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难困境中的第三种选择——论陈寅恪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

从陈寅恪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入手,分析其既不守旧泥古、抱残守缺，也不全面照抄西方、失去自我本色的第三种文化视角。从陈氏家族一脉相承的家世渊源，陈寅恪自身开放自由的学术心态和独立的学术品格，探求第三种选择产生的原因。     

略谈陈寅恪的友情

史学大师陈寅恪在不同阶段,其交友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大致说来,聚谈、诗文唱和及书信来往是他一生的主要交友方式.陈寅恪与吴宓是结交最早、两心相知、友谊深挚、始终不渝的朋友;王国维是陈寅恪思想感情、学术境界最为相知的挚友;冼玉清是陈寅恪的异性知音;陈垣是陈寅恪在学术上比较推重的朋友;傅斯年是陈寅恪与官员交情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学术上的朋友.陈寅恪的朋友大都有到国外留学研究的经历,大都钟情于学术文化事业且有较高的学识.陈寅恪一生虽从未说过自己的交友原则,但他的交友是有一定之规的第一,学术上的相互推重和相互得到教益,从无文人相轻或相互吹捧之意;第二,学术上的平等地位,可以自由争论,学术争论并不影响个人感情;第三,思想感情、学术境界的大致相同.     

陈寅恪个人史与学术史的交织:基于比较视野的探析

针对钱学森晚年叩问,将陈寅恪与同时代学者进行学术比较,认为陈寅恪治学特点体现为学贯中西、坚持"求真"、重视史料、诗史互证、理解之同情、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将陈寅恪与同时代学者进行命运比较,大师晚景尤为凄凉,最是文人不自由。假若历史可以假设,陈寅恪将成就另外一个陈寅恪(大师典型)。在转折年代的文化更新何其艰难,陈寅恪一生将学术作为生命象征和存在意义,这样也造成他个人史的悲剧与学术史的交织。     

华夏人文学术之现代重建———陈寅恪先生人生志业考论简

陈寅恪先生之于华夏人文学术现代重建,经历了“本国学术”独立意识之形成、“广义宋学”之建构与“新宋学之建立”三个阶段之演变过程。这一学术历程,与陈先生治学方向变化之轨迹大体一致,亦与陈寅恪先生之文化理想密切相关。陈寅恪先生关于华夏人文重建之思路与业绩,不仅是陈先生人生志业之集中体现,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宝贵精神遗产,亦是“留赠来者”的关于华夏文化复兴的学术蓝图。     

陈寅恪学术审查报告呈现的情理分际及内在张力

建立规范而严格的学术评价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的学术著作审查报告作为学术批评的一种,在整个学术评价体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中国近现代学术批评发展过程中,情与理是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二者共同组成中国学术批评的基本内容,构成有别于西方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就学术研究而言,现代学人对二者的关注并不均衡,其中关于理的层面谈论较多,而情的层面谈论较少,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仅有只言片语的涉及。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册所写的审查报告蕴含着三对情与理的关系,即学人交往之情与奉命审查之理、主观想象之情与客观真实之理、文言表述之情与思想呈现之理。三对情与理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表现出一定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一方面让陈寅恪的学术批评看上去挥洒自如,逸趣横生,充分照顾各种情感因素的同时,为学术界提供了高深的学理阐释,提升了学术批评的层次;另一方面也让陈寅恪在学术批评的情与理之间徘徊游离,文风回环往复,雅训有致,如一种高妙而孤傲的语言游戏,呈现言人人殊的状况。借助个案研究进而阐释不同层次的情与理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加深现代学人对于陈寅恪独特哲思和情怀的认知,也有利于扩展现代学人对于传统人文精神和学术批评意蕴的感悟,从而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历史营养和理论源泉。     

陈寅恪与20世纪汉学

从年谱、日记和书信等材料,可以了解20世纪上半叶陈寅恪与西方汉学界的交往情况,他对西方汉学界的熟悉与把握情况以及他与一些西方汉学家之间的相互评价。整体而言,陈寅恪对西方汉学界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西方汉学界对他的了解程度。毫无疑问,陈寅恪在长期留学西方的过程中受到西方汉学界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尽管受到西方汉学界的影响,陈寅恪在建构现代中国学术体系过程中却不拘泥于西方汉学思想的束缚,既以西方近现代学术为衡量标准,又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之特殊性对建构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深远影响,其视野最终超越了单纯的学术研究,上升到重建现代中国文化体系以求再现中国文化辉煌的高度。     

