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学研究的最新前沿成果——方红姣《现代新儒学与船山学》序

《现代新儒学与船山学》一书于2015年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现代新儒学与船山思想的相关度为思考的逻辑起点,对现代新儒家学派的"船山学"做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就现代新儒家学者重视船山的原因、关注船山思想的两大基本点、"后牟宗三"时代"批判的新儒家"所提出的"回到船山"等各方面进行深入剖析,展现了现代新儒家学派的船山学研究的总体逻辑进程,并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船山学研究做了比较,资料翔实,视野开阔,是船山学研究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     

船山宗朱、反朱抑或超朱之争讼与辨正

自船山殁后以至于今,学界围绕船山学术旨趣争讼已久,诸种说法或盛传一时,或流行至今,然细考之,均有偏阙,亦无有公论。船山与朱子之间关系的判断,制约、甚至决定着对船山思想渊源、学术旨趣之定位。依已有之成论,在宋明学术的框架中,船山学说与朱子学说关系归结为:船山笃守朱子学、走出朱子学与超越朱子学三种,由此可将船山学术旨趣化约为:船山以理学为宗、对朱子理学的倾覆以及集道学之大成三种争讼观点。宜以整个思想史的视域,将船山之思想视为朱子学说之反动,即对于朱子在理学开新的过程中丢掉了原始儒家的精髓、失去了儒家之所以为儒家之意蕴的"反动",从而将船山学术旨趣追溯至尽"明人道"的先秦孔孟之正学,从而肯定船山以复先秦之古为解放的正面价值。     

湖南船山学与《船山学刊》百年

王船山是我国十七世纪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湖南作为船山的家乡、船山思想的发源地,一直注重研究和传播船山思想,并与民族复兴、国家图强的时代呼声紧密结合,为传承、发展、创新湖湘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船山学的研究不只在湖南,在全国甚至海外更是成果丰硕、名家辈出。为了研究船山思想、光大船山精神、砥砺国人奋起,促进民族振兴,湘籍学人刘人熙在创建船山学社的基础上,又创办了《船山学报》,于1915年8月20日正式刊行。在一百年的风雨沧桑中,其间虽历尽艰难,但刊物总能在各方鼎力相助下屡仆屡起,并在曲折中前行,真正做到了与国家民族同呼吸,与中华文化共命运,与时代社会共发展。以百年刊庆为契机,《船山学刊》将继续努力,使船山研究取得新进展,湖湘文化焕发新活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光加彩。     

“船山”别号考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人们习惯称他为“船山”。比如,他的著述篇目,称作《船山著述目录》;他的著作集,刊作《船山遗书》、《船山全书》;他的生平事迹年表,题为《船山公年谱》、《王船山先生年谱》。为了纪念他,许多地方修建了“船山祠”,为了研究他的思想,海内外成立了各种以“船山”命名的学术性团体,等等。总之,三百多年来,“船山”别号与王夫之本名一同流传,为学者乃至世人所熟悉。那末,“船山”这个别号究竟是怎样来的呢？“船山”别号的由来,历来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出自后…     

民国时期《船山学报》办刊宗旨发覆

船山学社是民国初年创办的学术研究团体,《船山学报》是船山学社主办的学术杂志,因社会变迁的关系,船山学社和《船山学报》在民国时期都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阶段,虽然共用《船山学报》之刊名,但其办刊宗旨是不同的;民国初年的《船山学报》办刊宗旨是通过宣传船山学术思想崇尚传统文化反对西化以新天下,这代表着在中国重要的转型时期部分知识分子的忧虑与努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船山学报》,虽然声称继续本社民国六年以前学报办理,但实际上是以尊船山为号召重在提倡尊孔读经。     

《船山遗书》流布、影响论例

文献在文化传承和复活中具有重要作用,湖南文献与湖湘文化的关系密切;《船山遗书》的逐渐传播,对湖湘文化的影响深远:从王夫之逝世至道光中叶,为《船山遗书》和湖湘文化的沉寂时期;从道光末到清末,为《船山遗书》和湖湘文化的苏醒和引爆时期;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船山遗书》的广泛传播,船山文献仍将具有弥久的生命力。     

