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权力主导”到“权利本位”:刑事在线诉讼的法治悖反与归位

随着数字技术在诉讼活动中的广泛运用,诉讼活动的技术化特征日益凸显,这加深了在线诉讼治理的复杂程度。刑事诉讼无法自外于数字化的浪潮,长期渐进与短期突变共同构成某种程度上的间断平衡,表明刑事在线诉讼不仅由稳定和渐进主义逻辑所驱动,也因偶然性因素而变迁。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潜在的法治风险,背离了现代法治所追求的限制公权、保障权利的基本要义。后疫情时代应当归位法治,坚持合法性思维与体系性建构,纠偏刑事在线诉讼中粗放、弹性的制度安排。通过法治思维的引领,将刑事在线诉讼发展的方向及时转换到规则论证与程序设计上,以此实现对人权的尊重与关照,保障“建设数字中国”的改革红利能够更为均衡、广泛地惠及至全国各个地区的人民群众。一方面,应当正视法律作为复杂演化系统所兼具的渐进性与偶然性,提升改革者的理性与智识,主动强化刑事在线诉讼中的权利保障,并以此为主轴为立法与改革提供方向指引与制度性框架;另一方面,应当充分尊重刑事在线诉讼发展的底层逻辑,遵循渐进调适的路径,分解改革目标并依次实施、验证、调整乃至改进,逐步适应诉讼数字化的发展趋势。     

确立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

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能否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根据,是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中较为复杂的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是一个对非法证据加以排斥,并运用证据查明案件真相的认识过程,还是法律价值选择与诉讼目的实现的过程。在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必须兼顾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观。应掌握好实体真实与程序公正之间的度,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再审程序价值理念之探讨

刑事再审程序作为法律救济的特别程序,其设计是否科学,直接关系着国家刑罚权实施的公正性以及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保护。然而,司法实践中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的实施效果却未尽如人意,究其理论根源还在于其诉讼价值理念存在较大的缺陷。因此,本文着重从理论上阐明了再审程序与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的关系,具体分析了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价值理念之不足,进而提出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兼顾公正与效率,在公正的前提下实现最大的诉讼效益的价值理念。     

从适应刑事审判的改革谈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立法的完善

随着我国刑事审判改革的推进,本不完善的证据规则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审判方式改革实践的需要和诉讼制发展的趋势。综观我国证据立法上存在的漏洞和缺陷,建议从确立证明标准、建立证据能力规则、完善证明价值规则、配置举证质证等程序规则等方面建立和健全我国的证据规则,推进我国刑事诉讼法制民主化、现代化和科学化的进程。     

论在线诉讼中的当事人程序选择权

在线诉讼中的当事人程序选择权既源于当事人主体性理论,也源于诉讼程序的多元化和精细化为其提供的外在空间,法院在线上诉讼中经历着从"场所"到"服务"的基本理念变革也要求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从权利主体来看,在线诉讼中的程序选择权是各方当事人都享有的诉讼权利而不是专属于某一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从利益性质来看,它是程序性诉讼权利而不是实体性诉讼权利;从行为效力来看,它是程序性形成权而不是程序性请求权。按照不同分类标准,可以将其分为概括性程序选择和具体性程序选择、合意性程序选择和单方性程序选择、积极性程序选择和消极性程序选择、事前程序选择和事后程序选择。《在线诉讼规则》虽然对不同类型程序选择权的适用范围、运行机制、法律效力等予以规定,但仍然有待进一步完善。     

在线诉讼对刑事诉讼的冲击与协调——以刑事审判程序为切入点

随着科技与司法关系的日益紧密,在线诉讼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大量增加,在线诉讼在刑事诉讼中主要适用于远程讯问、远程作证和在线庭审等场景。在线诉讼在给刑事诉讼程序带来高效与便利的同时,也对实现直接审理原则、控辩双方有效质证以及诉讼参与人权利保护等方面产生潜在不利影响。为实现在线诉讼与刑事诉讼程序的协调发展,应理顺刑事诉讼中在线诉讼与线下诉讼的关系,保障辩方在在线诉讼中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以实现控辩平等原则,并建构完善的个人信息权益保护机制。     

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个人本位,强调尊重人权和对人的道德关怀的产物,是对控制犯罪、保证人权这两大价值目标权衡、妥协的产物,是一国诉讼制度民主、文明与否的试金石。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非法取证现象还非常普遍。如何在我国特殊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建构一个中国式的排除规则,成为刑事证据立法的热点和难点。     

现象、原理和规制：人工智能司法与刑事程序正义的融合之路

在数字化时代,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刑事司法中得到深度应用,并且在预测警务、犯罪风险评估、量刑决策辅助等法律事项上发挥出技术层面的效率优势。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工智能介入刑事司法活动当中,对传统刑事程序正义理论的基本理念和价值产生技术性冲击,尤其是算法偏见和算法黑箱等难以避免的技术难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裁判中立原则、程序公开原则、程序对等原则和程序参与原则。但是,在弱人工智能司法的现实语境下,刑事程序正义理论因为司法活动中人的主体性依旧可以发挥规制作用,而在人工智能司法中贯彻程序正义的理论基础在于尊严理论、司法公信力理论以及分布式道德责任理论。最后,刑事程序正义理论应当借鉴技术性正当程序理念,通过引入机器决策风险提示、算法透明原则、算法审计以及算法问责机制等举措来实现技术赋权,强化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保障。     

