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事物的方式:欧美人类学语境中的电影研究取向

电影作为一种视觉文化,已成为人类学者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文本.当代人类学语境中的电影研究,已成为人类学者观察社会的文化视窗.电影研究进入人类学研究视域,带来了电影研究方法论的变化.人类学者将电影视作文化系统中的文化符号与视觉表征,并采取不同研究取向展开影像研究.当代人类学电影研究已出现符号学取向、民族志取向、感知人类学取向及新艺术史取向,他们从各个不同取向的影像中观看社会的文化意义与社会结构.     

看事物的方式:欧美人类学语境中的电影研究取向

电影作为一种视觉文化,已成为人类学者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文本.当代人类学语境中的电影研究,已成为人类学者观察社会的文化视窗.电影研究进入人类学研究视域,带来了电影研究方法论的变化.人类学者将电影视作文化系统中的文化符号与视觉表征,并采取不同研究取向展开影像研究.当代人类学电影研究已出现符号学取向、民族志取向、感知人类学取向及新艺术史取向,他们从各个不同取向的影像中观看社会的文化意义与社会结构.     

视觉人类学视域下的新世纪中国影像民族志文化书写

近半个世纪以来,为化解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学民族志所遭遇的“表述危机”应运而生的视觉人类学获得长足发展,作为视觉人类学研究手段和书写文本的影像民族志明确表征民族志书写的“视觉化转向”,成为人类学领域最不可忽视的存在。新世纪中国影像民族志在视觉人类学视域下获得了更为深广的书写品格。文化视野进一步拓展,由“远方”走向“庭前”,关注身边的文化事象,及时承接“回归生活世界”的学术转向;在文化使命上由“文化抢险”和“抢救旧文化遗存”逐渐转向文化书写和文化建构,承担起关照当代民族文化视角,审视文化变迁的轨迹和脉络的功能;在文化表达方面展开人文关怀,对当代多元民族文化的表达和对情感唤起等方面显示出不凡的表现。新世纪中国影像民族志以明晰且具民族化的叙述方式和影像风格,为世界人类学研究提供独特的“中国样本”,为世界影像民族志提供美学范式。     

人类学家乡研究的反思与辩护——基于两项教育民族志的研究

“家乡研究”是中国人类学的特色领域,其长短得失一直是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作者以自己的教育民族志研究为经验基础,对人类学家乡研究作了反思和辩护。     

情境中的平面设计人类学

当下人类学领域谈及电影和摄影如何传达民族志信息的文章已经不胜枚举,视觉艺术和超媒体的作用也得到了不少探讨,但却鲜见平面设计在人类学中的应用的有关讨论。本文将围绕"水牛镍币创意团队"(Buffalo Nickel Creative)的一项民族志文本插图设计作品,探讨平面设计在人类学领域的可能性,尤其是社会设计、商标、拼贴在创造情境化知识、挑战现存权力方面的潜力。     

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民族志方法探索

音乐人类学民族志是音乐人类学家对“民族志”这一研究方法的跨学科应用。研究者运用民族志方法研究音乐人类学大致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20多年来,许多音乐人类学家纷纷把民族志研究方法应用于音乐人类学的研究,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逐渐成熟起来。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包括确定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对象、作为搜集资料方法的“参与观察”、作为研究成果的音乐人类学民族志报告的撰写等。     

“学者电影”的主张与逻辑

"学者电影"不是某种影片类型,而是一种学术价值取向,是强调学者主体论(作者论)和学术独立性,反对迎合强势媒体和主流的话语体系,反对模仿商业化工业化的制作流程和方法的创作观念。它抵制在影视人类学和人类学电影制作上的泛学术化倾向,同时鼓励学者为学术表达而不拘泥于传统的或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像作者写作一样建构影像志民族志作品。"学者电影"也有构建独有的叙事流派影响社会生活的企图心,也可以说,"学者电影"是人类学影片"作者论"的代名词。     

《北方的纳努克》启示:民族志电影方法论研究

作为世界电影史上的第一部长篇纪录电影,《北方的纳努克》成功建立了迄今还在广泛使用的纪录片创作模式。作为民族志电影的先驱和启蒙,本片也一直是人类学关于艺术与科学的讨论焦点。在方法论上,影片的参与观察、合作反馈、文化表演等方法启发了以让·鲁什为代表的民族志电影制作者;在认识论上,本片对当地文化深刻的洞察理解与人类学精神本质吻合。尤其是影片提倡"发现"与"探索"的创作宗旨,成为当代影视人类学"观察电影"的核心概念。在《北方的纳努克》启发下,西方民族志电影朝向人类学知识的理解而迈进。     

