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名胜景观的生成与传承

中国古代景观游赏经历了从自然景观走向人景合一的名胜景观的过程。名胜景观作为景观之有“名”者,是无数文人士大夫、知名人士共同参与的自然与人共生的结果。“名胜”最初指“人物”,常有交游、赏景、文学、学问等特征,属于名流群体,与山水及景物游赏多是相关的。“景物”之“名胜”,起源于魏晋名士与山水之间的相互作用,伴随着魏晋至唐宋怀古情绪的进一步发酵,山水景物因“名胜”人物的参与,逐渐成为知名景观,宋至明清时期,“前贤”影响下的“胜迹”发展为“景物”之“名胜”,“名胜”具有了“人”与“景”的双重含义,人景合一的“名胜”景观成为士人游赏追寻的目标。中国古代名胜景观的传承集中体现了古代景观文化中的“慕古”与“述古”传统,这是以人及与人相关的故事为核心的传统,具体表现在基于“名人”及“文献”的景观文化传承,具有层累的特征。历代诗文、志书等文献有效传播并保存了古代景观的文化和历史信息。士人游赏名胜,往往根据以往的诗文或志书追溯名胜的历史及相关人物,并以自己的创作或记述继续丰富名胜的文化史。地志类文献亦在前人撰述的基础上考证并记述景观文化的传承脉络,形成丰富的景观记述体系。这一传承模式影响了古代名胜景观物质...     

浅议中国古代文献的民族特质

在中国古代文献的哲学认知体系和文献样式的最初形态及发展演进过程中，充分体现着中华各民族历史文化特征。该文从探讨中国古代各种类型的文献入手，探讨了我国古代文献的民族特质。     

试析我国古代“诚”与“信”思想及语词的发端

诚信是我国传统道德重要的规范之一。对传统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经济上的经营之道，政治上的为政之道及伦理道德的养成之道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诚信”作为一种道德范畴，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前的上古时代就开始萌芽了。它起源于人们日常活动及人对自己行为的自觉自律。而“诚”与“信”又是两个有着不同含义、相对独立又可互训相通的字。“诚”与“信”最初是单独使用的。从先秦开始，“诚”与“信”即开始连用，意义没太大变化。     

中国传统司法“用谲钩慝”之术合理性反思

诱导侦查并非外国才有，在中国古代的司法文化中也有体现。中国传统司法文化中的“用谲钩慝”之术类似今天的诱导侦查。中国古代司法文化中的“用谲钩慝”之术，既对疑难案件的解决“固不可废”，亦“免于追捕之烦”，具有特定时空下的合理性，该经验之术是古代司法智慧的结晶，具有周延性与可借鉴性。依据诱导公式理论，诱导侦查措施的使用存在一定限度。现代法治社会中，有必要对侦查机关的诱导侦查权力侵入保持警醒，当明晰诱导侦查的使用条件，使侦查方法从规范化、合理化逐步走向法治化。     

酒文化中的杯

中国酒文化举世闻名。其所以如此，不仅仅在于酒本身，更多的是因酒而生发种种在日常生活中的“礼”与“情”，显示出东方传统文化的一道异彩。在酒文化的“礼”与“情”中，杯作为一种饮酒器，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不过，古代的酒杯名称很多，造型各异。最初，通称为“爵”，后常称为“觞”，再后“觞杯”同称，到了唐宋，则将饮酒器多称为“杯”了。其质地有铜、金、银、玉、牙、角、陶瓷之分，秀陋不一，用途则一致。     

“愈”之本义

“愈”之本义王海根“愈”字．在古代文献中并不罕见，其常用义，或作动词，指“病好”、“使病好”，或作形容词，状“较好”、“胜过”，或作副词．谓“越”、“更加”。所以说人们对“愈”学并不感到陌生。倘若进一步深究“愈”字的来历，便会出现先前预料不到的情况、...     

