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楼梦》看封建教育的破产

《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说:贾府“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也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的人家儿,如今养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一代不如一代”,正是封建教育全面破产的集中体现。封建教育,就是尊孔读经的孔孟之道教育。正如毛主席所总结的,封建社会“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     

贾母的性格层次

在《〈红楼梦〉人物形象的立体美》一文(见拙著《〈红楼梦〉艺术美》)里,我曾认为,贾母的性格包含了三个层次:以老祖母的慈爱为底色,又融合进了贵族气,并且染着“末世”的特点。但在该文中、我未能对贾母的性格展开论述,因而总难免有语焉不祥之憾。故再撰此文以增益之,拓展之。     

末世补天者与乱世佳人——王熙凤与斯佳丽形象异同探源

王熙凤和斯佳丽分别是《红楼梦》和《飘》中两位个性遭遇非常相似的女性人物,二者具有同样觉醒的女性意识,同样传统性与前瞻性相结合的才干,但不同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与时代特征导致了不同的命运和结局:美国南方的贵族小姐斯佳丽生逢其时,成为在旧废墟上建立新生活的女英雄和新旧社会交替中适应北方工业文明潮流的弄潮儿,而中国南方的贵族少妇却因生逢末世,虽妄图补天却无力回天,成为将倾大厦的末世补天者和殉葬品。     

大观园在那里

大观园这座园林,是曹雪芹精心设计的一幅建筑蓝图。随着《红楼梦》的盛行于世,大观园也从而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明义《绿烟琐窗集·题红楼梦》题注写道:“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袁枚《随园诗话》卷二收入明义《题红楼梦》诗二首:“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些差。”“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     

移情式“题咏”与清代《红楼梦》的日常化品评

《红楼梦》在清代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为数众多的“题咏”作品。“题咏”者不仅基于自身视角重新熔铸《红楼梦》的文本情节及其意义,且通过移情式品评展开与《红楼梦》文本的交流对话。作为“题咏”者主体表达与写作欲望的集中体现,“题咏”作品展现出一种兼顾《红楼梦》文本所写、“题咏”者实际境遇及阅读时的心理感受等复杂状况的碎片化阅读乐趣或精神体验。此类碎片化阅读体验往往发生于当时具有一定知识基础的社会群体中,并在“阅读—书写”的固化抒情模式中深度表露了“题咏”者日常阅读的一般精神常态与闲适消遣状态。因此,考察当时人移情式“题咏”的阅读活动,有助于探讨《红楼梦》后世接受的推进方式,藉此分析《红楼梦》在当时知识群体日常生活中的典型价值。     

自有流韵动人处——论《歧路灯》人物形象的塑造

《歧路灯》自一九二七年北京朴社版问世以后,论者常常将它和同一时期写作的《儒林外史》与《红楼梦》相比较。郭绍虞先生认为《歧路灯》是一部“有价值的伟著”,“单从他文艺方面作一估量的标准,则《歧路灯》亦正有足以胜过《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者在。”朱自清先生断言:“单论结构,不独《儒林外史》不能和本书相比。就是《红楼梦》,也还较逊一筹”。蓝翎同志在分析《歧路灯》不受人重视的原因时指出:“平心而论,     

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中国文学史研究漫谈

王国维(1877—1927)在1912年写的《宋元戏曲考》序文中,首先提出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他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王氏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意在推崇元曲。在《宋元戏曲考·元剧之文章》中,王氏称“元杂剧为一代之绝作”,王氏正是有感于元曲“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     

市人小说、“世情书”与《红楼梦》——《红楼梦》艺境探微

历史的源流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里,《红楼梦》是属于“人情小说的分类;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鲁迅又曾把清代小说分成四派,而称“人情派”小说是“以著名的《红楼梦》做代表。”何谓“人情小说”或“人情派”?溯其源流,还要从宋元平话讲起。在讲到“明人情小说”时,鲁迅对它的特点是这样概括的:“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     

鲁迅论《红楼梦》研究和阅读

鲁迅对《红楼梦》研究和阅读的问题,曾发表过一些很好的见解,提出了很中肯的批评。鲁迅很反对《红楼梦》研究中那种主观随意的态度。他说:《红楼梦》是中目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读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集外集拾遗·<绛洞花主>小引》) 鲁迅正是在批评了上述对《红楼梦》命意的种种主观主义的看法之后,紧接着说出了他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的:“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是的,“读者的眼光”确实是不同的。在旧红学家的“眼光”看来,《红楼梦》的主题及其内容便是“《易》”,     

评《红楼梦》评论中流行过的几个观点

一九七三年,《学习与批判》第二期率先发表了徐缉熙的《评<红楼梦>》,其后,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大量评论《红楼梦》的文章,出版许多有关的著作。在当时发表的文章中,流行的有如下几个观点:一、《红楼梦》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二、第四回“护官符”是“全书总纲”;三、《红楼梦》“写的是政治斗争,爱情不过是掩盖”。作为学术问题,这里仅就上述观点说一些看法。     

“纲目”和“真假”

王希廉先生一八三二年在《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卷首《红楼梦总评》中说: “五回…是一部《红楼梦》之纲领。” 他第一次提出一种假说,来说明《红楼梦》的大的结构。这就是所谓“纲目说”的滥觞。这种理论,把《红楼梦》分为“纲     

《红楼梦》原型“主南说”的集成之作──读严中《红楼丛话》《红楼续话》

由对《红楼梦》的研究而形成的“红学”已历经百年。如今“红学”已发展成为与“敦煌学”、“甲骨文”地位相当的中国三大显学之一。多年来,红学领域争论不已,热点纷呈。《红楼梦》的原型问题就是多年来争论的热点之一。这也很自然,因为搞清作品的原型（模特、蓝本）是...     