虚构式影像民族志:内在世界的视觉化

"虚构式影像民族志"是一种与虚构电影相近似的影像民族志类型,其基本特点是以非现实性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展现某种社会文化的基本形态与核心价值。影像民族志作者可以根据田野调查所掌握的事实资料,以虚构的情节为架构,由族群成员采用表演的方法,以描述、表现、反思和重构等表演技巧,展示该族群的文化内容,挖掘深藏于表象之下的内在世界。由于理论稀缺以及实践难度,"虚构式影像民族志"在世界人类学界较少有人尝试,成功的民族志文本更为罕见,但其在人类学领域内的学术潜力却值得进一步开掘。     

田野工作资料收集的若干问题

资料收集是田野工作的核心,是从事民族志写作的基础,是一切人类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资料的收集对每一位人类学研究人员和民族志作者来说,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中不仅阐述了人类学资料收集的途径、方法与要求,而且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参考案例。同时,还指出了人类学研究资料收集需要注意的具体事项,旨在为同行提供一点借鉴。     

人类学表述危机与"深描式"影像民族志

1970年代以来,人类学从实证到阐释、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范式变迁,不但改变了当代民族志写作的基本面貌,也为影像民族志从人类学学科边缘向核心领域的推进提供了新的、有效的理论支撑.以格尔茨的"深描"理论为框架,视觉人类学界倡导以"语境强化"为表征的"深描式"影像民族志,在1970年代,由美国人类学者拿破仑·查格侬和蒂莫西·阿什进行的亚诺玛莫人系列纪录片,便是这一学术嬗变时期的代表性影像民族志,甚至成为1980年代以来民族志"写文化"转型的先声.     

论民族志电影的内涵和外延$

如今,民族志电影或者被理解为关于少数民族的电影,或者被理解为关于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知识的电影。然而,这些理解都没有触及到民族志电影的真正本质:非虚构的影像获取方式、跨文化交流特征和实验特征。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志电影,应该借助影像纪录的设备和工具去发现和探寻未知的知识,而不是复述既有的知识;揭示潜藏在表象背后的真相,而不是机械复制和呈现表面化、场面化的内容;展现影片制作者和被拍摄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简单遵循某种表述模式而刻意回避或建构关系状态。除此之外,民族志电影制作者应该充分施展娴熟的拍摄和剪辑技能,让民族志电影摆脱民族志文字研究表述惯性的影响和制约。同时,民族志电影制作者也应该坦然面对影像叙事的局限性,并试着把民族志电影理解为一种探索世界的方法,从而确立民族志电影的独立人格。     

民族志与作为过程的人类学:读英戈尔德在拉德克利夫-布朗讲座上的演讲稿

蒂姆.英戈尔德在"拉德克利夫-布朗讲座"上发展演说,认为人类学不是民族志,或者更精确地说,人类学不等于民族志;人类学不是"研究谁"的学问,而是"和谁研究"的学问。说人类学不是民族志或民族志不等于人类学是个偏激的说法,比较贴切的表述是民族志是人类学的一部分,二者不存在对立,也不能截然分开。民族志和人类学共同构成一个开放的研究过程:一是纵向上运动中的时空连续;一是物质为一端、精神为另一端的"心物"连续。     

记忆、识别与照料政治：老年失智症民族志田野研究的启示

老年失智症是近年来医学人类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老年失智者作为一种生命的存在形式,给人类学长期关注的人格与生命等基本理论命题提出了挑战,即如何从本体论去理解、从方法论上去体验这种新的生命形式?本文通过对人类学相关诊所民族志和照料民族志的评述,指出老年失智症所揭示的不仅仅是老年人照料和护理等医学领域中的应用问题,它更多提供给人类学家一个审视诸如人格、认知、识别、承认与照料政治等一系列人类学相关概念的独特视角。同时,对老年失智症的民族志田野研究的相关成果也极大丰富了当下人类学界"本体论回归"浪潮的经验性知识,将人类学对记忆的讨论从公共领域,集体记忆扩展至人类的认知领域,最终体现出人类学之科学与人文兼容的学科特质。     

