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能力、国际创业与国际化绩效北大核心CSSCI

在新兴市场企业的国际化热潮中,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制度差异已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关注的焦点。本文结合制度逃离与制度套利双重视角,探讨新兴市场企业通过激进而冒险的国际创业(international venturing)方式进入海外市场的动机,提出高水平的技术能力与营销能力有助于企业在逃离母国制度限制的同时,充分利用东道国的制度优势,从而有效提升国际化绩效。基于此,以国际创业为中介变量、环境扫描为调节变量构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而揭示不同组织能力对企业国际化绩效的作用机理。结合我国150家制造类企业的双份调研数据与年报数据,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技术能力与营销能力对国际创业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且环境扫描对上述关系均产生正向的调节作用。此外,国际创业在技术能力与国际化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但环境扫描对这一中介效应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国际创业在营销能力与国际化绩效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且环境扫描对这一中介效应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即环境扫描水平越高,国际创业的中介作用越强。研究结论拓展了制度理论在企业国际化研究中的应用,对探讨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动机与绩效提升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     

国际化会促进母国社会责任脱耦吗?——基于制度逻辑视角的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中国企业“走出去”实现国际化扩张、获取海外资源过程中,面临着多重制度嵌入以及相应的制度压力。基于全球合法性构建的战略考虑,企业会选择母国社会责任脱耦(即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做”)与社会责任报告(“说”)不一致)回应母国和东道国制度逻辑冲突。文章基于制度逻辑视角,利用2011—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研究样本数据,分析了国际化程度对于母国社会责任脱耦的影响,检验了行业竞争压力和制度差距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发现:(1)随着国际化程度加强,企业在母国市场的反应性社会责任脱耦减弱,而战略性社会责任脱耦加强;(2)行业竞争压力削弱了国际化程度和母国反应性社会责任脱耦的负向关系,而对国际化程度和母国战略性社会责任脱耦的正向关系具有强化作用;(3)制度逆差对于国际化程度和母国反应性社会责任脱耦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新兴经济体企业如何通过社会责任战略回应国际化的复杂制度压力和合法性要求提供了经验借鉴。     

母国区域制度质量对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

  海外市场进入模式是跨国企业实现国际化战略目标的重要战略决策。虽然国内外学者已经意识到制度因素对新兴市场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但大多集中在对东道国制度环境影响的研究,很少考虑母国区域制度环境的复杂性,且缺乏相应的实证检验。         在此背景下,基于制度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探讨母国区域制度质量对中国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机理。以规制差异和文化差异为调节变量,以社会资本为中介变量,构建母国区域制度质量与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并以2015年进行海外市场投资的210家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①母国区域制度质量与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呈正相关关系,即所处的母国区域制度质量越好,民营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独资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②母国与东道国间的规制差异和文化差异负向调节母国区域制度质量与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正向关系;③社会资本对母国区域制度质量与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关系起部分中介作用,即民营企业获得的社会资本越多,对市场信息等方面的把控能力越强,越倾向于采用独资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         研究结果展现了中国市场分割情景下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独特性,拓展了国际商务领域对新兴国家制度环境的理解和认识,促进了制度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在国际商务领域的应用和发展。在管理实践中,民营企业在进行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决策时,应充分考虑其所在的区域制度环境,同时也要善于构建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以提高企业战略决策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网络能力、技术能力、制度环境与国际创业绩效

哪些因素决定新创企业国际创业绩效、新创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应聚焦国内资源开发还是国外资源整合,这是目前国际创业研究中亟待解决的两个问题.整合资源基础理论和国际创业理论,研究技术能力、网络能力和制度环境对国际创业绩效的作用机制,重点探讨网络能力的调节作用机制.采用层次回归模型等方法,对177家来自中国、越南、老挝3个转型经济国家新创企业的调查问卷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能力和制度环境是新兴市场新创企业国际创业绩效的决定因素,网络能力对国际创业绩效的影响完全通过技术能力的中介作用实现;网络能力的子维度关系能力对技术能力与国际创业绩效之间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但对制度环境与国际创业绩效之间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网络能力的子维度协调能力对技术能力与国际创业绩效之间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但对制度环境与国际创业绩效之间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     

制度环境、创业能力对国际创业模式选择的影响

基于制度理论和组织能力理论,通过对我国的172家国际新创企业进行问卷调查,运用层次回归分析模型对影响国际创业模式选择的能力因素和制度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创业能力强的国际新创企业偏好于采用高级的国际创业模式,而且这种创业偏好在制度环境友好的东道国更加明显。     

