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论与东方共同诗学

要确认"东方诗学"的存在,就要首先确认"东方诗歌"的内在联系,要确认"东方诗学"的内在联系,就要分析"东方诗学"内在结构,就要去发掘、发现它们共有的基本诗学概念。通过古典诗学文献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庄严"与"韵意"两个概念统括南亚诗学,"风"与"气"的概念流贯东亚诗学,"对比"与"律动"的概念贯穿西亚诗学。而以"味"这个共用诗学范畴为纽带,南亚、东亚、西亚三个区域诗学又形成了三元一体的"东方共同诗学"。     

中国古代诗学“兴会”论

“兴会”是我国古代诗学中表示灵感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观点。“兴会”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反映了古人对文学创作活动的心理特点和规律的认识的逐步深化。“兴会”理论蕴涵着极有价值的文艺创作心理学思想 ,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文学创作中灵感现象的本质与特征 ,进而认识和把握文学创作的心理规律 ,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经学与魏晋诗学的关系

经学与魏晋诗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儒家经典诗学对魏晋诗学的深刻影响以及魏晋诗学对儒家经典诗学的重新阐释上,二者形成了一种生生互证的关系。魏晋诗学无论是以宗经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论,以尚德为核心的主体价值论,还是文质为核心的审美构成论,以雅颂为核心的审美范式论,都直接接受了儒家经典诗学的影响。然而,魏晋诗学的价值观念、理论形态、审美风尚又都渗透着特定时代多元文化的因子,如援道入儒的思想倾向,艺术创新的审美追求,《诗》《骚》并重的审美取向等,这使得魏晋诗学在对前代诗学的因袭中又投映着“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时代印记。     

船山诗学的“势”论

船山从美学高度上论“势” ,以“意中之神理”对“势”作了明确的界定 :“势”乃主客浑融的境界中自然流露出的独特的意趣和神思 ,且与“趣”、“韵”、“致”等近 ,现代美学范畴有一定的联系。“势”的生动性、含蓄性、自然性、动态性等特征又拓展了其内涵。     

中国古典诗学的性情阐释

重情体性是中国诗学的传统精神。中国抒情诗的发达,表明了中国艺术的情感谱系是十分丰富的。社会情感和个人情感交错融合,构成了颇具特色的艺术审美风貌。中国古典诗学十分关注情感与艺术的关系,并从这一角度对艺术发生以及艺术形态进行了充分地阐述。     

德里达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之比较

本文通过解读雅克·德里达 (JacquesDerrida)的《何谓诗》一文 ,阐述了德里达的诗学 ,并指出了德里达的诗学同中国传统诗学的一些相似之处。德里达不落西方传统诗学的窠臼 ,用两个词回答了何谓诗这个问题。这两个词就是“记忆”和“心灵”。     

论诗诗与南宋后期诗学批评

有宋一代,论诗诗是与诗话同等重要的诗学批评形式,研究宋代尤其是南宋后期的诗学批评及其审美建构,论诗诗是不可忽视的一个考察领域.文章着重从数量、诗学批评价值及繁盛原因等几个方面对宋代论诗诗作出考察.     

论海德格尔诗学的中国色彩

海德格尔诗学思想因与中国传统文论具有某些相通性而带上一定程度的中国色彩。这一方面表现在海德格尔诗学强调文艺作品的审美特质在于能够呈现出一种超越文本之外的境界;另一方面表现在对这一文外之境界的认识,海德格尔诗学也像中国文论那样强调其不是立于人们面前的认识对象,而是与人融合为一的境界,人只有进入其中才能体会和把握它。从根源上说,海德格尔诗学之所以带有中国色彩是因为他用以思考文艺问题的“存在”观念与中国文论用以思考文艺问题的老子的“道”论具有某些相通性。     

先秦“文”“质”之争与礼学的演进

“文”“质”之争是先秦以至两汉时期思想家们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提出文质彬彬的价值原则,主张外在的仪节与仁义的品质协调相配、先天的生理素质与后天的礼乐教化和谐相济,但其无法割舍对“礼文”的价值追求,这使儒家的文质论在现实中表现出文在质先、文繁难究的弊病,也招致了儒家以外诸子的攻讦.他们或批评儒家质论的偏颇,指出其以道德本性代替自然本性,或批评儒家“礼文”的价值立场所带来的奢靡之弊.作为回应,汉代儒者将“文”“质”发展成为两套礼乐制度,并与“三统说”相关联,形成一套“文质再而复”的社会历史观,以“文质相救”的动态平衡取代“文质彬彬”的静态平衡.     

