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汉末士风裂变看诸葛亮隐与仕的选择

东汉末士林风气的裂变主要表现在隐逸不仕之风渐盛、忠君观念渐衰、士人独立意识觉醒、世务交游和百家兼修。诸葛亮隐与仕的选择,既有东汉末士林风气之共性,又有其自身特色,同时也折射着汉、魏之际士风的承上启下。     

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特征与社会组织的演变

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经历了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三个主要的发展时期。到了红山文化时期出现了聚落间的不平衡和若干个聚落群一起构成了一个紧密的社会共同体。表明此时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由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转变和蜕变。     

在宗教与世俗之间:从新出吐鲁番文书看高昌国僧尼的社会角色

本文以新出吐鲁番文书《道翼遗书》为中心,结合其他文书资料,探讨了高昌国的僧俗关系及高昌国僧众的社会角色.结论认为,高昌国的僧俗关系应当是互利共存关系,僧俗两界的利益得到有机的协调.由于高昌国僧尼基本没有脱离世俗亲缘关系的纽带,所以高昌国僧尼的社会身份是双重的.因而高昌国僧尼的社会角色也始终呈现出两面性:既有宗教的一面,又有世俗的一面,游离于宗教与世俗之间是高昌国僧尼的基本生活形态.     

儒家经学礼法观对东汉社会的控制与整合窥探

东汉时期,随着经学的发展,在经学的浸润和熏陶下,儒家礼法文化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东汉帝王、大臣和地方官吏积极晓习儒经,由此开创了东汉官僚集团及政治文化经学化的格局。同时,刑德并用、礼法和合的儒家经学礼法观不断渗透到东汉社会控制体系之中,推动了汉代社会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经学化。它使儒家经学礼法观成为封建政治与法律的灵魂,这为汉廷实施经学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实践创造了条件,对汉代及其后世的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聚落、地域性联合与古代早期的社会控制——《周礼》乡里制考原

西周时期,闾、里、邑、族是基本的居民编组单位的控制管理单元,其中闾用以编排"国人",里用以编排"野人",而郊中的甸人则大抵以"邑"为编排单位。闾、里、邑在本质上都是居住单元:闾是较大聚落(国、都)内部有规划地分划而成的居住区,里则用以指称四周有垣墙围绕、附带有田地的聚落,邑系围垣聚落的通称。族的本义是聚合起来的人群,一族或包括若干闾、里;若干邑也可能联合起来,形成五邑、十邑之类的地域联合体。国、野二元体制与以聚落或居住区为基础编排城乡居民,乃是《周礼》乡里制的核心,也是西周时期乡里控制制度的根本;而以聚落或居住区分划为基础的里、邑、闾,以及包括若干聚落的地域性联合,乃是西周时期社会控制的真实形态。中国古代早期社会组织的基本形态,是以聚落或居住单位为基础的。地缘关系乃是古代早期中国社会组织与社会控制的基础,而血缘关系则更主要地表现为一种政治原则和文化表达。     

家族文化研究的新成果:《齐鲁家族聚落与文化变迁》评介

山东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王蕊博士之新著<齐鲁家族聚落与文化变迁>由齐鲁书社于2008年8月出版.历史上,有影响的齐鲁家族众多,<齐鲁家族聚落与文化变迁>所研究的主要十大家族以是否有家族聚落遗存作为选择标准,即作者对齐鲁家族的考察不止于精神层面,且注重物质层面.     

人的素质与社会环境的双向互动

把握人的素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 ,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人的素质与社会环境的互相限制与规定、互相影响与激活、互相推动与促进三个层面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指出人的素质与社会环境的提升是互动的 ,且两者之间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     

分期、分类与延伸:汉末社会批判思潮研究的细化与深化

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代表人物生活的主要时代可分为东汉晚期和建安时期,前者仍为统一王朝,后者则是分裂割据,从前后两期代表人物关注的重心问题的变化可看出这种差异,而对同一问题的认识,后期比前期深入了许多.这是应对汉末社会批判思潮分期的理由.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代表人物思想倾向的不同,是魏晋礼法和玄学的政治、学术思想形成的源头之一,此为应对代表人物分类的原因.从东汉晚期开始探讨的儒法关系等问题,对它们的争论一直延续到了曹魏早、中期,为了更完整地把握汉魏时期思想嬗演的轨迹,应将汉末社会批判思潮的时间段进行延伸.     

