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经学、皇权与史学关系刍论

两汉儒学表现为经学。经学与两汉的专制皇权紧密结合，加强了对史学的控制。其原因是由于统治者对史学功用认识的不断加深所致；其手段是皇权控制史学的外部条件，经学控制史家的史学思想与价值观念。皇权与经学对史学的控制使史学日益成为经学的附庸。     

五四前后新历史考证学兴起原因初探

五四时期新历史考证学兴起并发展起来。新历史考证学继承了清代考证学的优良传统。在史学摆脱了经学思想和义例的束缚后 ,旨在沟通中西的“科学方法”的提倡 ,辅以“求真”的观念和新史料的支持 ,新历史考证学成为 2 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主流。     

经学思想的嬗变与文学评点的视域生成

自南宋评点的兴起至明清评点的兴盛,文学评点逐步摆脱了经学伦理、政治教化的要求,走上了文学审美与艺术批评的道路,而促成这一转化的恰恰是经学思想的嬗变.梳理经学思想对文学评点的影响,可以发现,经学思想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构成了文学评点的特定境域.在文学评点的发展史上,从理学到心学的变化,影响了文学评点的视域生成,形成了文学评点特有的审美评价标准和审美评价方式.     

论兰克历史主义的二重性

兰克的历史主义以“求真”为基本旨趣.兰克从主客两个角度来保证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但在这一经验性诉求背后隐藏着一先验性诉求,即“理解”上帝.对兰克而言,历史主义本质上是经验性与先验性的统一:经验性是先验性指导下的经验性,先验性是通过经验性而达到的.兰克历史主义的二重性使其处在思辨历史哲学与实证主义的中间位置,构成了史学思想争论的焦点.     

朱舜水史学思想及其对日本史学发展的影响

朱舜水的史学思想包括大义名分的史观思想、尊史求真的史德思想、考据存疑的史识思想和以古为镜的史用思想四个部分。其中大义名分和尊史求真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融入进《大日本史》的编撰理念中。此外,朱舜水还为《大日本史》的编撰培养了一支技术精干的专业队伍。朱舜水的史学思想还对朱子学派和水户学派的史学发展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了日本江户前期的史学发展。     

经学与汉代史学的关系

汉代是经学繁盛时期 ,又是封建正统史学形成时期。经学与汉代史学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经学发达给汉代史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影响了汉代史家的知识结构 ,决定了汉代的史学思想 ,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促进了史著体例的创新。经学对汉代史家的治史目的与治史方法也有着深刻影响。考察经学与汉代史学的关系 ,可从中体察汉代史学的发展特点 ,进而认识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从曹髦问难看义理思辨在传统经学中的价值

魏高贵乡公曹髦与经学博士围绕经学文本展开的论辩,披露了经学文本自身的不周全性。经典之间、经注之间记述的不一,尤其是儒家继承的资源与自撰文献之间观点上的冲突,不可能完全通过字词的训诂和＂奉遵师说＂的家法获得解决。在求真的知识追问中,能否＂喻大义＂凸显了义理思辨在传统经学研究中的价值,其所体现的批判性思维事实上推动着经学的发展。     

顾炎武与浙西史学

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 ,始于明清之际。由黄宗羲开创的注重人文价值的浙东史学和由顾炎武开创的注重科学实证的浙西史学 ,分别代表了传统史学近代转型的两种思想进路 ,而浙西史学与同时期兴起的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更具有本质上相通的可比性。从顾炎武对“六经皆史”的史事论证 ,到钱大昕论“《尚书》《春秋》实为史学之权舆” ,反映了中国学术从经学独尊向着建立以史学统摄经学的近代历史科学转型的趋向 ;从顾炎武拒斥“《春秋》笔削大义微言” ,到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对“《春秋》笔法”和“宋儒法戒”的全面批判 ,确立了以求真为史学之最高宗旨和作为近代历史科学之本质特征的价值中立原则。更为重要的是 ,浙西史学三大家继承了顾炎武“引古筹今”的史学思想 ,在为历史上的改革运动翻案、批判文字狱的专制暴政、阐发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政治思想诸方面 ,不仅思想锋芒更为尖锐 ,而且在学理上亦有所发展和深化。20世纪以来流行的贬低乾嘉史学的观点乃是不合乎历史实际的偏见。     