序跋：理解陈寅恪学术理路的一种向度

史学巨擘陈寅恪对于其自身治学历程与学术理路，生命感慨与世事洞察的不少自述，均散见于为他人著述所做的的序言，以及略征旧籍参证的跋文、“书后”当中。这些文字既是在对原作者“了解之同情”基础上对其作品意义的深入阐发和推许，也是陈寅恪夫子自道以告慰友朋的一种途径。从而成为理解陈氏学术路径、治学精神与人生价值的重要资料。藉此也可更深入地理解陈寅恪的史学方法与史学精神，并呈现另一种可能近乎陈寅恪其人及其学说的解释模式。     

陈寅恪与赫尔德——以了解之同情为中心

陈寅恪著作中使用的“了解之同情”一语的源流来自德国启蒙时代的重要思想家赫尔德,此语特指对古代历史、思想、艺术进行一种深入其境的理解和思考并寄予一种同情。陈寅恪使用此词来自其游学欧美的学术阅历,或是翻看西方哲学书籍、史籍,或是借助吴宓的帮助,或是间接来自师友白璧德,以一专门学术用语从德语语境进入汉语语境,作为历史背景看20世纪初期中国学者对西学的借鉴与运用。其次,陈寅恪在中国中古史研究中颇为著名的以文化而非血缘论种族认同的种族文化观和赫尔德在种族文化问题上有共同之处,可能受到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启发。     

现当代陈寅恪研究鸟瞰

学术界关于陈寅恪的研究发端于1934年,至今已有八十年。八十年来的陈寅恪研究可以改革开放前后分为两个阶段,前期又可以陈寅恪逝世为标志分为两个时段,后期则可以《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为标志分为两个时段。陈寅恪研究的成果形式多样,而尤以专精的学术论文、专深的学术专著最有分量,而数量众多的报刊论文则显示了陈寅恪研究对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力。     

论陈寅恪“续命河汾”的学术理想

历史上有隋末王通讲学河汾，传道解惑，培育人才，卒开唐代贞观之治的说法。“续命河汾”是陈寅恪一生的学术理想。他所认定的“续命河汾”的学术路径有二：一是守先哲之遗范，文化续命；二是托末契于后生，开启来学。这种守先待后的学术理想，不管在炮火连天逃亡办学的困厄中，还是在双目失明个体生命的逆境下，陈寅恪都有很好的坚持坚守。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实践者与播种人，陈寅恪着意将“续命河汾”理想与“学术独立”的观念转化为大学和社会的共识。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的过程中，升华前贤，救赎自我，鼓励新读书人，超越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走出前辈学者憔悴忧伤的遗民情感自设，赤地新立，做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现代学人。这种自度度人的情感救赎，使陈寅恪“续命河汾”的学术理想，更臻圆满。     

试析陈寅恪文化守成主义史学观的主要原则

陈寅恪并未刻意构建自己的史学研究体系,但他从事史学研究有自己的原则:探寻历史的文化内涵是他的史学追求目标(文化视角);用趋于保守的标准衡量历史是他的史学态度(保守态度);从具体的个体及集团入手研究抽象的历史问题是他的史学方法(个体取向)。     

从陈寅恪研究到义宁陈氏文化世家研究——25年来"陈学"的回顾与思考

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学术界兴起了陈寅恪研究,但影响未能超出学界太远。90年代,出现了持续甚久的“陈寅恪热”,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他的人格、思想不仅为学术界?文化界大多数人所认可?赞颂,而且由书斋走向大众,陈氏家族研究也开始受到“陈学”界广泛的关注。进入21世纪后,“陈寅恪热”有所降温,学界开始理智冷静地研究陈寅恪,并加强了陈氏家族研究的分量,出现了陈寅恪研究与陈氏家族研究并重的局面。20多年来“陈学”研究表明,“陈学”有着多方面的课题价值,值得学界以“预流”的眼光介入。     

明“五岳山人”诗碑、“铜梁山人”诗碑考——兼与张森楷先生商榷

合川钓鱼城忠义祠所藏明代＂五岳山人＂诗碑、＂铜梁山人＂诗碑是国家珍贵文物,也是陈文烛、张佳胤蜀中交游的重要见证,更是判断二人行年的重要凭据。从陈、张二人及从游者史修的仕宦经历看,诗碑作于万历三年,而不是张森楷先生推定的万历七年。     

论陈献章及其门人的隐士传统

明代广东儒学在陈献章的影响下,出现了一股隐士风潮.这与陈献章哲学思想中对于“静”和“自得”的推崇有关.隐逸对于陈献章来说是一个为学的必要阶段,只有通过隐逸达到不以功业为挂碍的境界,才可以自在地出仕或不仕.陈献章门下几位隐士的表现,体现了其为学之道的艰难.     

