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力作──评《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七十年》

中苏关系史，是近现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一个较新的领域，也是人们极为关注的热点之一。以前，由于种种原因，这一领域的研究十分薄弱。近年来，虽有一些论文出现，而专著尚付阙如。最近，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青年学者刘志青著、黄河出版社出版的《恩怨历尽后的反思...     

论邓小平的中苏关系观

作为中国第一代领导成员和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对中苏关系发表了许多有见地的和重要的观点.他认为,中苏关系破裂的根源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归根到底是苏联严重威胁了中国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同时他认为,要记住中苏关系的历史,但不能纠缠于历史,应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

在近代史上,沙俄曾严重侵犯了我国主权。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连续三次发布对华宣言,声明无条件放弃帝俄时代在中国取得的一切特权。1924年,中苏建立外交关系。同时,苏联大力援助中国的国民革命。北京政府崩溃后,苏联对华外交便以国民政府为主体。但是,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宣布苏驻华各地领事,一律撤销承认,并勒令苏联在华商业机构停止营业,又以武力接收中东铁路。中苏矛盾激化,苏联正式向华宣布绝交。“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经双方商谈,中苏于1932年12月12日正式恢复外交。不过,此时的中苏关系,形若有无。“七·七”事变爆发后,中苏关系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中国中俄关系史学术研讨会在同江市举行

1995年8月12—15日,由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中国历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和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的中俄关系史学术研讨会在黑龙江省同江市举行。会议汇集了国内从事中俄中苏关系史研究的许多著名学者,展示了近期国内在这个学术领域的最新成果,确定了今后一段时期研究方向和重点。     

1917～1927年奉苏关系及其成因浅析——以奉张与苏俄围绕中东铁路诸问题的斗争为例

近代以来，中俄关系一直都是以俄国对中国进行侵略为主。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中俄关系出现了短暂的新局面，但是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很久。另一方面，从1917年底到1927年的十年间，正是奉系军阀张作霖逐步实现对东三省的控制，并最终登上北洋政府末代国家元首高位的十年。关注这一时期的奉苏关系。对于研究近现代的中苏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苏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苏关系是关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包括中国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的关系、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还涉及中美英、中日、苏美英、苏日之间的关系。中苏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影响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变化又影响着中苏关系。     

中苏关系的调整与中共意识形态的变迁——一项中共意识形态变迁的历史考察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中苏关系与中共意识形态曾经存有高度的关联性,两者交互影响,甚至互为因果.因而,对中苏关系的分析往往折射出中共意识形态的变迁脉络.从国家利益、政党利益、意识形态观念、政治领袖四个方面.文章揭示了中共意识形态与中苏关系的互动过程,由此形成了对中共意识形态的一项历史考察.     

填补空白的良好开端——《外国考察家在我国西北》简介

<正> 目前我国系统介绍外国考察家在华活动的著作罕见。兰州大学历史系杨建新,马曼丽二同志撰写的《外国考察家在我国西北》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第一版),是填补空白的可喜尝试。该书为近代中外文化关系史和西北史地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同时,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方面,也能给读者一些有益的启示。     

新的课题 新的突破——读《粤港澳近代关系史》

新的课题新的突破———读《粤港澳近代关系史》赵立人在香港回归祖国之际，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港澳史研究室邓开颂、陆晓敏主编，研究室全体成员集体编写的《粤港澳近代关系史》一书，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对港澳史的研究，近年来成果累累。其中特别值得一...     

试论“共享的历史”与中美关系史研究的新范式

中外学术界在研究中美关系史时,一直强调中美两国文化的差异与历史背景的不同,侧重中美之间的冲突、对抗以及分歧。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及视野,"共享的历史"方法则是强调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共同的历史经历和旅程在中美关系史中的重要意义。用"共享的历史"方法来重新检视中美关系史,可能是学术上的重大突破,让我们得以在研究中美关系方面另辟蹊径,可以读到一部见解独到的全新的中美关系史。     

《金宋关系史研究》一书出版

金宋关系史是研究宋史、金史、中国古代史、中国民族史、东北地方史等学者所十分关注的课题 ,然而 ,时至今日还没有一部金宋关系史研究方面的著作问世。赵永春新著《金宋关系史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 1 999年版 )一书的出版 ,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该书共分总论、宋金“海上之盟”研究、金宋和战研究、宋金交聘制度与经济文化交流研究、附录五编 ,对如何处理中国历史上民族政权之间关系、宋金关系的主流等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对宋金“海上之盟”、宋金之间的战争与讲和、宋金交聘制度与经济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了考证和分析 ,书后附有金…     

