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我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思考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它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城市要强调民族多元文化存在的不可避免性,采取多种形式构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互相沟通的平台;要落实国家民族平等政策,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区化管理;要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中的难题,保障其合法权益;要培育各民族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以达到各民族之间互相包容、和谐共处、共同发展之目的。     

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文化适应问题

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成员在进入城市后,只有在适应城市文化的理念及其行为方式,将民族文化和城市文化有机整合起来,才意味着他们真正实现了城市化.文章分析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文化适应的一般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并指出要较好实现文化适应,提高适应能力,一方面,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要积极发挥个体能动性;从另一方面来讲,政府和社区需要建立健全外部支持和保障措施.     

论中国农村现代化中的农村城市化问题

农村现代化主要由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三个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部分组成。本文围绕中国农村现代化中的农村城市化问题,从经济全球化(WTO)中的农业现代化、新时期县域经济发展的主题: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对农村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与中国城市化的模式选择、中国农村城市化与“三农”问题和改革农村教育发展农村高等教育促进农村城市化进程五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农村现代化中的农村城市化问题。     

厦门市流动人口家庭的居住方式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2003年厦门市流动人口婚姻家庭调查的数据资料,①描述了流动家庭中夫妻与孩子以及与双方父母同住或分居的不同居住方式,并建立相应的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对影响流动人口夫妻居住方式的因素进行了探析,结果表明:主干家庭中老人承担对孙辈的照料、家庭收入、性别和流动中形成婚姻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新联合家庭:农村家庭的转型路径

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家庭结构会趋于核心化,核心家庭与亲属之间的联系削弱。在东部地区调研发现,家庭结构非但没有核心化,反而倾向于回归传统。城市化为家庭注入了发展主义目标,子代家庭作为公共家庭,联结了男方和女方父代家庭（或直系家庭）,组成了新联合家庭。在此家庭结构下,实现了以子代家庭为中心的资源聚集,帮助子代家庭实现彻底城市化的目标。新联合家庭体现了家庭在面对城市化压力时所具有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并成为中国渐进城市化的发展型结构和支撑力量。     

论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兼谈北京市流动人口问题

本文从流动者个人的角度出发 ,从流动劳动力的就业、流动人口的居住方式、流动儿童的教育等方面探讨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适应状况 ,探求流动人口不能真正适应城市社会的制度性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作用机制 ,寻找解决流动人口社会适应问题的对策建议。     

城市化进程中首都流动人口变动的新特点与问题

城市化带来的区域及城乡发展不平衡加速了人口大规模流动,北京凭借其优越的区位条件和丰富的公共资源成为流动人口的重要聚集地。结合2012年北京市计生委流动人口抽样调查以及北京市五普、六普数据,从全国城市化发展阶段的角度探究城市化给首都流动人口发展带来的新变化。研究发现,首都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对青壮年劳动力的需求,促使流动人口规模增长,但增速趋于减缓;同时首都流动人口的分布呈郊区化态势且趋向均衡;流动人口女性化趋势显现,但流动人口职业阶层较低。     

中国流动人口状况——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考察并描述了全国流动人口的地域分布、人口学特征和就业、权益保障等基本情况。研究表明：流动人口主要来自欠发达的中部省份,流向较发达的东部和南部沿海省份。流动人口的性别结构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女性比例在提高。流动人口的流动时间趋长,且部分人事实上已不再流动。绝大多数流动劳动力从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和商业、服务业,月均收入千元;但劳动合同签约率低,工作时间长,参与社会保险的程度低,其权益保障仍需继续大力加强。     

城市化给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带来的新问题

城市化给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带来了冲击,使得家庭权力结构逐渐分散,子女孝养的功利性增加,家庭养老经济保障变得脆弱。但是基于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现状,农村家庭养老的深厚文化土壤以及国家和政府为农村家庭养老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和具体的物质支持,这些都使农村家庭养老仍有其生存的空间。为了更好地适应城市化发展的需要,原有的家庭养老模式需要进行新的调整。例如积极发展农村养老保险和其他养老保障,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集体养老相结合,更注重老人的内心感受和精神需求。     

人口流动导引的家庭代价及发展省思—基于陇东南 Q 村的个案考察

以陇东南 Q 村为个案,在分析农村人口流动动因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人口流动导引的一系列家庭代价。 家庭功能遭致消解性代价方面,表现为儿童青少年的教育抚养和老年人养老照料功能弱化;家庭风险多发频发性代价方面,表现为婚姻和家庭稳定性下降、青少年越轨行为突出和家庭成员安全风险增大;家庭分化或衰落性代价方面,表现为空巢家庭、隔代家庭和独身家庭大量出现,家庭的空壳化和复杂分化成为部分家庭走向衰落的前兆。 代价视角的分析表明,需要将家庭置于相关制度设置和公共政策讨论的核心,明确家庭建设在中国农村社会具有的特殊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 发展和守护家庭,调动家庭自我保障、自我调节和服务的功能及积极性,是政府相关政策制定中必须予以重视的关键议题。     

农村计划生育社会保障制度创新的思考——基于河南省的调查

计划生育社会保障是计划生育利益导向体系中的重要制度安排。对河南省部分地区的调查显示,农村计划生育保障制度总体上仍处于供给不足状态,现行试点和实施的保障制度和政策仍存在很多问题和制约。据此认为,建立和完善农村计划生育家庭这个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要以养老保险为核心,同时应包括医疗保险、其他计划生育保险以及社会救助等多层次的制度建设。在制度的构建和实施中,还要考虑不同制度和政策的衔接与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