评“爱情掩盖”说

一打从《红楼梦》问世以来,把它看成另有寓意的政治小说的观点就存在着。说法不一,但大部分都认为作者在文字之外总隐藏着些什么言外之意。七十年代,一些评论《红楼梦》的文章也宣传过类似观点。这种观点,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就是爱情掩盖说:《红楼梦》是写政治斗争的,谈情是为了打掩护。柏青的《封建社会末世的历史画卷》大概可算作是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讲了一通雍正如何阴谋夺位,曹家如何因此一败涂地之后说: 然而,在乾隆这个封建专制统治空前残     

文不在短,引人则佳——读《红边脞语》

作书难,读书也不易。不然曹雪芹又何必发“谁解其中味”的慨叹呢?《红楼梦》博大精宏,加之作者患人知又患人之不知,《梦》便与朦胧结了不解之缘。梦,实即朦胧,证以之语音学:朦胧急言合成为梦,梦缓言分切之音是为朦胧。《红楼梦》幽微深旨,朦胧实难索解,尝愿善解者醒我朦胧。胡文彬同志《红边脞语》问世,捧读之下,大喜过望:“昧然罔觉者”明矣,“昏然莫辨者”昭然。     

再造范式：胡适《红楼梦考证》现代论争的思想史价值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学者对胡适《红楼梦考证》的长时段批评,呈现出赞誉与批判并存的态势。赞誉者主要基于知识“兴味”与“红学史”,肯定该文的“考证”方法契合了现代人的知识结构,推动《红楼梦》研究进入新的“阶段”。批判者不仅否定该文的“材料”使用与纠缠于“政治问题”,而且意图构建适应现代社会情境的新艺术性研究范式。这是一种以现代学者“当下”需求重构《红楼梦》“过去”意义的言说模式,诱导世人对《红楼梦考证》的“未来”价值予以新的研判。可以说,《红楼梦考证》的现代批评是时人以“新目光新方法”的文艺批评为抓手,努力参与现代社会文化建设的一个缩影,理应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     

《桃花扇》主题思想略说

<正> 关于《桃花扇》的主题思想,作者孔尚任自己在剧本前边的“小引”中说: “《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观者感激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这里作者明确指出,是要用戏剧的形式,总结历史的教训,让人们了解朱明王朝所以灭     

试论《红楼梦》创作思路问题

《红楼梦》的创作,经历了《风月宝鉴》→《石头记》→《红楼梦传奇》→《红楼梦》→《金陵十二钗》复杂的演变过程。《红楼梦》是今本《红楼梦》的第四稿。“吴玉峰则题曰《红楼梦》”。①《省亲》回是《红楼梦》创作灵感创作的开端故事,随后,它速成一块十七回《红楼梦》。它原来在“贾探春理家”之前《情切切良宵花解语》位置上,而后被作者向前移至“葫芦案”和薛宝钗“正值他才过第一个生辰”②故事之间位置上。然后,曹雪芹沿着这里往下创作,直到“末回《警幻情榜》”③为止,从而创作出“百回”④《红楼梦》。而后,曹雪芹将《上三十回》⑤压缩成三回《红楼梦》,放在第四回之前,作为小说的开端,之后,他又从开端修改下去,成为“百十回”⑥《红楼梦》,但始终未改变《红楼梦》创作思路。《红楼梦》创作思路既不同于《风月宝鉴》创作思路,也不同于《石头记》创作思路。这为统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红楼梦》结构、主题提供了科学的基础。     

说“解梦”话“猜谜”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连续播送《红楼梦》讲座,“解其中味”。而有人就批评“解味”者是“猜谜”。被批评者总不正面回应“猜谜”之法对与不对。我则认为“猜谜”也是“解谜”,是研究《红楼梦》及其一切谜书、奇书的必由之法,舍此别无他路。     

武汉《红楼梦》学会召开第三次当代红学研讨会

自3月13日《书刊导报》以一版头条地位加“编者按”套红发表段献民《为世人前所未闻、为学者前所未想;震惊人类的发现——《红楼梦》应有两部:王国华替曹雪芹完成〈太极红楼梦〉》一文以后,迅即产生轰动效应,大陆及香港的数十家报刊纷纷摘载此文,从而引起海内外人士的广泛注目。5月14日,武汉《红楼梦》学会在湖北大学召开“第三次当代红学研讨会”,就《太极红楼梦》问题、《红楼梦》的结构艺术及红学研究中实事求是的学风建设问题进行了探讨。     

“瓶中之舟”

据说,香港作家金庸(本名查良镛)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的英文翻译者闵福德(John Minford),认为翻译《鹿鼎记》比翻译《红楼梦》困难。在比较两者的时候,他说：《红楼梦》具有全球性,前者却“植根于中国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