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原因的系统分析

在回顾近10年来国内学者对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原因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流程图,对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的原因作了系统分析。提出并区分了“时点出生性别比”与“时期出生性别比”的概念。认为,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政策因素不是主要因素,性别选择技术是主要原因,性别比偏高是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提出两点标本兼治的对策建议。     

社会学视野中的安徽省出生性别比异常现象

通过对安徽省出生性别比状况的描述,从婚姻家庭和城乡二元差异角度对出生性别比偏高进行了分析。最后从个人、家庭及社会三个方面对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将会产生的婚姻挤压、异质性婚姻增加等现象进行了论述。     

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社会性别理论分析

国内已有的对出生性别比异常的原因研究缺乏对成因背后运行机制的思考。只有以社会性别理论为分析框架,才能对性别比异常的深层社会运行机制进行比较清晰的解读。对策设想主要有“提升社会性别意识,构建性别和谐社会”等方面。     

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技术性因素

近二十多年来,各种产前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不断普及为选择性人工流产、引产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在影响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诸因素中,非法的胎儿性别鉴定及选择性生育是其直接原因,主要表现为一胎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二胎及以上出生性别比偏高.     

生育文明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平衡

解读文化与文明、生育文化与生育文明的概念,人们就会发现: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真正原因是由于不文明生育文化及行为造成的。倡导生育文明、构建性别和谐社会,需要家庭、社会和学校的共同努力。     

性别偏好、性别选择与出生性别比

考察了中国性别偏好及其产生机制,讨论了性别偏好、性别选择、社会经济发展与现行生育政策等因素对出生性别比例失调的影响,并对中国政府治理出生性别比例失调成效不明显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认为：中国歧视性的性别偏好是制度构建的产物,性别偏好、社会政策供给不足、生育数量限制等使性别偏好提前显露出来,并借助于性别选择提前实现性别偏好成为可能,从而促使了中国出生性别比例的失调。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全球化、文化传播、观念转变等,使得出生性别比回归自然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逐渐具备,中国出生性别比拐点已经来临。     

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战略选择及前景展望

出生性别比的持续偏高是社会性别的不平等在生育领域里的集中体现,因此,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应该着重于对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改造,通过构建社会性别平等机制,形成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远期战略和近期战略相结合的综合框架。     

以“出生人口数量”换“出生人口性别比结构”战略

我国是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且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收效甚微,通过"禁止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入"刑"遏制性别比偏高成为社会热点。从人口学视角出发,构造立法后的人口数量成本和出生人口性别比收益方程,测算结果表明,立法后带来的人口数量成本可以接受,出生人口性别比收益明显,立法具有可行性。而且立法还有利于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立法刻不容缓。     

出生性别比影响因素的通径分析——以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

根据我国的特殊情况,分别建立了城市和农村两个模型,并利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县(区)级单位数据,对出生性别比变化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因素进行通径分析,发现:家庭规模和教育水平对城市的出生性别比影响较大,而医疗、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对农村的出生性别比影响显著,据此提出,降低出生性别比应采取加大现代生育观念的宣传力度、形成先进生育文化舆论环境、着力提高女性的文化程度和相应的社会地位以及加强对农村医疗服务机构的规范化管理等针对性措施。     

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微观”研究──湖北省天门市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特点和原因调查

本研究通过对湖北省出生性别比最高的天门市（县）的调查，认为女婴漏报，溺弃女婴均不是这里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在考察了孩次出生性别比、中期人工流产性别比和对比Ｂ超诊断仪广泛使用前后的出生性别比后得出的结论是：Ｂ超诊断仪的滥用造成了天门市出生性别比的持续升高。这一结论也应当可以用来解释大量与天门市同类型地区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原因。     

关于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思考

使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是计划生育近期工作目标之一。目前存在的出生性别比失衡现象 ,是传统宗法观念、现实生产力水平和传统养老模式综合影响的结果。治理上述失衡问题 ,应在工作思路上坚持宣传教育、依法管理、利益导向和综合治理     

外来人口对上海市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通过对上海市人口出生性别比现状的分析,得出外来人口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是引起上海市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主要原因的结论。在分析外来人口对上海市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的基础上,提出控制上海市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对策建议。     

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的再思考

针对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现象分析认为,在我国,造成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直接原因是非法胎儿性别鉴定的存在,深层次原因则是源于农村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由此引起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以及国家在倡导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方面缺乏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由此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型生育文化、制定提高女性社会地位的相关政策、加强相关法规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借鉴他国成功经验等应是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具体对策。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法制因素探讨

针对我国近年来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现象,从法制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相关法律、法规,认为相关法律、法规不能有效调整人们的行为或者立法落后、缺乏社会性别意识,强化了人们"重男轻女"的观念,从而成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制度性因素.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性建议.     

我国出生性别比例失调之法律思考

出生性别比例失调反映出生育领域存在男女不平等现象,这一“不和谐音符”,已成为迫切需要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通过对我国性别比例失调的基本现状及原因进行分析,认为应借鉴韩国、印度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有效措施,通过完善现行刑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及社会保障法规制度,采取法律手段来解决出生性别比例失调问题。     

出生性别比持续上升中的减缓趋势及其原因

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生性别比偏高态势的基础上,利用1982年以后的人口普查及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了出生性别比的年均增长率,并据此进行总体及分类比较,认为：2000-2005年我国出生性别比在持续上升过程中已呈现出减缓趋势,这种减缓由城市化发展、人口流动加速、妇女受教育水平提高、婚姻市场调节以及养老保障制度不断完善、政府引导及合理的制度安排等因素促成,是男孩偏好“真性弱化”和“假性弱化”交替作用的结果。     

家庭因素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影响--微观人口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从微观人口经济学角度分析有女无儿家庭的二孩及以上孩次生育决策的影响机制,认为:作为生育主体的妇女家庭地位偏低、家庭主要从事农业经济活动以及基于农业生产的传统消费模式等均影响了家庭层面出生性别比的上升。而妇女家庭地位的提高、家庭经济类型以及消费模式的转变,将对在家庭层面维持正常的出生性别比发挥积极的作用。     

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工作的考核评估——基于6省24县市区的调研分析

通过对全国6个省24个县市区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考核评估工作进展情况的实地调研发现,针对考核评估,各地已经建立起了统计监测和考核评估制度,还对考核方案进行了内容指标、保障机制、考核方式方面的创新性改进。同时也发现,国家级和省、市级的考核评估方案还存在顶层设计、目标任务、数据依据、考核指标设计等不符合实际的问题。据此提出了完善考核指标体系、改进考核工作机制、创新考核方式方法、提高考核实际效果四项建议。     

1980-2005：中国出生性别比问题研究回顾与评述

以近三次人口普查时间跨度为线索,对中国学者关于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的研究进行了历史回顾,认为研究经历了从问题初显端倪到研究的深化再到多元化三个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对整个研究过程从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三方面进行简要评述,分析了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