简论晚明以降诸“性灵”说

晚明以降,中国哲学出现了以＂求真＂、＂贵我＂为主要价值取向的新哲学精神。受这一新哲学精神的影响,中国艺术领域、学术领域分别出现了提倡＂性灵＂的美学主张与学术主张。其中既有袁宏道、袁枚在文学领域里的＂性灵＂说,又有焦循、章学诚在经学与史学领域里的＂性灵＂说,从而体现了尊重个性的新思想在文艺与学术两个领域展开的思想历程,体现了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在深度与广度的展开。     

论王若虚《尚书义粹》的解经特色

王若虚《尚书义粹》解经有鲜明特色,于章节之中每每分纲领条目,阐说铺陈敷衍,辞非体要。提倡义理解经,以探究《尚书》经世价值为宗旨。训诂方法上注重上下文内在联系,释辞义不以义界而往往排比事类为解,并于训诂中融入个人思想,反映出鲜明的宋学特色。王若虚经学方法与思想与宋儒展现为同一脉络,由此《尚书义粹》可以揭示宋金文化交流之面向。     

唐代文学家族的地域性及其家族文化探究

唐代文学家族的兴盛,就地域性而言,多集中于两京地带与江南东道,而陇右、剑南、黔中等地区处边隅荒芜之地,文化相对落后,文学家族较少.在文学家族的人员构成上,或父子,或祖孙几代,或兄弟多人.从时间段上看,唐初文学家族多文化世家,除诗文传家外,还擅长经学、史学,而后期一些出身寒门的文学家族则无深厚的文化根基.另外,唐代文学家族的文化属性则丰富多彩,如家族中拥有大量的庋藏,家学内容呈多样化的趋势,既有经学、史学、文学,也有书法、绘画等技艺的传承.在家族的文学实践方面,主要体现为文人创作时的崇宗意识;家族内部的文学研究与交流;郡斋诗文集会的家族化现象以及对家集的编撰等内容.此外,文学家族的家学中尚有变异性的特点,特别是外家之学的传承,既丰富了家族原有的文化传统,又增强其社会适应性,为家族的兴盛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重审经史关系：经学视阈下的汉代史书编撰

经史关系问题是中国经学史与史学史的关键问题,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持续了整个古代社会并延续至今。学界一般认为,经学对史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思想方面。事实上,经学对史学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体现在史学思想的形成上,也体现在史书编撰的过程中。以汉代史书编撰过程为例,经学的繁盛为汉代史书编撰准备了文献资料和著作形式,不但为史书提供了大量的史料,还促进了史书体例的创新,丰富了治史的方法。     

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的理论建树:科学与求真精神

五四时期是现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开始阶段.因崇尚科学而从方法论层面对"科学方法"的提倡,实际上是逆向回答了历史学的性质问题.史学"求真",具有斩除"思想荆棘"的作用,也是强化学科独立意识的自然反应,对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探讨完全处于一个新的起点或层面上.五四时期是有规模引进西方史学和有意识融汇中西史学的首次尝试,对西方史学发展的了解有限、判别西方史学价值的能力微弱等都成为制约中国史学借鉴西方史学的因素,知识层面的碰撞与交流还需摒弃某种先入为主的成见.     

从经学之传到文学之传——论经学传述行为对传体叙事的推进

“传”是历史久远的叙事文体.早期的“传”只是单纯的记言记事文字.随着经学的兴起,“传”在叙事功能之外又增加了诠释功能,出现了以叙事为手段、以释经为目的经学之传,从叙事理念和叙事技术两方面促进了“传”体叙事的革新,直接启发了后世史学之传的创立,也影响了文学之传的写作,显示了经学传统对文学发展介入.     