类别中的关系:家族化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从人类学看儒学与家族社会的互动

潘光旦先生在1947年和1948年,关于"伦"的文字缘由和社会文化意义,曾撰文强调"伦字适用到社会生活上,实在有两种意义,一指类别,二指关系,关系的产生是在类别的认识之后"。在此基础上,我们从类中有推、推中有礼,类以群为本、推以家为轴,类中有序、序中有辈以及类别还在延续,关系以"和"为贵等几方面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其中对关系的维护,并且可以发现一套有序的儒家文化伦理以及家族伦理之间的内在关系,这套文化伦理也是汉族社会延续性形成的动力所在,而这一延续的特点正是"家族化的公民社会"的基础。     

略论县政社会环境与县政系统互动的运作机理

开放性是县政系统生机盎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县政系统与县政社会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贯穿于县政治理活动的始终。县政系统与县政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越密切 ,对县政社会环境的变化越敏感 ,越善于接受县政社会环境的需求 ,它就越能提高自己的效能和适应能力     

文化治理与社会重建: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分析框

文化治理是一种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视角下的现代国家治理形式,体现了公共文化供给模式从传统的公共文化管理向现代的公共文化服务的根本转变。中国公共文化建设现代呈现出的式微趋向,究其根源在于整体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缺失、社会公共文化治理的缺位。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构建多元互动的公共文化治理机制,是对现代社会公共性重建的现实回应。     

技术发展的社会选择:技术与社会在互动中的认同

技术发展不仅仅是基于技术自身发展的内部逻辑,而受多种社会因素的制约,它是社会选择的结果。社会对技术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也是技术对社会的选择,是技术与社会结构功能整体或其他社会要素之间的一种双向性的相互认同活动,并最终在历经冲突、整合与协调过程后实现技术与社会的融合。考察技术发展的社会选择,有助于我们认识技术创新、成长、传播的社会环境,并通过对社会条件的改造,从根本上解决技术发展的社会动力不足的问题。     

沟通与和谐:人际良性互动的社会作用探析

本文以当前我国基层社会矛盾与冲突现象为契入点,分析了人际良性互动在社会和谐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针对我国当代人际互动的特点,对于如何建构新型人际关系,促进人际良性互动的路径进行了探索与研究.     

文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文化与经济互动的视角

文化企业是文化与经济互动的微观机制,既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又是一种精神传播媒介,同时具有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文化企业的双重属性决定了文化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包括:商业责任、法律责任、环境责任、文化责任和公益责任.其中,文化责任又包括文化传播责任、文化创新责任和价值观引导责任.文化企业应当主动肩负起社会赋予的文化使命,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实现自身品牌的提升.     

社区自治:城市社会基层民主的复归与张扬

社区自治是党领导社区居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一种基层民主形式。我国居民委员会的发展历程经由了一个从自治组织到“准政府”组织再到自治组织的复归与张扬之过程 ,而构筑社区自治内部制度保障的关键在于大力推进社区自治组织架构的创新 ,目前社区自治组织架构的创新呈现了从“议行合一”体制向“议行分离”体制转换的趋势 ,且“议行分离”体制下社区自治组织架构在实践中诞生了实体型和虚体型两种发展模式 ,其目标指向都是社区自治 ;构筑社区自治外部制度保障的关键在于在城市基层政府与城市社区之间建立起一种委托—代理式契约关系。     

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美国大麻管制政策的源起

20世纪初,美国州与联邦政府介入和参与大麻管制之时,社会反对大麻的一致性已经确立.随着社会的文化机理与道德因素的变迁,公众对待大麻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逐步制造出一种"道德恐慌".大麻逐渐由社会问题的边缘向中心靠拢,问题中心化的结果聚合为社会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确立不仅影响着大麻管制的起源,而且是政策强化与弱化的重要睛雨表.同时国家与社会都存有部分的"自我限制",致使二者之间的互动并不完全同步或对等.但是,可以肯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无疑是政策调整的基点,而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则成为政策制订与实施的归宿.     

环境与社会:一个“难缠”的问题

正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目前最引人关注的问题,但是当政府投入了大量科研经费试图揭示环境问题成因的时候,自然因素之间的关系被高度重视,而社会成因却被简单化,在许多时候环境政策甚至建立在对社会成因的猜想和自以为是的假说上面。在这里我们想说明的是环境问题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它需要整体和历史的思考才能加以把握。环境如何成为复杂的社会问题也许没有人否认环境问题是社会问题,但是在许多人看来,社会问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与     

《太上感应篇》:宗教文本与社会互动的典范

以道教理念为核心，《太上感应篇》融汇了佛教和儒学的若干内容，大约成于北宋仁、徽二宗之际。其形成当与中国宗教思想的运动和平民的社会化密切相关。《太上感应篇》既是一套伦理系统，也是一套解释系统，还是一套仪式系统，在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过程中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从一个纯粹的道教修仙文本转写成为一部化俗济世的善书，再演变成为一本全面的道德和社会手册，《太上感应篇》为我们揭示了宗教文本与社会的复杂的纠结关系──宗教文本的转写来自于社会的吁求，而一经转写，它又反而成为了社会再造的依据。     

公众舆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孙志刚事件的再分析

公众舆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本文在国家与社会这一分析框架中,对公众舆论做出界定,并在孙志刚事件分析的基础上,动态地揭示了公众舆论是如何从社会中产生,又是如何又作用于国家的,在此意义上,公众舆论就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