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与自治之间：社区财政的二元属性及其治理机制

财政是公共组织运行的底层逻辑,但当前对于社区治理的研究普遍缺乏财政维度。与正式的政府财政体系不同,社区财政具有二元属性,兼具自上而下的行政属性与社区共同体的自治属性,形成了“非相容多元委托”的组织现象。二元属性使得社区财政体系可能出现治理导向的摇摆：或者是按照政府财政的方式“过度行政”监管,造成财政资金难以与社区治理需求融合,有财而无政;或者是将财政资源简单下放给社区而“过度自治”,造成社区公共资源退变为精英谋利。通过对西南某市社区公服资金十余年的历程分析,探讨社区财政的复杂性,并从中分析兼顾二元属性的治理方案。从实践来看,有两类治理机制可应对上述问题：一是治理主体建设,通过专业社会组织作为第三方介入平衡行政与自治的要求;二是治理程序建设,以行政程序保障社区自治要求。但两者都可能出现目标替代问题,社区财政的公共性建设还需要社区共同体治理能力的实质提升。     

社会转型视野下国际化社区治理路径探析——以上海市G社区为例

国际化社区是我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对外交流扩大与当前城市社区发展相结合的产物,如何针对其特殊性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典型的国际化社区——上海市G社区为例,以当前国际化社区管理模式为切入点,可以发现传统的“街—居”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及社区组织无力承担社区自治的困境.运用社区治理理念,在基层行政管理与社会组织自治两者之间寻找嫁接点,构建社会代理机制,在政府权力和市场优势之间搭建居民、社会组织、政府三方共建共治的平台,可以成为探索在社会转型视野下国际化社区治理的新路径.     

社区“微自治”的两种逻辑及其优化路径——基于苏州市S街道的案例分析

社区“微自治”作为一种微单元内的精细化治理模式,是对社区治理的延伸与发展。苏州市高新区S街道在推进社区“微自治”过程中分别采用了居委会主导(行政逻辑)与社会组织主导(自治逻辑)两种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国家创制社会与国家培育社会两种不同的治理意图,相应地形成了不同的治理效果。与此同时,社区“微自治”也出现了异化效应：如治理精细化导致社区居委会结构“复杂化”,指标驱使导致社会组织“形式化”,社区精英主导导致治理“寡头化”,多元利益掣肘导致力量“离散化”。社区“微自治”不同效果及异化效应揭示了行动结构与功能输出之间的因果性关联。因而,需要从体制、机制层面,优化社区“微自治”的运行环境,提升其治理效果。     

行动者视域下社区居民自治的发展样态与集体行动

社区治理面临从“国家-社会”到“行动者”的视角转换,把居民自治放入社区行动者关系网络,能够更好地看到居民自治的发展样态及其变迁过程。研究发现,自治权即社区公共事务的决定权和行动权的配置状况,是衡量自治程度的核心变量。行动者对自治权的分割形塑了行政主导型、市场导向型、社工给予型、混合杂糅型和社区自治型五种社区治理类型,产生了不同的自治效果。社区居民自治是多元行动者集体建构的过程,行动者的互动关系促成了新的自治空间的产生。为有效推进自治,相关主体要重塑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和功能,以激发居民的主体性为宗旨,充当好自治的引导者和协助者,始终围绕“如何使居民自我行动起来”这一核心命题展开。居民则要充分借助外部力量,不断激发内部潜能,依托自组织行动起来。从这个意义上看,未来社区居民自治的表现形态可能是复合型社群自治。     

自治空间里的共治模式及其实现路径——基于天津市D区社区治理“约吧”案例研究

自治是社区治理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导向,自治强调的是自主治理,而非自行治理。具体来说,社区治理不仅需要通过制度赋权,使社区群众享有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自治权力,也需要通过机制赋能,使包括基层党组织、基层行政力量、社会组织在内的其他治理主体拥有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共治渠道。综合来看,在自治空间里有效实现多元共治,才是社区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的题中之意。多元共治是社区治理实现社区善治的路径,如何实现共治,如何在共治中体现自治理念和思想,需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予以探究。政策文本和已有的研究综述为“自治空间里需要共治”探寻政策依据和理论阐释;“约吧”模式的五条主线和五个着力点为“自治空间里的共治实践”提供了具体参照和分析样本;“约吧”模式的运行逻辑和基本原则,为“自治空间里的共治路径”提供了改革思路和价值评估。     

