾声。清政府与社会各界的种种努力仍难挡晚清时期的汹汹大疫。     

政策工具是否能有效改善水环境质量——基于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

近年来，政策工具在不同类型的政府治理情境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环境政策工具作为实现环境治理政策目标的方式和手段在各类环境治理领域倍受青睐。目前，中国的水环境治理已经进入攻坚阶段，所面临的矛盾问题层次更深、难度更大、范围更广。本文以2008—2019年30个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贝叶斯模型平均法（BMA）研究发现：控制型、市场型、自愿型三类政策工具均有效改进了水环境质量，但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在控制水污染排放时所发挥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异。加大环保部门的投入和执法强度对抑制水污染排放的作用最为显著，地方政府颁布的水污染防治法规的影响效果有限；排污费（税）的征收对抑制水污染排放的作用要强于政府在水污染治理和环保设施方面的投资；对环境污染的信访举报有效推动了水污染问题的解决，人大、政协的提案对水污染治理有一定促进作用，但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这表明，不同政策领域的问题情境存在差异，其所涉及的管理部门特征并不相同，在不同的治理领域与治理情境中，我们始终需要寻求政策工具与政策产出之间的平衡点，通过设计更加优化的政策组合以发挥不同政策工具的最大效能。因此，在“十四五”时期的水环境治理中，应针对不同环境治理情...     

“近北极国家”的北极政策类型划分及共性主张

受全球气候变暖趋势的影响，北极的潜在战略价值逐渐凸显。北极八国现已将北极问题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促使“近北极国家”也积极制定北极相关政策措施，进一步介入北极事务，积极参与北极治理。通过界定“近北极国家”的概念与范围，归纳分析“近北极国家”的北极政策类型。“近北极国家”的北极政策虽有紧迫型、适应型、关注型之分，但“近北极国家”北极政策一般都遵循一致的原则和目标，国家间也存在诸多有利于北极发展的共性主张。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近北极国家”介入北极事务的航线开发利用共同路径，以期为分析北极局势、缓和北极争端提供思路，进而为中国进一步制定北极政策提供借鉴。     

关于“非典”的非典型思考

去年春天，我国遭受了一场“非典”疫情的重大灾害。党中央、国务院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及时研究和部署防治“非典”工作。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将“非典”列为法定传染病管理，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政绩考评的历史变迁——基于政策学习理论分析

政绩考评是激励约束领导干部作为的“指挥棒”,兼具价值与工具双重属性。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政绩考评历经四个历史阶段,凸显时代特色与党和政府执政理念的嬗变。基于政策学习理论,我国政绩考评呈现出从“吸取—教训”型向“社会学习”型政策学习的渐进转变。立足新时代,推动我国政绩考评实现高质量发展,有必要建立起政绩考评的政策学习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