企业期望落差强度与持久度对国际化速度的影响研究

新兴市场企业如何动态地调整其国际化速度是目前学界与业界的热议话题。基于企业行为理论,本文引入企业期望落差的不同维度:强度与持久度,探究了两者对国际化速度的差异化影响机制,以及母国市场与制度环境的权变作用。基于2010—2015年中国A股上市跨国企业面板数据,研究结果表明:期望落差强度与国际化速度正相关,而期望落差持久度与国际化速度负相关。进一步地,母国市场动荡性会削弱期望落差与国际化速度的关系,相反地,母国制度环境发展则加强了两者关系。研究结论拓展了不同维度期望落差对企业战略差异化影响机制的研究,同时对理解企业的国际化成长过程具有现实意义和启发。     

中国对外投资动因、制度调节与地区差异

通过整合制度观和资源观,将两者放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考察中国企业如何利用母国制度优势克服竞争性资源占有方面的劣势,从而实现国际化战略目标。与传统思路分别分析各种内部资源和企业外部制度因素对于企业国际化的作用不同,运用调节变量的研究方法,分析母国制度因素对于资源与国际化关系的调节作用,利用2003年至2009年中国省级对外投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资源配置能力对于不同类型的资源与对外投资的关系确实起重要的调节作用,但调节的方向和强度不同,并受地区差异的影响,表明制度因素对对外投资的影响是有条件的。通过发现制度的调节作用,为中国企业为何在缺乏企业特别所有权优势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一个全新角度的解释。     

制度逃离还是创新驱动?——制度约束与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企业越来越多地进入发达经济体进行"逆向"投资,这一现象对主流国际商务理论提出了挑战。本文借助制度逃离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探究制度因素对新兴经济体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基于当前中国转型时期的制度背景,本文提出,不仅正式制度会影响企业OFDI,关系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也是影响企业进行OFDI的重要动因。除了制度方面的动因因素,本文同时将企业创新能力作为OFDI的动力因素纳入模型中。运用中国创业板民营企业2009~2013年的面板数据,本文验证了:(1)同正式制度一样,非正式制度方面的约束也会驱动新兴经济体企业进行OFDI;(2)企业政治关联则削弱了企业在制度约束下进行OFDI的动力;(3)企业创新能力是其在制度约束下成功实现OFDI开发国际创业机会的驱动力。本研究拓展和深化了新兴经济体企业制度逃离理论的分析框架,对民营企业国际化成长战略具有实践意义。     

创业型企业的成长:基于企业家团队资本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企业家团队资本构建了一个创业型企业成长模型,即"企业家团队资本—组织能力—经济环境—创业企业成长",并以我国402家IPO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企业家团队资本、组织能力的单因素、综合因素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3个方面,进行了实证分析,检验结果表明:(1)企业家团队的抱负水平与创业企业的成长存在正相关关系,尤其是年龄和在位时间的影响非常显著;(2)企业家团队的决策能力促进了创业型企业的成长,尤其是企业家教育水平的积极作用非常明显;(3)企业家团队的异质性对创业企业的影响作用并不大,但团队成员之间持股的差异性将有助于改进企业绩效;(4)企业家团队资本的综合指标ETC与创业企业成长存在显著的稳健的正相关关系,并且ETC与创业型企业的组织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关系,即在组织能力较强的制度环境下,企业家团队资本所发挥的功能更加明显。     

制度环境、CEO权力与企业战略风格

检验CEO权力强度如何影响企业战略风格,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是否存在差异.研究发现:CEO权力越大,战略风格越趋向于风险型;反之,CEO权力越小,战略风格越趋向于稳健型.制度环境负向调节CEO权力强度与企业战略风格之间的关系.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对于地区制度环境约束性较强的公司,CEO权力强度对企业战略风格的影响在地区制度环境约束性较弱的公司中更为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战略风格越趋于风险型,企业绩效波动性越大;而企业战略风格在CEO权力与企业绩效波动性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政策风险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