风险防范与危机抵御：面向“不确定性”的社区治理及其实现

社会的“不确定性”让社区承载了更大的治理压力,也要求社区治理展现出更强的体系调整能力和更可持续的治理效能。本研究通过对常态与非常态情境下的社区治理实践总结,以防范风险和抵御危机的功能面向对在社会“不确定性”情境下的双重社区治理模式予以归纳提炼;并以此为基础,针对二者在实施、串联和调整过程中展现出的问题,以社区协商为方式和理念,探索以两种功能共存为特征,即面向“不确定性”的社区治理模式实现路径及其建构的可能。     

论我国社区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创新之维——基于北京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分析

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模式普遍面临着“居委会困境”和“共同体困境”,要突破这双重困境,必须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建立起既能够保障居委会自治功能发挥,又能够保障各项行政事务在社区“落地”,同时也能够吸纳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北京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表明,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按照复合治理和参与式治理的社区治理理念,构建多元主体合作的社区治理结构和开放多元的社区自治体系.     

治理转型视角下中国城市社区自治的成长

随着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新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新问题,中国开始以社区自治为导向进行社会治理转型。中国城市社区自治取得了一定的制度绩效,不过其行政主导的路径却制约着社区自治的进一步成长。为推动社区自治进一步成长,需要在尊重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实现社区治理转型。社区治理转型要求立足于社区,构建现代社区治理结构。现代社区治理结构包括:完整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合作共治的社区治理机制、制度化与多样性的社区参与渠道、需求导向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     

转型期社区组织的科层化及其走向——以C市J社区为例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伴随着社区的转型升级以及政府行政、民生事务的大量下沉,社区自治组织内部出现了明显的科层化现象。与行政组织和企业组织权责分明、分工精细的科层管理模式不同,城市社区自治组织权力来源的天然缺陷与资源掌握的有限性,使其科层权力运作缺少坚实的基础。自治组织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的不对等性以及自治组织内部成员的低成本脱位性,亦导致社区自治组织的科层化呈现出特殊的形态。虽然社区组织的科层化有利于基层社会治理绩效的提高,但其行政化倾向却受到社会各界的批评。社区科层化现象是转型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改革进程中行政体与自治体之间复杂关系互动的产物,任何试图通过改革使社区组织走出科层化的举措,都将面临复杂要素的制约。     

社区自治研究网开通

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社区自治研究中心主办的社区自治研究网（www．cnshequ．com），已于2007年6月21日正式开通。该网站以探讨中国城市社区自治的理论与实践为主旨，目前开设“最新业内动态”“社区自治理论”“社区自治实践”“业主维权论坛”“物权法律法规”“物业判例汇纂”等专栏．力求成为汉语学术界关于社区自治研究的权威性网络学术平台。     

社会组织“悬浮”社区的治理进路：从脱嵌到嵌入

“悬浮”的社会组织难以在社会治理中有效发挥“社会协同”功能。模糊性行政发包对组织公共性生产的弱化、追逐市场分利导致的对地方治理网络的游离、复杂的街区权力关系对组织专业承诺的消解、陌生人社会与自治困境对关系构建的挤压是社会组织“悬浮”社区的主要诱因。社会组织“回归”社区必须因应现实,实现双重嵌入。要上下统和促进社会组织的结构性嵌入,在政策组合上给予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更充分的支持,并注重地方政府治理理念与行为的调试和优化。要内外联动推进社会组织关系性嵌入,通过社区场域的协同再提升充分释放社会组织专业活力,并推进社会组织自治的再完善以不断提升扎根本土情境的能力。     

论社区自治

急剧走近的“社区自治” ,既是一个热点实践问题 ,又是一个焦点理论问题。自治是一切社会组织的生命线 ;而专门机构、专政机关则是国家的根本维系。社区的出现远远早于国家 ,并将在国家消亡后长期存在下去。它是社会的物质外壳与载体 ;社会则是社区的内容和本质。社区既然属于社会范畴 ,不讲自治 ,就没有生机和活力。我国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委会和村委会覆盖了全国每一个基层社区和每一个公民 ,应当以其为主要阵地 ,以“直选”为突破口 ,调动人民的积极性 ,全面搞好社区工作。各级政权机关 ,兼任社会组织和国家机构双重角色 ,在充分发挥其专政功能的同时 ,尤其要全力体现其高层次自治组织的管理、协调功能 ,使我国全部社区进入健康、高速、稳定发展的统一程序。     

社区治理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日本的社区建设采取行政与自治相结合的混合治理模式,新加坡的社区建设是政府主导的治理方式。两国社区治理的做法与经验对我国的社区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坚持存量盘活、增量添彩的基本原则,发挥政府的资源与政策优势,引入契约合作模式,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推广“三社互动”,创新社区党建,实现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     

社区自治与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

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基层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往实施的行政全能主义的传统治理模式正面临挑战.社区自治是培育基层社会自治能力的起点,也是重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基础,有助于形成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结构与服务型的治理模式.为了实现治理模式的重构,社区自治要实现三个转变,即自治主体由单一向多元的转变,自治手段由简单向复合的转变,自治目标由行政管理向民主自治的转变.     