“《船山学刊》创刊百年暨船山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更好地弘扬船山精神,光大湖湘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5年8月20日,由湖南省社会科学家联合会主办,衡阳师范学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衡阳县人民政府协办的"《船山学刊》创刊百年暨船山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湖南长沙枫林宾馆召开。来自多所高校和研究院所的专家学者代表等共140余人参加会议。本次会议汇聚了国内船山学研究的主要代表性学者,显示了学界在船山学研究上的较高学术水平,更汇集了一批年轻的船山研究者,表明了船山学研究接续开创的青春活力和后继有人。从最初翻译刊刻船山著作,到开始对船山进行学术性研究,再到多角度、宽领域深入研究船山思想,中国学者们已在这一领域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本次会议的研讨不仅加深了大家对百年老刊《船山学刊》的了解,也推进了同道学者们的学术交流,更进一步深化拓展了船山学研究,对船山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晚清以来百年王船山哲学与思想研究述评

晚清以来百年是船山思想沉寂一百七十年之后的重新现世的历史。以曾国藩、曾国荃兄弟重刻《船山遗书》为标志,对于船山思想的研究与定位就一直是之后百年学界的重要论题之一。而学界对船山之学的看法也经历了曾氏兄弟的正统理学、谭嗣同的维新变法、章太炎的排满革命、以及梁启超、胡适、侯外庐等人以“西学格船山”的曲折历程。最后以熊十力在20世纪40年代对船山复归于传统的“骨子里仍是宋学精神”的思想史判定画上句号。这一时期的船山研究,对于一九四九年之后大陆与港台的船山研究不同思想进路,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晚清船山记忆和船山形象的演变及其特点——以三次奏请王船山从祀文庙活动为视角

船山记忆的复活与船山形象的建构是近代思想史上的一道风景,也是今人窥见近代思想观念变迁的一扇窗口。晚清以来,王船山先后三次被清廷大臣奏请从祀文庙。在此过程中,船山记忆不断复活,船山形象的不同侧面得到凸显,船山思想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指导意义得到挖掘,船山最终以有利于新政改革的正统儒家学者形象,进入了文庙从祀行列。探讨晚清从祀活动中的船山记忆和船山形象,不但有助于推进对船山思想之近代影响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反观近代思想变迁的细微之处。     

共识、超越与不及:郭嵩焘开创公祭船山150周年回顾

郭嵩焘于1870年开创的公祭船山,至今整整150周年。回顾这些年来船山学研究的历程,将郭氏对船山的评价和当代船山学的进展进行比较,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一个共识,一个超越,一个不及。一个共识,即对船山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认识高度一致;一个超越,即当代在对船山政治思想的认识与评价上远远超越了郭嵩焘;一个不及,即当代学者对船山学术成就评价的标准,不及郭嵩焘的客观。     

船山佛教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船山佛教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针对“船山与佛教的因缘”这一主题,集中探讨了船山与佛教的因缘、船山的辟佛与传佛问题、船山佛学著作《相宗络索》的思想和意义等内容,较好地补充了船山佛教思想方面的研究。也对以往所做的相关研究有了更多的超越。     

船山后裔与船山遗著的刊刻传播

从王船山的次子王颁开始,船山后裔就对船山遗著的保存与传播作了世代传承的艰苦努力。道光年间《船山遗书》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刊刻,就是船山后裔与近代湖湘一、二代人才群体共同努力的结果。随着湘军的崛起,同治年间《船山遗书》得到更大规模的刊刻与传播,从而对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船山遗著得到更加全面的收集整理与公开出版,船山思想得到更加全面深入的发掘研究与前所未有的弘扬光大。     

船山研究的历史回顾

清末湘人以船山仁与礼能纲维万世,大肆宣传船山、出版船山著作并上请清王朝．使船山入祀于孔庙,并成为明末三大儒。民国的船山被赋予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精神,成为反对专制主义的武器。同时,民国对船山进行了分学科的学术研究。解放以来,主要从哲学、史学、文学……研究船山．比民国的分科研究更为精细。改革开放后,船山研究进入一个新时期,其标志就是学术上的争鸣开始了。     

