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伦理视阈中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三个维度

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理论维度,人与野生动物存在着不可中断、不可逆转、不可割裂的三种善的逻辑:一是生命进化的连续性,二是本质塑造的交互性,三是价值创造的自然性。这三种善的逻辑蕴含了人与野生动物之间既是生命共同体又是发展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的“道”和“义”。野生动物保护优先是遵循人与野生动物在自然界中的天然关系和善的逻辑、回应生态危机背景下价值观变化的时代选择。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历史维度,近现代野生动物保护经过两个阶段的发展从而实现了三个转变:野生动物的食用从合法转变为非法、从道德转变为不道德;动物保护的重点由家养转变为野生、由野生动物的个体转变为物种及其生态环境;野生动物保护的价值观由人类中心主义转变为“弱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这种转变为野生动物保护优先奠定了历史前提。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实践维度,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先导的经济社会发展使人类拥有了可以摧毁地球和地球生命的能力,“能而不想”是生态文明最基本的心性要求。由此野生动物保护优先首先要维护野生动物的生命之善,其次必须加紧扭转野生动物生境持续恶化的局面,再次必须加快改变野生动物深陷人类“围城”的状况,最后必须抓住禁食限用、保护优先拐点到来的契机,将野生动物保护优先融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战略,贯彻于绿色转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尽快建构政府主导的多主体、分类分级分区保护体系,防止把野生动物与畜养动物混为一谈,防止“法不容情”和“道德泛滥”。同时,聚焦“以人民为中心”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价值理念的塑造,加快生态伦理的本土化、体系化建设,从生产生活出发进一步探讨和制定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伦理指南,突出人道与自然之道、野生动物之道辩证统一的价值评价,防止把生态伦理、野生动物保护符号化。     

对辛格动物解放论的理性反思

彼得.辛格以功利主义原理为理论基础,要求把用于人类的道德关怀平等地扩展到动物,以实现动物的解放。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辛格提出了一系列的伦理理论,如以苦乐感知能力为标准对生命进行划界,论证全体人类应该素食,对生命的内在价值按意识的发达程度划分等级,等等。但是,辛格的理论和论证过程存在严重的问题,而且其结果不仅没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价值,还会对人类造成较大的伤害,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从欧美国家的动物保护立法分析动物的权利

欧美国家动物保护立法实践源远流长,他们为动物的立法详细而周到,为动物立法已经成为世界性潮流。现代法学研究中,对动物权利争议的焦点在于动物能否成为权利主体。把动物作为权利主体的观点,是对传统法学研究范式的挑战;而且,世界范围内的动物保护立法实践,已经证明了动物享有权利的可能性。从学理上讲,对动物权利的保护也是保护我们人类自身的必然要求。     

动物保护模式辨析及我国的选择

人类由动物演化而来,仍将与动物相伴而生,为维护和增进人类福祉,通过法律手段保护动物已成为当代社会的共识。保护动物的理论基础包括新人类中心主义、动物福利论、动物权利论等,相应的立法形式表现为初始形态的反虐待动物模式以及较高层次的动物福利模式甚至动物权利模式。考虑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国民的接受程度以及社会文明健康发展的需要,走以反虐待动物模式为起点的渐进式发展路径,是推定我国家养动物保护的合理选择。     

论动物法律主体资格的确立——人类中心主义法理念及其消解

从逻辑上讲,并非不能将法律人格赋予动物。动物权利的保护,不应作为客体保护,而应作为主体来保护。主体的产生,乃是根源于社会利益和权利保护的需要。而主体在形成后也在不断扩张,诉讼实践就是主体扩张的重要动因之一。文章从主体、法律主体、民事主体、诉讼主体而及动物,以动物的生命权为核心,力图确立动物的法律主体地位。通过对动物主体地位及动物权利的论证,对人类中心主义法理念予以解构。      

动物解放论与以往动物保护主义之比较

动物保护伦理是环境伦理学中非人类中心主义流派里的一个重要分支.彼得·辛格的动物解放论是关于动物伦理的现代讨论中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与以往以人类为中心的动物保护主义不同,动物解放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于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平等原则和功利原则,它主张从"动物的解放是人类解放事业的继续"出发,把道德关怀的对象直接扩展到动物身上,从而让动物拥有道德地位,以此从外部、强制性地限制人对动物的伤害行为.     