社区治理绩效损失:生成机理与矫正策略研究

城市社区基层自治的制度设计是我国基层民主治理的一个重要实践.城市社区治理机制的研究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城市社区自治是一个多元协同治理的典型.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治理水平和能力将决定着社区治理的整体绩效.文章深入解构XZ市某社区的治理功能失调的案例,提出了社区治理绩效损失的理论模型,基于绩效损失的理论视角,文章分析了不同的治理主体在该社区治理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行为、过程和结果,并分析了社区治理主体行为与绩效损失的内在联系,讨论了城市社区基层治理功能衰减、弱化的内在诱因.借助该社区治理绩效损失的生产和选择过程,帮助人们在绩效损失的视角下全面理解我国新建社区在自治的治理机制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在分析社区治理绩效损失生成机理的基础上,提出有效规避基层社区治理绩效损失的对策建议,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新的"抓手".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何以可能?——迈向经验解释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既是当前我国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现实基础,也是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我国城市社区呈现出社区组织碎片化、社区公共性衰落、社区生活个体化三大新困境。"社区治理共同体"成为化解城市社区问题的有效理念。此共同体以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为主体,以社会再组织化为手段,以实现社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为根本目标。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社会、国家参与社会自治组织实现合作主义的具体实践。这不仅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更有利于加强基层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社区行政化的反思:现实与选择

社区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行政化使政府效能改善和公民社会发育陷入双重困境,社区行政化源于路径依赖,解决这一困境的根本途径是引入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念,推进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综合改革,构设社区事务分类治理体系.要缩减政府在社区的权力,回归社区自治性质,需要进行社区事务分类治理,推进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综合改革.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打造出一个.小而强"的政府,培育出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     

智慧社区建设的“社区性”——基于技术与治理的双重视角

智慧社区建设体现了信息技术与社区治理的结合,但其社区属性却常被忽视。从技术应用和社区治理的双重视角出发,基于一项社区调查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社区治理水平影响了智慧社区建设效能,社区参与则能够直接或间接通过促进社区治理提升智慧社区建设效能。这两种效能提升的“社区性”路径都有助于提高居民对智慧社区项目的需求。此外,虽然居民数字能力鸿沟是智慧社区建设的主要障碍,但社区参与和数字能力形成的“互补性”对破解“数字鸿沟”问题也具有重要作用。在强调需求导向的智慧社区建设中,重视社区参与、社区治理等“社区性”元素,能够提升数字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和普惠性。     

“行政—专业”的双重调控：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运作逻辑

项目制下的政社互动业已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但现有研究大多忽略了枢纽方对政社关系的影响。文章以W市社会工作联合会的策略为重点,考察枢纽型社会组织如何影响政府和社会服务机构的互动。枢纽型社会组织具备行政与专业的双重属性,其以管理方或委托方的身份入场后,既突破了现有“政府—社会服务机构”和“政府—乡镇街道—社会服务机构”项目运作模式的科层桎梏,又将原先的控制机制扭转为一种新的议价机制,使得政社互动更具协调性。项目运作过程中,枢纽型社会组织选择性采用“加总”“补偿”“包装”等策略,为社会服务机构谋取更多的专业实践空间,呈现出“行政为基、专业为本”的内在逻辑。     

走向共治共享的中国社区建设——基于社区治理类型的分析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当前,推动社区治理已成为中国最广泛的共识。通过对我国社区治理发展路径的分析,同时基于我国多年社区建设实践,本文以行政主导型社区、行政引导型社区、多元共建型社区、多元共治型社区作为分析框架,利用全国社区治理调查数据,对我国社区治理类型进行分析与比较,认为行政主导型社区、多元共治型社区呈现的结果都相对少,多元共治型是我国社区治理发展的方向。建议加强社区发展规划,实施社区治理转型升级计划;增强社区的政社互动,实施“三社联动”20版,从而提高社区治理和服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