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叙事前提——评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对马克思的神学解读

洛维特将神学视为历史进步意识的前提条件，将马克思历史哲学同基督教末世论进行同质化理解，是对马克思历史哲学叙事前提的神学解读。从维科到黑格尔的近代西方历史哲学本质上致力于以哲学反思历史、以历史证明神学，持续发展了孕育于历史神学中的历史进步意识，最终实现了对历史神正论的彻底完成，表现出鲜明的神学性质。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叙事前提并非神学，而是“现实的人”及其目的性实践。历史的意义不在于真理的“彼岸世界”之中，而在于“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即“此岸世界”的真理之中。“此岸世界”的真理性源于其构成“彼岸世界”的历史起点，“彼岸世界”是对“此岸世界”的理想形象的建构性反映。世界从现实状态向理想形态的转变过程是历史进步与历史代价的统一，呈现为“更好的当下历史”向“当下历史的理想形态”转化的非线性过程。这一转变过程得以完成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在于，“现实的人”及其以改造现实世界为目的的革命性实践。     

复归"先王之道":德川日本古学派"家礼"思想的批判

德川日本时代的儒家知识人在摆脱佛教丧葬仪轨束缚后,全面继受朱子《家礼》并积极倡导先王礼制中的"古义"思想,将死生观建立在《家礼》仪式的日常实践上,这是日本社会受容朱子学的一项重要课题.与此同时,为使儒家生命礼仪进一步本土化,并论证德川时代家礼与中国"先王道统"一脉相承的合法性,以伊藤仁斋、荻生徂徕为代表的古学派知识人主张跳出宋儒"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的礼理一体观,从"道者统名"的角度重新理解"先王之道"与家礼中"孝弟之道"的关系,并试图在批判宋儒礼学的基础上证明华夏儒学道统的"日本化".古学派通过对家礼思想的本土改造,其本质是要在东亚儒学世界的彼此对视中重新界定"华夷观",对"他者"文化解构的同时彰显"自文化中心主义".     

论中国人的基本精神动源

就基本精神来看,儒家以"人生"为视角,主张正视世俗世界,强调主体的责任担当,表现为"刚健";道家以"场域"为视角,主张面对自然世界,反对人为的"勉强",表现为"任运";佛家以"人死"为视角,主张面对"彼岸世界",反对"执著"世俗世界,表现为"出世"。因此,儒、道、佛对于人生具有不同的意义:儒家主张"拿得起";道家主张"想得开";佛家主张"放得下"。在此意义下,儒家精神可比之为"粮食",道家精神可比之为"空气",佛家精神可比之为"药"。不过,三家均不能单独解决人生所有问题,而须互相协作,共同为国人提供基本的精神动源。     

法先王与中国传统治道范式的构建

法先王是中国传统社会权威治道范式。它向往三代的王道理想,崇尚血缘伦理的王权秩序,尊经崇古而又面向现实。法先王以对逝去的历史的理想化诉求为核心构建治道范式,以确立哲学境界层面上的社会理想来表征自己的范式效应,以超越性的意义整合显现其独特价值,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灵魂。     

东亚儒家社群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以中韩儒家社群主义为例

东亚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以"社群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它在历史上呈现为中国儒家与韩国儒学为代表的典型类型.其中,中国儒家社群主义以"四书学"作为其思想的核心内容,而韩国儒家社群主义则是以"礼学"为中心而展开的.这两种类型的社群主义尽管在历史形态上各有其不同的特征,却具有其作为东亚儒家社群主义的基本品格.在步入21世纪的今天,这种东亚式的儒家社群主义面临着两种发展前景其一是挑战作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其二是转化为儒家自由主义.这两种可能性孰者更大?这主要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历史实践的问题.     

儒家历史理性与个体虚无——以《红楼梦》中曹雪芹为天补石为例

几千年的儒家文化一直信奉的历史王道,但其实质却是历史理性主义。在古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积极的儒家、无为的道家和空虚的佛教中徘徊。曹雪芹认识到了儒家历史王道之中的恶和现实世界之中的无情,于是他选择了为这个无情的世界补情。     

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儒家法哲学

尽管儒家法哲学在今天已经衰弱了,但是,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儒家法哲学在当代中国并没有消亡,它构建了中国人的生活内容.儒家法哲学中的内容并不都与法治思想相冲突,因为传统、文化、宗教、种族等方面的原因,西方的法治思想不可能解决中国司法中面临的所有问题,而儒家法哲学中的道德法则、亲情伦理、"诚"、"信"、"息讼"等内容完全能够成为当代中国法治社会的文化资源,为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提供有益的法律资源,为当代中国的司法实践寻求一条更适合于中国人的法律之路,这也正是复兴儒家法哲学的意义所在.     