 东道国政策风险是影响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关键因素。已有研究主要从制度理论的合法性视角出发,认为跨国企业应该采取制度同构的方式获取合法性,即选择合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的东道国。该视角认为政策风险是跨国企业只能被动适应而不能主动利用的外生因素,忽视了拥有能动性的跨国企业在管理政策风险方面扮演的是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        基于制度理论的能动性视角并且结合企业资源基础观,探讨政策风险对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机理。以2003年至2014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投资新建的海外子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Stata 12.0软件和Logit回归分析,系统分析政策风险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中国跨国企业母公司的所有权性质、国际化经验和组织冗余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中国跨国企业拥有采取制度创业的方式获取合法性的政治能力,因此,政策风险对中国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具有正向影响,即中国跨国企业倾向于选择独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的东道国;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独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的东道国;国际化经验提高了中国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东道国的可能性;组织冗余降低了中国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东道国的可能性。        通过引入制度理论的能动性视角,研究结果拓展了关于东道国政府的政策风险影响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研究;从企业资源基础观出发,考察二者关系成立的情景条件,扩展了理论的适用条件和范围;中国跨国企业的国际化过程是资产扩大与资产利用动机的结合,丰富了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的国际化理论。相关研究结论对于以中国企业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在进入政策风险较高的东道国时采取制度同构还是制度创业的方式获取合法性具有一定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基于能力视角的创业者人力资本与新创企业绩效作用机制研究

以往关于创业者人力资本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一直没有得到一致性的结论,导致创业领域的学者们质疑创业者人力资本是否对新创企业绩效产生影响;然而在创业实践中风险投资家评估项目时却十分重视创业者的人力资本。本研究基于能力视角,尝试揭示人力资本与新创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论证了创业能力在创业者人力资本和新创企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采用因子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通过对173家新创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对理论假设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1)创业者人力资本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是通过创业能力的中间传导促成的,即创业能力发挥了中介作用;(2)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对不同的创业能力发挥作用。     

制度环境多样性、跨地区经营经验与服务企业产品市场绩效——来自中国证券业的经验证据

企业在跨地区经营时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各地区多样化的制度环境,不同地区的制度环境对企业提出的要求不同,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如何适应多样化的制度环境是企业跨地区经营面临的重大挑战.本文提出了制度环境多样性这一概念,并进一步基于制度理论探讨制度环境多样性和跨地区经营经验对服务企业产品市场绩效的影响.通过理论分析和基于中国证券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1)制度环境多样性与企业产品市场绩效呈倒U形关系,说明制度环境多样性水平过低或过高均不利于提高产品市场绩效;(2)跨地区经营经验对产品市场绩效有正向影响;(3)跨地区经营经验对制度环境多样性与产品市场绩效的关系有调节作用:跨地区经营经验越丰富,制度环境多样性对产品市场绩效的影响越小.本研究首次从理论和实证上探讨了制度环境多样性和跨地区经营经验对企业产品市场绩效的影响,研究结论对服务企业跨地区经营决策有重要启示.     

中国企业国内横向整合与国际化所有权优势

构建了中国企业国内横向整合与企业国际化所有权优势的逻辑关系,并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设.基于二手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国内地域多元化程度与资产优势正相关,与制度优势呈U型关系;制度优势与企业绩效呈U型关系;国际化程度对制度优势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呈负向调节作用.研究表明,解释中国企业国际竞争优势来源的突破口在于制度优势,提出的新型所有权优势形成机制丰富了OLI的内涵,同时又回应了当前国际学术界关于关注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行为的母国制度效应的呼吁.     

组织模块化能否提高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绩效?——基于组织信息处理理论的视角

数字化时代,制造企业通过组织模块化设计提升服务创新绩效成为服务化转型的重要途径,然而关于组织模块化能否以及如何提升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绩效的研究还很缺乏.本研究从组织信息处理理论出发,探讨组织模块化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通过对285家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发现:(1)组织模块化设计有助于提升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绩效;(2)大数据分析能力在组织模块化和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3)组织敏捷性完全中介组织模块化和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绩效的关系;(4)存在组织模块化-大数据分析能力-组织敏捷性-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绩效的链式中介效应;(5)环境竞争性正向调节大数据分析能力和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绩效的关系,表明随着环境竞争程度的提高,大数据分析能力对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绩效的作用显著增强;(6)环境竞争性对组织敏捷性与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然而无论环境竞争程度如何,提高组织敏捷性都能够正向影响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绩效.本研究深化了组织模块化及其作用和优势的研究,并为数字时代制造企业组织架构创新、服务化转型等提供了借鉴.     