二十世纪后半叶海外新儒家的船山思想与哲学研究述评简

二十世纪后半叶海外新儒家的船山思想与研究基本在熊十力定下的“实在论”方向上前进。唐君毅与劳思光确立了海外新儒家船山研究的规模,而他们的后学曾昭旭与林安梧则在此基础上,使用新儒家的思想精神与牟宗三的方法论对船山之学进行研究。总体上说,海外新儒家的船山思想与哲学研究偏重船山的心性论与史论,而罗光的船山研究则算是一例外情况。这是海外新儒家僻居港台一隅,学脉趋同所致,也是其船山研究的重要特征。     

嘉道以前船山记忆和船山形象的演变及其特点

嘉道以前的船山记忆经历了一个私人记忆向官方记忆演变的过程,船山形象也随之变化。康熙年间王船山去世后,其子王敔通过刊刻船山著作、撰写船山行述,形成了对船山的私人记忆,刻画了王船山忠义节气、湛深学术的老儒形象。之后,湖广学政潘宗洛撰写了第一篇船山传记,将王船山形象提升为"前明之遗臣,我朝之贞士",使船山记忆由私人记忆开始向官方记忆转化。乾隆年间,随着清廷对晚明遗民褒诛并用政策的实施和各类文化工程的举办,船山记忆被再度筛选。王船山最终于嘉庆年间以经学家的身份进入了官方正史,并由此刺激了民间对船山记忆的全面复活,为近代船山热埋下了伏笔。     

王船山义利观辨正

船山作为宋明理学的总结者,学界多把他的义利观等同于儒家的传统义利观:重义轻利。其实,这是对船山义利观的一种误解与误读。如果还原船山原典语境和抽离引用者自身的语境,船山的义利观至少包含先利后义、先义后利、义利和合三个层面。一旦抽离船山原典的语境和置换引用者自身的语境,就会导致对船山义利观的误解与误读。     

当下学术界关于船山思想研究的四个时新维度

近几年来,阳明学研究比较热门,而船山学研究表现的相对冷清,相对船山博大的思想体系而言,船山思想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当下学术界关于船山思想研究有四个时新的逻辑层次:船山学的诠释离不开多元文明的视角和自我定位,这关切到中国古典思想诠释困境的反思;在船山看来,学统和道统要和政治保持距离,将教化之权柄放在师儒、学者手中,通过复礼之学统摄克己功夫,构建一种以礼乐为中心的文明政治社会生活形式;船山站在儒家的立场批判释、老,正视"正统"与"异端"的区分,同时也吸收释、老思想,以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船山学梦体现儒者的使命和担当,本质上是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谋求未来的理论建构和体系建构之事业,与"中国梦"息息相关。在四个时新维度的透视下,船山思想研究获得立体的呈现。     

开创和传承船山学的第一代学人

清代早期开创和传承船山学的先驱人物有:刘献廷、潘宗洛、张仕可、储大文、董思凝、李周望、缪沅、王敔、余廷灿、阮元,以见船山学之传承、研究渊源有次。他们是开创与传承船山学的第一代学人,为船山学的传播发展、壮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萧莲父船山学研究的“内在理路”浅探

萧莛父船山学研究主动继承了侯外庐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拓展。萧莛父对侯外庐的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既有继承,也有拓展。“继承”体现在主动选择以马克思主义来研究船山的共同路径,以及对船山思想具有启蒙性质的共同判定。“拓展”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的叙述术语、体系构建、内容扩展等方面的深化,以及对现当代新儒家的船山学研究和以西方思想研究船山的不同模式有所注意和肯定。萧莛父船山学研究存在着“思想的内在理路”,一方面发掘船山思想的逻辑范畴,以构建船山哲学体系之网;另一方面厘清船山思想与宋明理学的关系,将船山思想纳入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旨在从中国自身的思想上找到启蒙精神的内在性根芽和根据。     

王船山对饶双峰《孟子》说的批评与接受

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对朱子再传饶双峰的《孟子》说加以深度剖析,从解经方法上严厉批评饶双峰过于分析的区别法“自误误人不小”,简直是“石田中求罅隙”;在理气观上,船山倡导理气不相离、理势不可截然分的理气相因观;在人心论上,船山严格辨析真心、本心与佛老之别,对双峰以人心为仁之解极表赞赏;在仁与礼乐、仁与不仁、孝与义等问题上,船山提出新的看法,批评双峰“谕父母于道”说违背了孝道精神。船山对双峰的反思与接受,表明船山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建立在对朱子后学继承与批判之上,朱子后学构成船山思想的重要来源,显示出船山学的朱学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