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刑事和解——刑事司法文明的第三种模式

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刑事和解,兴起于东方经验,继承了古代司法文明“和合”思想,继承了马锡五审判方式“以人为本、司法为民、调判结合”的司法文明理念,继承了浙江枫桥和龙泉地区“以和为贵”思想与浙江“枫桥经验”;借鉴了西方经验,吸收了辩诉交易制度的精髓,并融合了恢复性司法理论的有益经验。从地方试点到中央立法,刑事和解逐步确立,刑事司法文明的第三种模式逐渐形成。刑事司法文明也由传统的“二元”模式逐渐转型为“三元”模式,即“诉讼文明-程序文明-刑事和解”,第三种模式以对受害者利益保护为中心,追求被害者、加害者和社会整体利益“三赢”的诉讼模式,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最终迈向一种“和合型”刑事司法文明。     

刑事缺席判决价值论

作为一项诉讼程序,刑事缺席判决自身的诉讼公正和诉讼经济价值必须得到关注,它体现了程序公正性的基本要义.刑事缺席判决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是不统一的,学术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是缺失的,解决立法和司法难题的社会价值是其存在的根基,因此,它只是解决现实问题的一种方案而已,而且其仅仅适用于特殊案件的个性也决定了不宜在一般观念下提倡刑事上的缺席判决.     

“公正与效率”向度中程序成本的司法分配——兼论诉讼代理费的司法分配

公正与效率是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 ,追求公正与效率的程序建构引起了程序成本的变动 ,司法对公正与效率向度中程序成本特别是诉讼代理费应当予以司法分配。因此 ,加强公正与效率向度中的程序成本分配研究 ,实现程序成本合理配置而获取最大化正义的实现 ,是当前诉讼制度改革研究的重要内容 ;为此就必须探讨程序成本变化的原因和流向 ,设计程序成本变化后的再分配规则 ,建构诉讼代理费的分配方案等。     

市场规则养成的理论架构

市场规则的养成是在“需求———供给”理论构架前提下 ,聚焦制度商品的供求和消费特性而引出的一个全新的理念和视角。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猴儿“不许拿香蕉”故事引出市场规则养成的概念 ,在制度商品“需求———供给”理论框架下阐释市场规则养成的理论蕴意 ,并就我国市场规则养成不完全的现状初步探讨了市场规则养成的机制和应对措施。     

试析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问题

随着诉讼文明的进步和人权保障意识的增强,在我国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其必要。由于立法的模糊性及不易操作性,使得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事时有发生。因此,必须从防止公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侵犯人权,从维护法律尊严的角度出发,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达到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二者的平衡,真正体现刑事诉讼的价值。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限度

随着刑事证据两个规定的颁布,我国初步确立了非法证据的有限排除规则,并未采用非法证据的自动排除规则。当前,世界主要法治发达国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限制各有自己的模式,各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态度的不同受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理论基础、各国诉讼模式以及成本收益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在未来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时,应坚持有限排除主义,严格限制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     

关于我国刑事再审程序诉讼理念的思考

我国现行刑事再审制度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为指导思想,仅追求实体正义,强调纠错功能,有其一定合理性,但过于片面,忽略了再审制度应承载的其他价值。刑事再审程序诉讼理念除应包含实体正义外,还应把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念统合起来,从而达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统一,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并重的目的。     

论禁止诱导性询问规则

法庭询问是庭审调查的核心,对诱导性询问的法律规则直接关系到刑事庭审中司法公正、效率等多元价值的实现。在必须正确认识诱导性询问规则概念性质和作用分析的基础上,对诱导性规则进行了价值评析。对我国诱导性询问及规则作了反思。并提出了完善我国刑事庭审中诱导性规则的若干构想。      

论正当刑事程序对诉讼监督理念的影响

正当法律程序的基本内涵包括限制国家权力和保护个人权利两个基本方面。正当刑事程序是正当法律程序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具体体现,在刚刚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中,对于辩护制度的完善、强制措施、侦查行为适用条件的严格限制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等无不体现了正当刑事程序的基本内涵。结合新出台的《刑事诉讼法》,新时期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活动也应当坚持正当刑事程序中的人权保障理念、程序正义理念、程序参与理念以及监督经济理念,从而切实履行好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职能。     

基于诉讼风险分析的智能推理应用探究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诉讼规则知识库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在诉讼风险分析中,智能推理存在司法风险规则知识库匮乏、诉讼风险分析技术较低等弊端,以致无法从根本上化解证据、诉讼时效和行为规范等方面的风险.是以,需要就案件类型化后随机抽取,并收集案例的起诉状、证据、案情和裁判文书,在对多方证据关联分析模型进行解析的基础上,设计开发诉讼时效性规则知识库、当事人行为规范性规则知识库以及证据有效性规则知识库,结合多方证据关联模型,并与法律法规知识库和诉讼风险规则知识库融合,运用决策树算法,关系网络推理技术列举分析可能存在的诉讼风险,最终达至对诉讼风险点的识别、裁判结果的精准预测和合理分流不必要的诉讼,以期为民众提供全面的诉讼决策指引.     

论刑事司法职权配置中的效率原则

诉讼效率原则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价值,应当体现在刑事司法职权配置中。在不同的诉讼模式下,效率原则有不同的内容体现,对刑事司法职权配置有不同的要求。刑事司法职权的合理配置是推进刑事诉讼程序高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权力自由度的扩大、程序控制性职权和程序过滤性职权的强化是效率原则在刑事司法职权配置中的主要体现。     

论农村语境下刑事和解适用之可行性

农村语境下刑事和解具有广泛的适用空间。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新增"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作为特别程序之一,为农村地区适用刑事和解提供了法律依据。农村地区对刑事和解程序适用有丰厚土壤;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和为贵"与"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契合、自由裁量权理论以及刑事诉讼模式理论是刑事和解在农村地区适用的政策和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