百年大学的“楼名文化”——厦门大学、集美大学“嘉庚建筑”楼名考

厦门大学、集美大学的部分校舍被称为“嘉庚建筑”。嘉庚建筑不但外形美观,内在和谐,且每栋建筑被冠以独特的名字。其命名有的源于经典著作,有的出自典故,有的则与历史人物有关,且都非常典雅,具有丰富的文化蕴含。其命名有四个特点：（1）源出广泛,用典精准,寓意深刻;（2）与建筑本身的使用功能形成十分巧妙的结合;（3）以文化人,润物无声,让大楼亦成为育人的“大师”;（4）善用人名激励后人,善用地名以慰乡情。其命名借文化之力,彰显了陈嘉庚先生“在文化环境中育人”的教育理念。嘉庚建筑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存。     

论《浮生六记》陈芸形象的文化底蕴

本文通过透视陈芸形象的文化底蕴,探究了构成《浮生六记》夫妇之爱近代色彩的文化因子。苏杭一带才女辈出的人文环境,使他们的爱情萌发于沈复对陈芸才性韵致的倾慕,与任由父母之命捏合的封建婚姻不同。陈芸对性灵派理念的文化认同,使这对夫妇的生活情趣和处世态度非常契合,日常生活的夫妇之爱和精神层面的知己之爱在他们艺术化的婚姻生活中融合为一,以此是书获得了永久的艺术魅力。     

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俱珍的重要历史文献——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刍议

2009年入藏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的"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这批陈独秀早期文稿真迹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填补了陈独秀文本研究的空白,进一步扩充了诸如《新青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陈独秀与胡适关系等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领域的具体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陈独秀从民主主义的文化救亡转向共产主义的政治救亡的思想轨迹。     

陈序经文化学的价值取向与理论基础刍议 ——以《现代主权论》为视角

陈序经早年受到过严格的美国社会学知识的系统训练,具备较厚实的理论基础,具有运用社会学理论研究社会问题的能力。他在对社会问题的研究中,逐渐形成了辩证法、多元论与实用主义相结合的原则立场与“语源分析”的方法,为其从事文化学研究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准则与论证方式。由于深受美、德社会学、人类学的陶染,陈序经以辩证法、多元论与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审视进化论、传播论与批判学派,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以辩证发展观与文化多元主义为中心的“新进化论”思想。“新进化论”是陈序经文化学的基础,是他探寻人类文化发展以及破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文化差异的一般法则的理论。也正是由于其价值取向的限制,陈序经的文化学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重大缺陷。     

清代鄂东状元陈沆与武昌胭脂山

清代嘉庆年间鄂东状元陈沆的多首诗歌中提及的燕支山即是今天位于胭脂路的武昌胭脂山。在武昌胭脂山上曾有过一个类似于诗社的小团体——藏诗坞,状元陈沆就是藏诗坞中的一员。胭脂山上藏诗坞里的君子们当时都是武昌的文化名流,他们为武昌胭脂山留下了一段文人雅集的文化历史。全面挖掘和重点保护"城市记忆",一座城市厚重文化底蕴才能得以彰显。     

《诗经·陈风·宛丘》主旨辨正——兼及《诗经》主旨阐释的方法问题

《诗经·陈风·宛丘》的主旨迄今主要有四类观点。综合考察此诗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诗文本的内在逻辑关系,可得出三点结论：一、陈国的巫风习俗是包括《宛丘》在内的《陈风》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基础;二、诗中的“子”指游荡于宛丘的善歌舞者,“荡”、“望”蕴含着诗人对“子”的道德评价。三、此诗通过描写一位痴迷歌舞者终日游荡于宛丘的情景,反映了陈国歌舞繁盛的巫凤习俗,隐含着诗人对陈国歌舞无度现象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