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转变与政治民主化--韩国的个案分析

韩国经济与政治的互动沿这样一个顺序演进:威权主义———劳动与资本密集型增长———民主政治初步建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民主转型深化。民主政治的初步建立是劳动与资本密集型经济增长的结果,但民主制与经济增长方式之间没有必然联系。韩国的经济结构变动与政治转型受世界经济与政治整体结构性变动影响。韩国民主制步伐较快由多种因素导致。政治转型与经济转型互为促进。     

"亚政治"与"新社会运动"

本文以政治学视角的"亚政治"概念作为对"新社会运动"的解读范式.认为随着社会发展,政治主题、政治形式都发生变化;传统以法定政治体系为边界的政治受到挑战,政治体系必须打开自己的边界,吸纳社会中各种资源从而解决变动世界中的政治问题.作为亚政治的"新社会运动"的勃兴也暗示着政治在变迁中继续转型和成长,政治变迁已不仅体现在政治体系内外政治资源与政治信息交往频繁而导致政治体系边界模糊,而且也体现为政治制度、政治结构的缓慢变革和位移.     

试论党争现象对雅典民主制的影响

自公元前5世纪起,受民主制确立的影响,雅典社会中的党争现象主要表现为政客们围绕城邦的具体事务所展开的党派斗争。一方面,党争造成雅典政坛的混乱,影响城邦的行政效率;另一方面,党争也从诸多方面促进了民主制的发展。在民主制下,尽管党争频繁发生,但雅典依然保持稳定,城邦的发展也呈上升趋势。这一事实说明党争并不必然导致城邦的动荡或衰落。     

韩俄民主化转型时期政治文化特征的比较分析

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韩俄这两个亚太地区举足轻重的国家都先后开始了向现代民主政治的转型进程,随着两国转型进程的不断发展和深入,文章传统的因素也越来越显示出来。文章通过考察政治文化变量在两国民主化进程中的实际作用以及两国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道路的关系,旨在说明,在民主化转型过程中尤其在设计民主转型模式时,要充分考虑到政治文化背景的复杂性和由此带来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使民主转型模式更加符合本国社会的要求和时代发展的需要。      

和谐社会视域中的政治与行政

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科学合理地对政治与行政模式进行定位与调整.在我国现代化转型道路上.经济和政治两大领域的均衡逐渐改变,功利本位形塑冲突结构与高风险社会的形成,社会内部交易成本不断累加以及西方民主模式的现实挑战,决定了追求和谐是当代中国必然的现实选择.政府主导型的现代化道路和我国社会独有的内在特质,决定了我们不能简单套用以冲突为基点的政治与行政模式,而以合作为基点的合作主义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在合作主义的指引下,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对政治与行政模式进行如下调整与改造:行政过程要始终贯穿政治的思维与实践;促成多元主体合作与共治;以显规则治理替代潜规则治理;推动"强政府-大市场-有序社会"组合的构建过程.     

新宪法与社会主义民主

本文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针,探讨我国新宪法在民主和宪法的世界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新宪法中的巨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就教于法学界及广大读者. 一宪法和民主是不可分的.民主制是宪法产生的政治前提,但民主制的原则又必须依靠宪法确立为根本法律和根本制度,才能得以实现和巩固.这一条政治学原理不是从来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议会政治主张述评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面前,认清了清王朝的反动实质,提出通过暴力革命推翻专制统治,以美国为榜样,建立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使中国走向近代化。这一救国方案的悲剧命运已为实践所证明。而且,从理论上说,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也不是中国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要求。木文力图通过对资产阶级革命派议会政治主张的背景、具体内容的历史回顾,提出较为恰当的评价.     

马克思的政治异化思想及其逻辑进路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马克思通过对费尔巴哈类概念的改造,把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统一于个人的社会特质,并把市民社会称之为物质国家,把政治国家称之为形式国家,两者的统一是真正的民主制,两者的分离则是政治异化。现代社会存在的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相分离的现象就是政治异化的产物,两者相分离的原因就在于市民社会的私有财产制度,马克思因此需要到政治经济学中去探索扬弃私有制的现实道路,政治异化由此发展到异化劳动。这样,马克思在"政治国家→市民社会→异化劳动"的探索过程中,为唯物史观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由政治转型进程看日本民族主义和国家意识的发展趋势

日本的政治转型,即由政府主导型转向政治主导型。文章对日本政治转型的社会背景和促进因素进行了分析,并详细阐明了政治转型进程中几种体制的特点,进而预测政治转型下的日本发展趋势。     

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激进民主制”

"激进民主制"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的概念,它本身具有很强的相对性,在不同的语境中,采用不同的判断标准,将会对"激进民主制"作出不同的定义与评价.作者从当时雅典的历史语境出发来分析当时民主政治的性质,指出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激进民主制"是社会危机中的一种极端状态,可能导致此状态发生的某些基本特征的确存在于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主政治的现实之中,雅典人将这些特征予以制度化,使得当时的民主政治尽管没有进入极端危机状态,但也明显表现出激进性质.     

