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是科学吗——现代中国汉学和宋学的对立

20世纪初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加速了科学与哲学的分化,汉学和宋学的对立也被卷入这种分化之中。在科学派一方,丁文江坚持科学万能论,主张汉学是科学,宋学不是科学;胡适认为汉学并非汉儒之学,而是宋学“格物致知”方法的延续和发展,与西方科学处于同一路向。在玄学派一方,张君劢认为宋学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企图以宋学包容汉学并由此重建新儒学;冯友兰则认为宋学是哲学而非科学,正是因为其具有空虚这一不同于科学的特征而成为中国哲学经久不变的主流。而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之前,王国维早已对汉宋划界问题有所预见,他较为倾心于汉学并试图调和两者的矛盾,然终不可得。对汉宋划界形成过程的追溯为我们重新思考何谓“中国哲学”提供了一个思路。     

汉学,宋学,抑或汉宋兼采?——试论李慈铭所属的学术营垒

晚清名士李慈铭,除了在文学上有所建树外,也做了不少学术工作.处身于汉宋兼采的学术环境,李慈铭的学术观也被打上了时代的印记.然而,要判别他属何处学术营垒并非简单.本文探讨李慈铭对汉学、宋学的姿态,并引入客观化和去道德化审视他的学术观,见出时代大转型期学人的典型面貌.     

宋学精神与汉学工夫——钱穆与张舜徽清代学术史研究之比较

清代学术史是钱穆、张舜徽先生一块可见彼此异彩纷呈的重要研究领域。钱穆注重清儒宋学精神,张舜徽则欣赏清儒汉学工夫。在对顾炎武、黄宗羲的学术思想进行研究及其评价时,钱、张二人所表现出来的明显差异,其实正是两人各自治学旨趣的一种透露。     

学术史视域中荀子的崇学观及其与孟学的分野

荀子继孔子之后发挥了儒家的崇学观,但孟子则从性善论的角度并不关注向外之学,这是荀孟二者之间的巨大分歧。韩愈首倡道统说,尊孟而抑荀,被宋明理学家所借用和发扬,孟荀的思想地位遂成云泥。学术史上的汉宋之争,实质上是由荀孟在学的问题上的分歧作为内因所推动的。     

朱熹经学与宋学

朱熹作为经学之宋学的集大成者 ,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吸取先前经学思想资料的基础上 ,对传统经学加以总结 ,对汉学流弊提出批评 ,并结合时代的发展 ,确立“四书”义理之学 ,对中国经学进行改造和创新 ,使之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又修正宋学盛行后出现的流弊 ,重训诂辨伪 ,反对脱离经文本义而空谈义理 ,启发了后世的训诂辨伪之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朱熹不仅集宋学之大成 ,而且兼采汉宋 ,把训诂与义理相结合 ,从而发展了宋学和中国经学。     

从“汉宋鼎峙”到“汉宋合流”——兼论晚清汉宋学关系

汉学与宋学之争是清代特有的学术现象。在晚清,随着宋学的"复兴"改变了以前汉宋对峙的格局,出现了有利于宋学的变化。方东树等一派宋学家挺身而辟汉学,汉宋之争再起硝烟。然而,晚清的汉宋之争没有演化成旷日持久的对垒,最终被调和汉宋的潮流所取代。从"鼎峙"到"合流",是汉宋学之离合交融在晚清经历的轨迹。     

论早期宋学发展对于北宋骈文流变的影响

北宋前期宋学的发展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几乎所有的文体风格都因此而发生流变,骈文自然也不例外。与宋学发展相表里的古文运动以严厉批判骈文始,以吸纳改造骈文终。宋学对于骈文从批判拒绝到改造接受的态度变化表现出学者们的文道观逐渐趋向合理与实用,而这本身就是宋学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一个表现。早期宋学的发展对宋文的影响不但表现为古文运动逐步走向胜利,也表现为骈文风格因此不断发生变化并最终定型为宋四六。     

宋元明经学的兴起与治经旨趣

宋元明经学或曰宋学的兴起,是经学史上一大标志性事件。宋学批评和否定汉学,从"舍传求经"到"疑经改经",是深入经典内部进行的经学变革。宋儒治经的重心,既在"依经立义",又坚持"以理义去推索",以便进达"圣贤藩墙",凸显了道统论意义的经学主旨。宋明诸儒虽多自出"新义",但实际也吸收了汉学的成果,是"尊经"而重道,为完善经典体系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体现了所在时代的经学发展水平。     

阮元之治学宗旨与汉宋学术史观平议

阮元论学颇师承戴震,首重以古训发明义理之意究明文字、音读、训诂,然后由字通词,由词通句,由句通经,由经达道,贯通古今。研究名物典章制度不纠缠于事物名称的孤立考证,而是着眼于古代礼制演变之大体情形,加以动态的、综合的考察,即便纯粹的语言义字的考究,亦能探究源流,揭示由来。其学术态度,乃是一调和汉宋之大家风范。     