论中国古代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中国古代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先秦“六经”亦经亦史的特点,决定了此后经史之间难以割舍的因缘关系;汉代是中国经学兴起的时代,同时也是史学标榜“成一家之言”之时,这一时期经学对史学思潮有重要影响,史家崇经意识非常明显;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宋明时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理学化经学对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清代经史之学从清初提倡穷经经世和以古筹今的实学思潮,到清中期后兴起的今文经学派的援经议政和治史明道,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学术特点。而乾嘉经学为考据而考据,史学也多由经学而入,受汉学藩篱所囿,只有浙东史学继承了清初经世思想。     

中唐《春秋》学对史学发展的影响

中唐社会剧烈振荡,使学术风气为之一变。最初是啖助《春秋》学兴起,“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继而是文学上的古文运动,造就了唐宋八大家。史学由于自身的滞后性,发展较经学、文学缓慢,兼而又受到经学的影响,呈现出复杂而曲折的变化景况。本文仅就《春秋》学对史学发展的影响,略陈管见。一中唐新起的《春秋》学对史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人们对史学功能认识的变化上。史学功能问题,中唐以前大体存在惩恶劝善、取鉴求治两种基本认识。惩恶劝善,主要是向“为国家者”强调“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取鉴求治,主要是从前代亡国探讨治乱     

论两汉经学与文学的合离

经学作为儒学官方化的特殊产物自登上学术霸主宝座后,深刻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汉代文学深受经学的影响,经常背离文学发展的轨道而与经学融合,到汉末,又伴随经学的解体和文化学术的多元,文学才真正从实用价值观中解脱出来,成为一种迷人的独立的文化形态。400年的文学演进历程,清晰地呈现出经学与文学的整合与背离。表现在:一方面代表皇权政治思想的儒家经学思想不仅成为文学创作建构主题的直接知识来源与真理凭据,更与表现士人心态话语的文学形成文化精神上的同构关系,在经学与文学内在的教化层面和外在的应用层面形成实质性整合;另一方面,文学自身所固有的质的规定性导致了两汉文学对经学的背离。经学的兴衰与文学发展的互动是这时期的一大文化景观。     

经学抑或史学——论章太炎今古文经学观及其学术要义

作为清学正统派之殿军,清末民初著名经史学家,章太炎著述颇丰且思想深邃。作为其学术奠基之今古文经学观可谓其治学志趣、援经论政之历史注脚。章太炎自始就是一位坚定的经古文学者,他坚守古文家法但不泥古之,批判今文经学而兼采之,认为公羊学牵强附会致使国史中斩,而研究《春秋》必以《左传》为本,对今文经学独尊《春秋公羊传》及孔子作六经的主张以及晚清今经文学的微言大义中之不遵史实、牵强附会等给予坚决批判,章太炎批驳今文经学,主要针对其学术基本立场和观念,这种学术态度已经走出了传统学术派别之争的藩篱。章太炎经学理念的另一重要特色是倡导经世致用之学而切其时要,主张"六经皆史传统"而光大之。章太炎主张经学即史学,发扬国学,即从史学出发,以史学保持国性,以史学培养国民道德操守,用国学塑造国魂,力求用经史之文化以求拒侵抗敌,复兴文化,重塑道德。     

钱玄同对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承继与超越

钱玄同一方面受康有为经学思想很大的影响,对《新学伪经考》也多有誉美之辞,而另一方面二人所走的并不是一条同样的道路。可以说,康有为是近代的今文经学家,近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而钱玄同则不泥家派,超越今古又超越经学,是埋葬经学、变经学为史学的一个功臣。分析认识钱玄同对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承继与超越,对于认识康有为和钱玄同的经学思想,以及中国近代经学的发展走向,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传统史学“实录”范畴的经学取向

实录是中国传统史学中重要的史学观念和史学批评范畴。一般认为,实录就是按"实"而"录",即如实载录史事。但在以彰善瘅恶、予夺褒贬、申以劝诫为主旨的《春秋》经学统摄和指引下,实录所录史事并非客观历史真相,而是善恶之实和褒贬之实,并以之作为载道、明道的基础,体现出鲜明的经学取向。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实录观念,一半是经学,一半是史学,以经为体,以史为用,与近代史学客观理性和实证精神有较大差异。这种把善恶褒贬注入史事的史学撰述形式,反映了《春秋》经学对于传统史学的统摄和史学对于经学依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