苏轼诗学思想中“物”之审美化的生存论探源

在苏轼诗学思想中,＂物＂是一个重要的核心范畴。在生存论的视域中考察苏轼对＂物＂之为＂物＂的理解,廓清苏轼关于＂物＂的审美化的认识,对于苏轼诗学思想和人生哲学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苏轼认为,人与物是原初关联的存在,他们同生共在,＂无心而一＂,圆融浑化。物性的遮蔽与人性的丧失,是本根处是一体的。＂物＂的澄明,是人返朴归真的前提与标志,也是＂物＂赢获审美属性的本源。＂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是心境,也是物境,更是艺术创作与现实生存的审美之境。     

浅议翻译中的语篇风格

翻译最基本的特征 ,是其语篇受双面的约束。一方面受原语言语篇的约束 ,另一方面受另一文化读者所拥有的交际语言的条件所约束。在把原语言语篇译成目的语语篇时 ,应使目的语语篇与原语言语篇有相同的语篇风格 ,以期达到目的语语篇对目的语读者有原语言语篇对原读者相同的效果     

日本诗话对清代诗文的接受与批评考论

在对清代诗文的接受与批评问题上,日本诗话作家以域外视角进行品评,虽然他们之间的角度不同,理解各异,但其中颇多精辟之见,可为当今的文学批评提供新的视域和阐释维度,亦可见中国诗文创作之风和诗论之见对日本汉诗和诗话创作的影响之深,值得我们深入发掘。     

论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向--从古今《诗经》研究中的某些问题说开去

文化诗学是一种跨学科、跨文本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它的基本原则有三一是重建文化语境;二是尊重研究对象固有的互文本关系;三是将文本、体验、文化语境三个研究层面联为一体.这些基本原则可以在先秦两汉<诗经>功能演变与儒家诗学生成轨迹之若干问题的研究中得到很好的说明和印证.     

中国现代新诗的诗体建设问题

中国新诗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诗体建设的形式问题,新诗作者普遍滥用自由,导致新诗文本的浅白、啰唆和枝蔓芜杂。因此,新诗作者应有意识地向中国古典诗歌学习,强化形式意识,注重新诗诗体建设,从而有效地提高新诗的整体艺术质量。     

论唐代以后古代汉诗的诗体建设

古代汉诗的历史是诗体的规范与解放的对抗与和解史,形成了多种准定型诗体和定型诗体。诗体法则与诗体自由之间、定型诗体与非定型诗体之间的和解在唐代以后最为明显。唐代是汉诗的定型诗体建设的高峰时期,格律诗成为古代汉诗中最重要的诗体。但是准定型诗体甚至未定型诗体仍然存在。从唐代起,出现了一元(格律诗)主导下的多元(词、曲)并存的诗体格局。准定型诗体词和曲具有一定的文体调和作用,缓和了诗体法则与诗体自由的矛盾,打破了格律诗的诗体独裁,防止了汉诗的极端定型,同时对维护格律诗的正统地位、维护古代汉诗高度重视诗体的定型与规范的传统意义重大。尽管唐代以后出现了汉诗诗体的由定型诗体向准定型诗体转化的诗体解放趋势,但是只是适度的诗体改良,诗体的流变具有继承性,并不否认前代诗体,同一时代的诗体既有主导诗体,也有辅助诗体,这种诗体格局在清代仍然存在。这种诗体格局与文人的生态休戚相关。     

主体性精神与全方位的诗学探索--论吴思敬的诗学思想

"主体性"在吴思敬那里一方面表现为一种诗学人格精神,另一方面也作为观念原则和逻辑原则贯穿在其全方位的诗学探索中,并由此构成其诗学基本理论的建构和诗歌批评的中心观念、逻辑脉络和评判标准.     

臧克家:现实主义与中国风格

臧克家是中国现实主义新诗的开山人之一。他从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其一,他推进了新诗对旧中国农民和农村的吟唱,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位诗人能够如此成功地抒写农民和农村。其二,他推进了中国现代叙事诗的建设,他的叙事诗是诗人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的交融。臧克家是一位中国韵味十足的诗人。他有意识地向中国古典诗歌汲取养分,予以现代化改造,铸造自己作品的中国风格。他的诗具有含蓄蕴藉的抒情方式,重"藏",诗在诗外,笔有藏锋;他的诗运用素朴精炼的言说方式,精炼,而又大巧若朴;他的诗追求谐和悦耳的音乐方式,"敲声音",是臧克家炼字的标准之一,他寻觅着音节和谐,铿锵动人,增加读者听觉上的美感。在新诗发展史上,像臧克家这样深刻的具有中国风格的现实主义诗人实在很少,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     

《易经》英译的诗学探究

《易经》是一部极具文学性兼哲理性的中国古代经典之作。《易经》因文本的特殊性而导致了其在字词、句式和修辞层面的翻译难度。因此,语言文字层面,应该注意上古时期文字的特点,在准确把握文字训诂同时发掘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文化、心理等因素;句式层面应该注重译文对原文的节奏和韵律美的重现;最后还要在修辞层面做到准确把握《易经》卦爻辞中所隐藏的内涵,真正体现其精神思想和实质。     

从天人观看中西文化的本源性差异及其融合

天人关系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这个问题成为困扰中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核心点。从此核心出发,方能正确认识中西方文化的本源性;方能解释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其他一切差异。因此,通过探讨中西文化之间的这一本源性差异,以寻求新时期中西文化之间的融合与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