浅析抗战时期的"三三制"政权

作为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具体形态——“三三制”政权,在中国现代宪政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三三制”政权的提出及在抗日根据地的成功建设,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地团结了抗日力量,改善了中共对政权的领导,加强了与党外人士的合作,推动了全国的政治民主化运动。     

村民自治的发展路径与走向——河南省中牟县白沙镇村治经验及其启示

河南省中牟县白沙镇村治实践的特点是:第一,注重村民能力建设,找准农村民主权利主体建设的突破口;第二,注重对乡土传统文化资源的整合利用,把村民自治的发育成长建立在农村社会现实之上;第三,注重"培育引导",理顺乡镇政权在村民自治运行中的角色和作用;第四,注重制度创新,为非权力精英提供制度化参与村民自治的平台。白沙镇的村民自治实践对于村民自治的未来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启示。未来的村民自治的发展方向应是由制度民主转向日常民主,具体来说:第一,从选举民主到治理民主:村民自治的内涵得到了深化;第二,从制度建设到能力建设:村民自治重心的转换;第三,从个体参与到组织化参与:村民自治良性运行的关键。     

论我国社会协商民主历史形态的逻辑演进

我国社会协商民主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转折开始,又随着改革开放推动经济体制转轨而发展,进一步随着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转换而走向成熟。由此推进了我国社会协商民主形态实现了三次重要转变,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政策制定为重心的自上而下开展的社会协商民主形态的开端、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自下而上推动的社会协商民主形态的发展,以及21世纪以来以公共治理为重心的政府与社会上下合力推进的社会协商民主形态的成熟。我国社会协商民主历史形态的三次演变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实际出发的自觉选择和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展开和中国化发展,不仅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而且为世界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中国经验和中国启示。     

嬗变时期的家族势力与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对于建构上层间接民主与基层直接民主、国家代议民主与社会直接参与的复合民主制的中国宪政制度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然而,转型过渡时期的农村家族势力复兴并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对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已构成严重的危害和威胁。应进一步完善基层直接民主选举制度,运用刑事法律打击妨害村民自治的行为,以确保村民自治制度得到正确实施。     

论日本对中国清末地方自治的影响

地方自治,是欧美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参与政权而提出来的.地方自治思想一经传到中国,就成了近代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当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论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股地方自治思潮.地方自治思潮是中国近代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也是进步、民主思想潮流之一.地方自治改革,是清末社会改革中的重要内容.清王朝"预备立宪"中的地方自治,是在中国近代民主潮流高涨中出现的.其出现固然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戌戊以来中国民主思想潮流的涌动及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一个折射.而日本对清末地方自治之理论与实践,均产生过重大影响.     

警察权运行的反思与重构

警察权建设是政府法治体系工程中的前沿领域,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法治政府的重心所在。而目前警察权运行的实践中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和谐社会与政府法治必然要求对警察权进行重构。措施主要包括：改革现行警察体制;重构警察权运行程序;优化警察权的监督与制约机制;完善行政救济制度等。     

论民主的三个层次

民主可分为三个层次:本原民主、政府民主和社会民主。本原民主是指“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政府民主是指要让人民在政府治理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社会民主指的是非政府意义上的民主。中国的民主发展可以在不放弃本原民主的前提下,夯实政府民主,同时不断扩展社会民主的空间。     

论政府政治合法性的重塑

在人类的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特别是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政府始终面临着向其管制范围内的公众证明其执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的压力，在社会变革的历史转轨时期，这一点往往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不同时期应诉求于不同合法性基础。现时的合法性基础已经面临某种程度的危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构制度合法性基础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权力体制民主化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用交往权力制衡社会权力——重评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理论

哈贝马斯通过方法论上的商谈模型的建构,区分了影响民主商谈过程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因素:一种是通过反思地加以调节的文化因素,一种是通过政治和法律控制的社会权力因素。在哈贝马斯看来,尽管社会权力因素受到了政治和法律的控制,它们还会影响民主商谈过程,而自由的、公开的商谈会制约它们的影响力。商议民主和经济学民主、选择民主以及法团主义的差别在于,商议民主把政治权力看作是交往权力转化的结果,而其他的民主理论则把政治权力看作是社会权力相互制衡的结果,从而使民主政治失去了社会整合的功能。     

论安徽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

安徽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在政权制度建设、民主法制建设、民主思想的普及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与完善上,一是实行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度,二是在政权体制上推行参议会制,三是在政权机关人员组成上推行“三三制”;在民主法制建设上,首先是通过立法以规范和保障抗日民主的政治权利,其次是加强抗日民主政权的司法制度建设,此外,在司法与行政执法活动中积极创新与发展;在民主思想的普及教育上,一方面充分运用多种形式与方法进行抗日民主的宣传教育,并组织民众进行各种广泛的政治组织活动,另一方面则以党政干部的民主作风与民主精神去影响和教育群众。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鲜明的开发性与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