人类学民族志的方志渊源

我们承认人类学、民族志等概念来自西方的同时,也不应忽视方志学意义的民族志对人类学意义民族志构成的影响和渗透。一方面,方志民族志与人类学民族志共享着“志”的功能,即对资料性的强调;另一方面,方志民族志也影响了人类学民族志田野考察的时间长度和研究深度。     

人类学民族志视野内的中国朝鲜族研究——基于对"中国西南非汉族群"民族志与"韩国人类学"民族志成果总结与对比的反思

宏大叙事是当下社会科学领域内中国朝鲜族研究的主要特点.文章在对中国西南非汉族群与韩国人类学民族志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中国朝鲜族缺乏人类学民族志的不足进行了反思.并进一步的认为可以在区域社会的视角内,结合当下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以及多点民族志的方法开展相关的中国朝鲜族民族志研究工作.     

论民族志研究方法及其在商务实践中的运用

经典的民族志与人类学的传统密不可分,目前,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正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工商管理世界。人类学民族志与工商管理民族志的主要区别在于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人类学家的民族志研究传统上以奇异的文化为对象,而工商管理民族志研究的重点则在于工商组织及其经营领域。这一人类学方法也区别于其他定性和定性的研究。民族志方法应用于对企业文化、消费行为、区域、民族群体及其对工商业务的影响等方面,具有其他研究方法难以替代的价值和作用,为解释人们的反应以及影响他们行为的原因提供一个更好的路径,从而从中揭示了那些不容易看明白的非正式的社会结构以及紧张的行为模式。     

合法性的重新确立——贝特森和米德的视觉人类学实践

在20世纪上半叶视觉实践在人类学研究领域处于低谷的背景下,贝特森和米德在巴厘岛的田野工作中发展出一套系统的视觉材料的获取、研究和呈现的方案,并在方法论和观念上重新确立了视觉实践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合法地位。然而,对于他们选择视觉方式展开人类学实践的原因,以及基于实践所产生的观念性的影响,目前还缺乏系统研究。以贝特森和米德关于巴厘人性格的民族志研究为核心,以他们的学术著作、访谈、信件和传记为资料,参照二人自身开展人类学研究的脉络,本文用观念研究和实践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本文指出,贝特森和米德重新发现视觉实践对于人类学田野研究的重要价值,首先在于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对于功能主义文化分析范式的反思和对于人类文化中心理和情感要素的重视,同时在具体的视觉实践中,他们又征用了科学主义的话语,将视觉资料视作展开文化对比研究的客观证据和呈现人类学研究成果的传播媒介。本文还在视觉媒介的科学与艺术属性的争论框架下,反思了米德对视觉人类学的科学主义的建构。     

视觉人类学与视觉文化研究

在人类对世界的感知中,视觉信息占了很大比重。古往今来各民族丰富的视觉文化,为视觉人类学考察提供了广阔的“田野”;人类学自身的跨学科优势,也为视觉人类学研究给予了深厚的学理支持。视觉人类学不仅可以与人类学母体的主要分支学科有机结合,对文物、艺术史、民间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开研究,也可以对语言人类学中的可视性符号、体质（医学）人类学中的“内景反观”异视现象进行探讨;而视觉人类学以影视拍摄为主要方法的影视民族志表达,已经成为人类学书写的一个重要方面。21世纪以来网络和数字媒体开启的视觉新时代,为视觉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拓展了更大的空间。     

理解公共人类学学科内涵的四个维度

公共人类学的知识和成果要面向社会公众,民族志写作要做到思想是深刻的,但表达却是通俗的,并借助大众媒介传播人类学知识、主张和观点,使民族志成为跨专业的乃至公众的读物。公共人类学是“为公众思考”的人类学,应带着强烈的公共关怀意识,站在民众的立场服务于社会公众,为社会大众的福祉进行呼吁和辩护。公共人类学将公共领域作为一个“新的研究对象”予以常规化,其田野调查点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小社区或村落,可以是现代社会中随处可见的公共场所。公共人类学家参与公共事务的角色不仅仅是提出忠告或建议,应从麻烦解决者转变为决策者,从参与者转变为管理者。公共人类学研究者应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和道德担当意识,不仅要传播人类学知识、文化多样性知识,而且要充分利用学科优势和专业知识,引领新时代的价值观念,对人类的前途命运抱有终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