关于“冷战思维”对中苏关系发展影响的历史反思

关于中苏关系发展的曲折历程 ,史学界多数论者将其看作是中苏双方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解问题产生分歧 ,最终导致双方关系的紧张。本文从二战后国际关系结构变化及中苏双方对此所持的态度入手 ,深刻地反思了中苏关系的曲折进程。认为 :“冷战思维”的安全模式是苏联想控制中国的内外政策并导致中苏关系曲折发展的关键 ;而中国未能及时摆脱“冷战思维”安全观也是原因之一。以此警诫世人 ,在处理国家间关系问题时 ,必须摈弃“冷战思维”,反对集团政治 ,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或争端     

中日战争与日德中苏关系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1924年)前后,孙文等国民党领导为了对抗英美日,明确了与苏联、德国合作的姿态(反凡尔赛体系即华盛顿体制).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为与日本对抗,求助于英美及苏联的合作.反过来,日本为对抗英美,与德国联合,对苏联保持中立,与中国一边进行战争,一边摸索和平的道路.本文从日德中苏关系的框架来考察这段时期内国际政治的联合关系的复杂推移.     

国家大战略的碰撞与五十年代中苏关系的恶化

50年代的中苏关系可谓风云多变。建国之初,在中苏两国总体战略一致原则的指引下,双方均能够在利益冲突中做出相应的妥协与让步,从而使中苏关系得以平稳发展。然而,50年代中后期,由于中共领导人逐渐背离了建国初期较为稳健的国家发展战略,随之推行了一条激进的国家发展路线,最终导致中苏两国总体战略的背道而驰和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由此可见,中苏两国总体发展战略由协调走向对抗,是影响中苏同盟裂变的根源所在。     

有效防治官僚主义的创新性力作——读《直击官僚主义》

正周发源先生历时20多年,潜心研究防治官僚主义,撰成《直击官僚主义》一书。该书对官僚主义进行了寻根溯源,对官僚主义的历史和现状作了深刻的反思,对防治官僚主义作了独到的研究,提出了综合性药方和创新性的政策性建议。可以说,该书从内容到形式都充满新意,是一部充满生命力的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的创新性著作。一、该书对官僚主义一词进行了新的定义我们党历来重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早在1933年,     

中国近代历史风云变幻的学术梳理与教学研究——评《中国近代史》

<正>20世纪20年代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书籍数量庞大,但质量普遍较低。著名历史学家陈恭禄萌发了撰写一部标准、规范近代史书的想法。从1926年准备到1934年历经八年创作完成了一部记载1840年鸦片战争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近代历史的著作——《中国近代史(精装全二册)》。该书史料丰富翔实,也兼顾现状梳理,提出了多项有价值的学术论断。该书自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后,两年内连续五次印刷,被推荐为大学生必读书目。该书是陈恭禄精心打磨的代     

关于《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苏分裂问题正误

对中苏关系研究颇有”见解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论述1958年以后中苏分歧逐渐加深中苏同盟逐渐破裂的过程时,比较实事求是,基本上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用词比较谨慎,留有余地,但因史料严重不足和立场、观点、方法的局限,还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违背史实之处。本文就《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中苏关系提出的几个问题,根据确凿的史料,力图实事求是地予以评析,以就教于该书作者,也供海内外学者参考。一、赫鲁晓夫第二次访问北京的前因后果1958年赫鲁晓夫第二次访问北京是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这次访问…     

高屋建瓴 匠心独运──评木芹《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论》

高屋建瓴匠心独运──评木芹《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论》黄纯艳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既是中国民族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又是研究工作的必然归结点，而要完整、系统地论证这一问题，必须赖于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充分积累。几十年来断代史、民族关系史、族别史的研究都取得了...     

宏阔的视野 深度的对话——评《王船山研究著作述要》

自清中叶以来，船山学研究论著层出不穷，《王船山研究著作述要》一书首次对三百多年间有代表性的船山学研究论文和著作进行全面考察并予以评介。该书体例严谨，视野宏阔，在评述提要q-凸显了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对话意识，较好地体现了著者对船山学术思想三百年传播史和研究史的深入思考。     

关于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视野与心态——步平研究员访谈录

中日关系史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中日关系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仅仅具有学术价值,往往还有很明显的现实意义,甚至可以说,一方面,中日关系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现实国际政治的影响,另一方面,中日关系史研究的突破,也会对中日关系的很多方面产生影响。步平研究员多年来从事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在中日两国都有较大影响,特别是他多年来积极从事中日两国民众之间在历史认知方面的沟通工作,取得不少进展,他还是“中日共同研究历史问题”中方首席委员,参与了共同研究的全过程。步平先生认为,应当用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加理性的态度来研究中日关系史,这一观点已获得越来越多的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