“现实”的实践性反思及其价值论澄明——马克思新哲学观的确立及革命意义

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新哲学,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为直接对象,开显了哲学关注、思考和重构现实人的生存与生活世界的先河。这一以"现实"为逻辑规制的新哲学,秉持"社会化了的人类"对于"市民社会"共同体的超越与矫正性逻辑,为历史理性的自我变革做了新的奠基,开创了形态学意义上"文明人类的新哲学"或"哲学的文明新时代",体现并彰显了文明人类实践性理智觉醒的新思想高度;而其在"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宏伟宣言以及所坚定高扬的"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伟大旗帜,表征了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新哲学之新文明高度意义上最为鲜明、最为深刻的人学价值论旨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所开显的,是先进、合理的社会公共价值导向、"美好生活"本位的文明新现实,有力地彰显了中国道路及其伟大创新实践之巨大的感召力和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     

"世界历史"概念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实践唯物主义重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马克思恩格斯以意识形态与实践唯物主义的对立为文本结构,以反讽为主要修辞风格,对"世界历史"概念作了实践的批判性改造."世界历史"是经由施蒂纳中介而来的意识形态语言,它颠倒反映着现代社会整体化趋势;与之相对,马克思恩格斯以世界市场的形成为基础重构的"世界历史"概念,客观地揭示了现代社会整体化趋势的内在机制和历史意义,是实践唯物主义的科学发现.由此,马克思恩格斯既批判了唯心主义的"世界历史"观念,又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     

马克思对传统现实观的变革及其当代价值

"现实"是马克思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马克思改造世界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实现了"现实"概念的变革.这一变革主要体现于马克思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进行了双重批判,指出前者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现实,后者是从客体方面去理解现实,都没有从历史辩证法的角度把现实理解为一种革命的、实践的活动.马克思对传统西方现实观的变革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影响力.按照马克思的现实观,评判社会历史就是要深入社会的实体性内容,立足于实践改变社会.把握与诠释中国的社会现实,就是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实际状况,不断改变"现存"状态的运动过程.     

破解千古"桃花源"之谜——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即湖南的古梅山峒区

<桃花源记>并非纯虚构之作,它是以湖南古梅山峒及其傩坛"桃源洞"为原型,由陶渊明曾祖父陶侃任武冈令时的见闻及结合当时的一些笔记小说素材,所创作的一篇寄托了陶渊明对东晋黑暗社会现实不满的文学作品.<桃花源记>所描写的"桃花源"并非指一个具体的自然村落,而是指整个古梅山峒区.     

古诗中的促句格

“促句”一词最早见于《天厨禁脔》,其创作实践可以追溯到先秦。秦始皇的《峄山刻石》不是促句格,完全成熟的促句格出现在初唐。其创作规则无外乎两条:每句用韵;每三句一换韵。至于篇幅长短,则根据内容需要而定,所谓两叠、三叠之说,均失之查考。     

中国古代哲学家论"和"

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的重要特征是重整体和谐。中国古代哲学家对“和”的问题,极为重视,多有论证,内中不乏精辟之见,显现其智慧之光,发掘这些宝贵思想,对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古汉语中“至今”与“至于今”的演变

古汉语中“至今”与“至于今”是两个形式上相似的固定结构,在使用上有同有异。在汉语发展过程中,“至今”逐渐演变为一个副词,“至于今”在一种用法上与“至今”汇合,在另一种用法上改由四字格固定结构表达。     

"自"非"鼻"刍议

中国古代文字尤其是独体字,一般来说都有用形象来表意的特点,所以研究古文字理应从独体字入手。东汉文字学家许慎未见过甲骨文等早期文字,在分析形声字时,不理解某些形符的特征,因而采用"以声定义"的方法,将作形符的独体字谬解。把"自"当"鼻"来讲,就是此例。     

古汉字中的舟文化

从舟以及含舟意符的几个会意字等古汉字中,可以分析出汉民族远古生活中的舟文化,汉民族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就发明了独木舟,而且舟在先民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论中国古代“中和”思维方式的发生

“中和”思维方式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之一 ,通过对“中和”思维方式发生的研究 ,不仅可以探索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发生的一般规律 ,而且可以深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探讨。本文立足于中国古人的实践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探讨了“中和”思维方式发生的自然、社会条件 ,论述了“中和”思维方式在实践基础上生成的历史过程。     

古代“仕女画”的审美价值

通过对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仕女画的比较 ,指出仕女画的审美取向趋从于不同时代的审美观。     

《古代汉语》中的文化教学

本文认为在古代汉语教学中,在注重字词讲授的基础上,还要注重历史文化的讲授,这样才能更充分的帮助学生理解文意,也可以使更准确的理解词义同时帮助学生了解先民所创造的灿烂的民族文化,培养他们的人文修养,从而激发其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中国古代“服禁”论

“服禁”即服饰禁令,是中国古代国家权力机制对社会成员衣着服饰进行强制干预的各种限制规定。其内容既包括对社会民众服饰的用料、颜色、款式乃至衣长袖宽的尺寸规格限制,同时也包括取缔某些社会服装,强迫社会成员改易他服,彻底废除原有服饰习俗的强权措施。历代服饰禁令的颁布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社会民众衣着服饰的自主选择权利,扼杀了古代社会成员穿衣着装个性化、多元化发展的活力生机,从而使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历史变迁,被打上了十分强烈的专制政治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