“汉学”正名

在汉学与汉学史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大有演变为“显学”之时 ,国内学术界对“汉学”概念的理解却颇多争议。在中国学术史上 ,汉学包括三种含义 :与“蕃学”相对的汉民族或中原地区文化 ;与“宋学”相对 ,反对空谈义理、注重朴实的学术流派 ;英语Sinology的意译 ,泛指一切研究中国的学问。对其第三点含义 ,争议最多。但在“汉学”与别的名称的反复掂量中 ,还是让人感觉到使用“汉学”概念比较合适些。     

乾嘉汉学与文学背离的成因探析

乾嘉汉学作为清代中期的主流学术思潮,在经学领域与宋学相对峙,与文学也产生了背离。其成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对文人的传统偏见、治学方式的差异以及外部的时代因素。乾嘉汉学与文学的背离不可避免地对文坛造成诸多消极的影响。     

论宋学的产生和衰落

本文认为，宋学和理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并从五个方面探讨了宋学产生的原因。接着，将宋学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分别对其产生、发展和衰落作了全面的探讨和研究，并对宋学各主要学派的思想、异同和对后世影响，有重点地作了介绍。文章最后指出，从南宋理宗朝起，随着理学独尊地位的确立，其他各儒家学派受到了严重压制，理学本身也因为缺少对立面的斗争而日渐僵化，至此宋学走向衰落。     

王船山宋代观探赜

王船山究观历代政治得失,于两宋尤为措意。其宋代观,常为后人简括为“陋宋”,但这一概括并不能体现船山论宋的精要与复杂。事实上,船山于宋代,苛评之外亦多有称扬,这在其讨论宋之贵士传统、“祖宗家法”以及思想学术等方面均有呈现。其苛评更多是船山作为明遗民深负家国之悲的激愤之语,有着鲜明的夷夏之辨之背景。透视船山宋代观的复杂性,对我们理解船山的历史哲学以及全面地把握宋明理学均颇有助益。     

桐城派与汉宋学术之争

桐城派是文派,也是学派,桐城派的发展与汉宋学术之争有着密切联系。清代朝廷重视程朱理学,而桐城一些世家的祖籍又源于徽州——徽州婺源是朱熹祖籍所在地,于是桐城之地逐渐形成了推崇“宋学”这一牢固的学术传统。桐城派文人进行的汉宋学术之争在方苞那里就已出现,后来姚鼐、方东树等人又将争辩愈演愈烈,其内容主要涉及儒家道统的承接、“汉学”与清代“汉学”的区分、为学动机的选择等方面。总体来看,桐城派文人在汉宋学术之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但其争辩还是有着积极意义：他们矫正清代“汉学”学者反对“宋学”之枉,有利于促进学术的正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学术在正反力量的猛烈拉拽中所形成的相互之间的张力作用;他们推崇非功利性的“宋学”,有利于维护“宋学”的本真,为后来的“宋学”复兴奠定了基础。由于在女子守贞节的问题上深受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影响,桐城派文人推崇“宋学”也给自身思想打上了鲜明而又不良的时代烙印。     

宋学溯源论要

本文系选择该书第一章的内容。作为日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不失为一份翔实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资料。     

汉宋经典诠释方法异同考

汉学和宋学作为经学的两种形态,是两种不同的治学方法,其区别在于它们对经典文本的不同理解.汉学的诠释方法以文本为中心,注重对经典的文字诠解与梳理,解字释词及训诂考证是其特点;宋学则进了一步,从以文本为中心走向以传记为中心,大大扩展了解释空间.对汉学和宋学从方法论上考其异同,评其得失,有助于厘清经典诠释史的发展脉络.     

礼学思想在朱子学中的意蕴

礼虽以"义"为尊,然限于以章句训诂、名物制度考证为内容的学术范式,经学家并未充分重视礼学中的义理思想。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在接续经学研究范式的同时,又推阐礼学中的义理内涵,从而使礼学研究既坚持以"刑名度数"为研究内容,又涵摄了"礼尊其义"的思想。朱子后学陈澔赓续朱子礼学思想,并从礼所涵括的"成德器之美"与"明用器之制"两个方面去重新诠释《礼器》篇所蕴含的哲学思想,终因其《礼记集说》立于官学而产生深远影响。     

翁方纲汉宋兼采学术思想初探

清代中叶,汉学大盛,宋学衰落,学术界出现了重汉学、抑宋学的风气。翁方纲对此十分不满,提出了汉宋兼采的主张,包括"纂言不纂礼"和"考订衷于义理"两个方面。"纂言不纂礼"赞成汇编资料的汉学方式,反对以复原古制为目的的草率论断。既反思了汉学的局限性,又体现了严谨、客观的汉学学风。"考订衷于义理"探讨了考订与义理的辨证关系,既强调考订的重要性,又主张考订以义理为目的,反对为考订而考订,体现了翁方纲的实用精神。     

论惠栋易学转向的逻辑理路

乾嘉时期,惠栋首标汉帜,开启一代学风,在由宋学向汉学的范式转移中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学术的变迁不是一蹴而就的转进,而是特定时代背景下多重内外因素的不断促成。惠栋罢黜宋儒之变古学风而倡导复汉之古,通过对汉易文献的疏证管理,融训诂和象数方法于一炉以治《易》。惠栋在文本考据和古籍整理的背后,潜藏着其较于宋儒解《易》方法及价值观之分歧,其思想最终落脚到元气视域下新汉学的构建,这对于清代学术思想的转变意义重大,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