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两个理论问题质疑

在中国逻辑史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见解是：中国古代逻辑是传统逻辑，中国逻辑史也就是传统逻辑的历史。本文认为，“古代逻辑”是历史的分期，“传统逻辑”是指一种逻辑类型，两者不能混同。传统逻辑和古代逻辑虽然都用自然语言表达，但也不能根据表述语言的同异将中国古代逻辑归属于传统逻辑。另一见解则将逻辑问题归结为语形问题。本文认为语形虽然是逻辑研究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的内容。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应从语形、语义和语用三方面研究。中国古代逻辑的诞生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不应用西方逻辑框架来套中国古代逻辑。     

中国古代传记体文学批评基本文献考略——以《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和《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中心

“传记体文学批评”是指以传记为体例，以作家为传主，体现一定文学批评意识的一种文学批评模式。自司马迁《史记》首创中国古代传记体文学批评以来，传记体文学批评文献历经两千余年的发展，日滋月益，以至卷帙浩繁，蔚为大观。传记体文学批评文献主要集中于《四库全书》和《续修四库全书》之中。考诸二书及其目录提要，借鉴《四库全书》文体分类方法，传记体文学批评文献大体可分为六类：正史、别史、传记、总集、诗文评、词曲。据此，可窥见其整体面貌、源流正变、文类特征之大概。本文通过对中国传记体文学批评文献的初步研究，为传记体文学批评的相关研究提供最基本的史料基础和理论立足点。     

黄宗羲“德”范畴论析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德”是一个贯通天人，涵盖哲学本体论、伦理观和社会政治理论等各个领域和层面的复杂观念。黄宗羲是17世纪中国早期思想启蒙道路的探索者，他把“一本万殊”的哲学思维理路运用于其对“德”观念的探讨中，建立了包含哲学本体论之德、道德修养论之德到政治之德等不同层面的德论。其德论在继承传统中进行理论突破和思想启蒙，体现了明清之际时代精神的召唤。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发式

文章认为，发式是中国古代区别不同民族的重要表征。文章叙述了中国古代一些少数民族的主要发式及演变概况，澄清了对一些词语的误解，如“被发”，不仅指“披发”与“散发”，而且也可用来指“剪发”和“辩发”。     

赋、颂二体混称、连称的表现和原因

赋、颂是产生于汉代的两种文体,二者在很多方面有着相似之处。由于颂在古代可以作为诵的假借字,而赋也被认作是“不歌而诵”,因此人们常常以颂称赋。东汉之后,赋的颂扬功能加强,更造成了赋、颂的混称。同时它们文体的同源性及地位的相似性,也是造成二者并称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赋颂”作为一个固定词语出现时,除了偏指赋体外,还有两种含义,即泛指有韵之文,及特指赋、颂二体。      

日语语素中“ま(間)”的用法

通过讨论日语语素“マ”各种语义间的转变途径及其用法,说明这些含义都是从一个最基本的空间概念扩展开来的。分析“マ”和另一个语素“アイダ(也写成“間”)”之间的意义以及用法差别可知,在分析日语的语素时必须摆脱汉字的误导。     

从日本歌论来看中国阴阳五行思想对和歌的影响

“文学创作具有特殊的文化话语含蕴”。细读日本古代著名和歌歌论著作,就会发现,中国阴阳五行思想1600多年前东传日本,不仅影响了日本古代和歌的起源,还从内容到形式,即从五七五七七句调的固定形式到“花”“心”“实”等关键歌论概念,都对日本和歌产生了深刻影响。研究中国阴阳五行思想在日本古代和歌歌论中的话语蕴含,可为当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域外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和理论基础。     

在场主义散文的理论渊源及其发展和影响

在场主义散文的兴起是近年来当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事件。在场主义散文理念的提出主要借鉴吸收了现代西方现象学和解构主义哲学家们对西方传统"在场形而上学"的批判及其在此基础上所建构的"在场"思想,在场主义散文理念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中的"尚质"文艺观的回应。在继承以往有关"在场"的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在场主义散文理念代表人物也有所批判和发展,并赋予了"文学在场"以一定的新的内涵。在场主义散文的文学在场观主要体现在其核心概念"四非"说和"五性"说上。在场主义散文的文学在场观,既体现了一种对传统的僵化的散文观的消解精神,也体现了一种坚守文学的意义、真理和社会意义的主体性和现代性精神。在场主义散文的兴起及其散文理念的提出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树立起了一个标杆,对扭转当下文坛的一些浮泛风气具有积极作用。     