相对关系导向与新创企业成长: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基于组织二元性的理论框架,本文通过引入相对关系导向概念,发现新创企业在关系网络上的相对资源投入量与成长绩效之间是一种倒U型关系,而且在产品和要素发育不完善、地区产权保护水平较低的制度环境下,偏好关系网络的战略行为对创业成长的正向作用会更加明显。这说明,新创企业做到构建关系网络和增强创新性的二元性有利于创业成长,但外在制度环境会直接影响企业实施这2种战略行为的相对成本,从而决定战略二元性的回报结构。     

国际化战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争议——国际研究评述

国际化是否有助于企业提高绩效?本文回顾了已有文献中关于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各种不同观点——两者正相关、负相关、倒U形关系、U形关系、水平S形关系、N形关系、甚至不相关,其各自的理论与实证依据,以及中国的相关研究。本文提出两者关系差异结果来源于三方面:1.模型形式的确定:即主关系模型为线性(正相关或负相关)、二次方(倒U形或U形)还是三次方(水平S形或N形);2.指标体系的构建:即解释变量"国际化"和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的指标选取与合理测量,其中国际化的测量方法主要有国际化深度指标、国际化广度指标、国际化复合指标三种,企业绩效的测量方法主要有会计指标、市场指标、综合指标三类;3.调节变量的纳入:国际化—企业绩效的关系除受国际化阶段和测度方式影响外,还受宏观层面的投资区域、投资产业、投资母国、东道国制度,及企业层面的进入模式、国际化节奏、产品多元化、无形资产投资等调节因素影响,选取合适的调节变量进入主关系模型,也将是本问题研究的重要突破点。本文据此建立了一个揭示"国际化—企业绩效"关联机制的融合性理论框架,为后续研究奠定工作基础和提供参考启示。     

政治关联、国际化战略与企业价值——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以中国2006-2010年期间上市的所有民营公司为样本,探讨民营企业在母国的政治关联对其国际化成长的促进作用与机制,并通过细分国际化的维度,考察了在母国具有政治关联与不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在国际化战略层面提升企业价值的具体路径差异。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企业国际化对企业价值总体上具有正向影响,其中国际化深度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国际化广度对企业绩效具有一定程度的负向影响;第二,民营企业在母国的政治关联对其国际化程度总体上不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进一步发现,民营企业的母国政治关联对国际化深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却显著地负向影响国际化广度;第三,母国的制度环境对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与国际化之间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制度环境对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与国际化深度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对于政治关联与国际化广度之间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第四,总体上,相对于不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而言,在母国已构建了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所实施的国际化战略更有可能带来公司绩效的提升。我们进一步发现,政治关联型民营企业的国际化深度对企业短期经营状况的改善具有明显的作用;但长期而言,政治关联型民营企业的国际化深度对公司的市场价值却并没有显著的提高。而在母国无政治关联型民营企业的业绩受到国际化广度显著的正面影响,但国际化深度对企业绩效却不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验证了民营企业在母国的政治关联对其国际化路径或模式选择具有显著的调节影响。     

先动性、合法化与中小企业成长——一个中介模型及其启示

根据创业导向理论,具有先动性的企业更可能获得先动优势与高的绩效。而制度合法性理论指出先动性高的企业将可能面临合法性障碍。尽管理论已指出先动性企业可能面临合法性障碍,但几乎没有研究考察先动性企业如何克服合法性约束以实现成长与高绩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整合了合法性视角与创业导向理论,检验了ISO质量体系认证的合法化作用,先动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本文特别构建了一个中介模型,提出了合法化在先动性与企业成长关系间起中介作用的假设。基于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对全国范围内中小企业的调查问卷,我们通过结构方程对上述假设做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1)先动性对中小企业成长有正面作用。(2)中小企业获取ISO质量认证并非是为提高质量,而是为了获得合法性从而提高企业绩效。(3)合法性在先动性与中小企业绩效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本文的最大贡献在于整合了制度合法性理论与创业导向理论,揭示了在中国情境下,中小企业成功创业的过程。     

“能做”和“想做”：基于内驱力的双元创业即兴对双创绩效影响研究

当前激烈动荡的竞争环境下,创业即兴在企业创新创业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一些学者发现,创业即兴行为同时发挥着巩固现有根基和诱发创新变化的双元作用。然而,目前理论界尚未对双元创业即兴的内涵与外延展开系统研究。本文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探讨双元创业即兴的内驱因素、对双创的作用效果以及边界条件。通过对143个创业团队做多时段问卷调查,使用Mplus软件进行有调节的中介路径分析发现,带来"能做"动机的创业团队效能感和带来"想做"动机的创业团队和谐型激情分别对双元创业即兴产生激励作用;当团队资源管理能力较强时,双元创业即兴对企业双创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团队效能感和团队和谐型激情对企业双创绩效间接的正向影响也显著;但以上关系在资源管理能力较弱时均不显著。本研究从动机与能力视角解释了双元创业即兴的发生及效用差异,也对中国企业双创活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