论WTO框架下动植物检疫制度的价值冲突

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技术性贸易壁垒取代关税和传统非关税贸易壁垒,成为一种新兴的贸易限制措施,动植物检疫措施就是一种技术性贸易壁垒。实施动植物检疫措施的目的是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体现的是安全价值,而贸易自由则为自由价值。在安全价值与自由价值发生冲突之时,我们必须偏向于安全价值,以确保人类的安全与健康。     

动物生存权与人类健康权伦理关系探析

人类在遭受大自然接二连三的打击下,开始反思人类与生态系统的关系,认识到人类健康权与动物生存权是并行不悖的,并且纷纷推出各种主张,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利益至上"两个极端化观点,并提出建议。即"以人类和动物为价值主体",又对未来动物保护的立法提出见解。     

民法与环境法对话中的动物法律地位探析

作为与人类同为生命体之一的动物,在当下,对其究竟要如何予以保护已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民法学者与环境法学者对该问题的争执也是不相上下,争执的焦点在于对动物的保护是否必须通过改变动物的客体地位,使其获得法律主体地位。从民法与环境法的关系来看,动物不可能成为人类法律的主体,动物在法律上仍然是特殊的客体,我们可以对其进行特殊规制,以达到保护的效果。     

成熟理论的自然诉求——关于动物权利的理论探讨

通过对机械主义动物观、间接责任论、人道待遇原则到不被作为物来对待的基本权利等一系列西方历史上不同学者关于动物权利的著名理论进行梳理、概括,中国动物权利保护应采取的立场是:应该把动物看作是一个生命主体,而不是人的财产,动物与人一样能够感受到痛苦,所以,我们应该善待和爱护动物。同时,在我国现阶段,应该加强保护动物权利意识的宣传,并制定中国的动物福利法。     

动物伦理与动物福利概述

从儒家动物生态伦理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两方面简述了动物伦理的基本思想,并讨论了人工授精、胚胎移植、动物克隆技术和转基因动物等引发的伦理问题,介绍了动物伦理问题的解决与实现动物福利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只有坚持可持续发展的伦理观,才能促使人与动物乃至自然的和谐发展。     

动物福利与动物权利之法学辨析

本文在主客二元法律结构和由该结构所维护的法律秩序之下，从法理学和伦理学的角度，对动物权利和动物福利在法学上的应用可行性进行了论证。结论是法学上应采用“动物福利”而非“动物权利”。最后本文对法学上的“动物福利”与动物保护学、动物伦理学上的“动物权利”之间的学科转化问题进行了研究。     

加强动物保护立法的思考——兼评动物的主体地位

动物不能成为人类道德的主体,动物成为人类法律关系的主体也存在诸多障碍。在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为了维护生态平衡,对动物加强立法保护非常必要。我国在动物保护立法方面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着不足。针对我国动物保护立法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做如下努力：第一,明确动物保护立法的原则;第二,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其他部门法中有关动物保护的规定;第三,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保护基本法》及其他配套法规。     

动物实验的伦理问题述评

地球环境的急剧恶化让人们开始反思人类行为,动物实验的伦理问题也就成为动物权利论者最关注的焦点问题。围绕这个问题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展开了论辩,从论辩中虽然没有得到明确的结论,但这场论辩对动物实验的开展起到了一定指导作用。     

简论维吾尔民间故事中的动物形象

维吾尔民间口头文学中的神话、传说、魔法故事、动物故事、寓言等文学体裁中都塑造了动物的形象。但是动物形象在不同体裁中的性格与作用不同,我们通过动物形象中的这种复杂的变化过程,可以深刻认识和感受维吾尔族人民的自然观和思想历史的发展痕迹。     

清人放生观述评

清代关于放生的理论中,"福报说"、"普渡说"源于佛教,较此前以佛教论放生者,创获良多。"仁民爱物说"与"以佛助儒说"都以儒家理论论述放生,以"仁民"重于"爱物"。"恻隐之心说"强化人类普遍具有的对生命的同情,促进放生,并且提升人们的爱心。     

现状与展望:中国动物保护立法的思考

以动物福利为导向的现代动物保护立法,已经有近两百年的制度发展史。与之相比,我国现行动物保护法,尚非真正意义上的以保护动物个体利益为目的的法律。其立法的主要缺陷表现在:在立法宗旨上,动物只是纯粹的资源,忽视了动物个体的利益;立法分散、法律规定少;受保护的动物范围有限;法律缺乏执行力。动物福利立法的缺失,带来诸多不良社会后果,鉴于此,中国需要健全动物保护法,将动物福利理念贯穿到现有法律中,其具体立法原则应当坚持:第一,残酷非法化;第二,基本福利为补充。     

动物权利的法定化困境及其破解

作为伦理学命题出现的动物权利论,在西方及我国法学界得到了部分学者的支持,他们提出了动物应当成为法律主体,享有法律权利的主张。从法学或者法律的角度主张动物权利,不得不面临动物权利法定化的困境:动物主体如何确定,权利内容为何,如何实现权利?这些问题在目前的法律架构中是无法解决的。事实上,动物权利的初衷也是为了保护动物,但它却无法法定化,在社会现状及立法技术条件下,真正能行之有效的动物保护立法策略仍然是动物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