从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初创反思其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只有目录学的意义,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科门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产生得益于西方科学思想和20世纪初期的“整理国故”运动,它是中西文化濡涵的结果,因此,学科必须坚持中西两个维度。中国古代文论衍生于中国大文化的土壤,郭绍虞等学科奠基者从繁浩的经、史、文中梳理文论的脉络,而尔后的大学学科建制使得这门学科研究日益封闭于纯文学领域。要想实现转换,我们有必要恢复“大文论”的传统,从文史哲的整体中进行研究,还原学科的真实面目,避免古代文论与传统文化的脱节。中国古代文论体现了民族的思维方式,在治学方法上,郭绍虞等人“各照隅隙”的治学方法在当代仍然值得借鉴。     

从杜诗研究谈强制阐释

张江先生提出“强制阐释”的观点并非单纯在西方文学研究中存在,也表现在借鉴西方文论研究成果解读古代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得出的结论不仅背离了文本的历史语境,也削弱了文本的文化意义。杜诗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质。但20世纪以来的杜诗研究也存在着“强制阐释”的嫌疑,对其展开分析,有助于我们从新的切入点认识杜诗的艺术魅力,从而分辨出“强制阐释”的意义所在。     

“隃麋”考——陕西省千阳县历史地名及相关问题研究

相关历史文献、金石文字以及出土实物证明,“隃麋”是今陕西省千阳县在两汉时期的正确县名写法,《后汉书》等写作“渝麋”或“隃糜”均为传写之误。隃麋墨,产地为隃麋、材质为松烟、形制为丸状或锭状。关于隃麋墨的记载,最早出自东汉蔡质《汉官典职仪式选用》,而不是最常被引用的东汉应劭《汉官仪》。     

论田汉早期新浪漫主义观的美学内涵

早期新浪漫主义美学思想深刻影响田汉的戏剧创作,其戏剧创作的理论资源主要是对西方现代哲学与东方古代文化的创造性吸收,融合个人诗人化的艺术气质,并与“五四”时期的特殊时代背景相结合,共同促成了具有田汉自身特征的新浪漫主义文艺观。在与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的比较中,田汉以一种进化论的文艺发展观,认为新浪漫主义是一种欣慕新世界的最新的文艺观,不仅为生命力旺盛的苦闷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自救的道路,而且它致力于探求潜在于现实世界背后的真生命与根本义,以获得关于人本身与宇宙现象的真理。毋庸置疑,田汉早期对新浪漫主义的理解已由文学上升到对现实人生的形而上的思考,表现出了典型的现代人的心理特征和一种朦胧的现代主义美学意识,在中国现代生命诗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贡献。     

论西域民族的发展过程与结合特性

该文着眼世界四大文化圈唯一交汇处、九大语系中五大语系交融处的西域的时间和空间 ,重点历述和阐释了西域古代民族的发生、发展过程 ,从东西南北向西域迁徙的民族互市 ,“打交”、杂居、通婚、相互同化的视角 ,进一步论证了西域诸民族“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结合特性 ,特别从地域上的结合性、生产方式上的结合性 ,人种上的结合性、血缘上的结合性、文化心理上的结合性 5个方面具体印证了今天的“三个离不开”(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 ,各少数民族之间互相离不开 )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民族关系的必然结果 ,西域民族的结合特性也为我们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提供了极强的可信性     

抗战时期林同济的国民性改造思想述论

国民性改造思想是抗战时期战国策派思想的基础。战国策派认为秦汉以来的历史文化所造就的国民性是导致中国衰败和无法应对抗战民族危机的根源。作为该派主将的林同济集中批判了中国国民性中的“士大夫”人格,抨击士大夫官僚传统的四毒和“中饱”极弊使国民养成官僚化性格和“官商者模样”,指责传统的忠孝观念导致国民重私德而轻公德,指出这些是国民劣根性的集中体现,无法适应新战国时代“战”和“力”的要求。他主张改造落后的国民性,唤回列国时代的“大夫士”精神,构建“战士式”的人生观,增强民族活力,实现全民族的抗战胜利,进而重建中国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