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一项来自河北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当前中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时期,地方政府和企业面临着资源环境的约束压力。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进步因此成为学术界和政府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以河北省为例,选取2009-2012年制造业面板数据,运用计量方法,通过针对区域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双重影响分析,得出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表现出"U"型特征,具体表现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激励效应,在区域内表现得不显著,企业规模、投资水平等因素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环境规制通过抑制投资水平,对技术创新产生了间接影响。为此,要求地方政府应当制定适宜的环境保护措施,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积极作用,来消除负面影响。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采用非参数的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我国制造业28个行业2001—2013年期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并采取线性标准化方法构建环境规制的综合测量体系来量化环境规制强度。研究表明：我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总体上是有效率的,技术进步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环境规制促进了制造业总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从行业分类来看对重度污染行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中度污染行业具有阻碍作用;而对于轻度污染行业的作用结果不显著。     

环境规制、企业异质性与企业退出

利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研究环境规制强度对异质性企业退出市场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会提高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对于无技术创新的企业来说,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而提高,但对于有技术创新的企业来说,环境规制对企业退出影响不显著;与大规模企业相比,中小规模企业退出受到环境规制影响更显著;民营、国有企业退出概率与环境规制强度正相关,港、澳、台外资企业则相反;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提升会提高企业退出概率,东部地区企业则相反。     

投入产出视角下工业技术创新的环境规制协同效应

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重红利"的必要途径。为此,构建环境规制影响工业技术创新投入产出的三阶段分析框架,利用中国2002-2015年大中型工业企业35个分行业面板数据,使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在区分行业间污染排放强度波动趋势异质性的条件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工业技术创新投入、产出的非线性影响及分阶段作用机制,找寻工业技术创新的环境规制最优协同区间,进一步引入交互项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之间的交互影响与协同效应,以综合探究工业技术创新的环境规制协同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除在污染排放强度为递增样本,环境规制与创新人员、资金投入均呈现"U形"关系;（2）环境规制与创新知识、产品产出均呈现"倒U形"关系;（3）虽然在全样本中存在创新投入产出分阶段协同作用的最优环境规制区间,但中国现阶段环境规制水平还处于各曲线拐点左侧,远低于协同区间水平;（4）在创新技术研发阶段,存在环境规制与创新资金投入的协同效应,在创新技术转化阶段,存在环境规制与创新知识产出的协同效应。目前,中国工业行业整体环境规制水平仍然较低,为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应提高环境规制强度,针对不同工业行业制定环境规制滚动修正、动态调整机制,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集聚影响的行业差异及门槛效应研究

环境规制将通过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区位选择,进而通过前后向关联、劳动力共享和技术溢出等外部经济效应影响制造业集聚,影响大小因行业污染密度不同存在差异且具有门槛效应.选取2006-2017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及21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首先将其根据平均污染密度分为高污染制造业与低污染制造业两类,然后依据门槛面板模型分别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这两类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状况,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高污染和低污染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均有显著的门槛特征,但影响方向相反,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规制对高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正向影响,而对低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负向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环境规制对高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负向影响,而对低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正向影响.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基于环境规制影响出口竞争力的传导机制分析,运用Heckscher-Ohlin-Vanek(简称HOV)模型,以26个制造业行业"十一五""十二五"(2006—2015年)10年间的数据作为样本,研究环境规制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其影响是先抑制、再促进的"U"型动态影响。目前我国处于拐点左侧,即制造业出口竞争力随环境规制水平上升,将不可避免地呈现下降趋势。从长期来看,存在"波特效应"。为尽早越过拐点,促进中国制造业提高出口竞争力,政府应建立健全环境保护与贸易立法,实行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并丰富环境规制工具;产业应加强技术进步和转型升级,利用绿色补贴等政策发展绿色环保产业;企业应树立环保理念,加快技术创新,增加人力资本投入。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污染密集度差异性的行业面板数据

在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相矛盾的情况下,技术创新成为解决此矛盾的关键。以2006—2013年中国的35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全行业按照污染程度分为重度、中度和轻度污染行业,研究环境规制在不同污染行业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污染密集差异性的存在会造成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不同,其对重度和中度污染行业的技术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而对轻度污染行业的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通过分析环境规制对不同污染业造成影响不同的原因,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R&D资本存量与绿色技术创新

科技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需要持续的R&D投入,而R&D资本存量正是衡量持续研发投入水平的最佳指标。本文基于BEA原理,合理测算出中国大陆30个省区市（西藏除外）的R&D资本存量,并采用省际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探讨环境规制下R&D资本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R&D资本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均具有促进作用,但一定强度的环境规制会挤占R&D投入资源,与R&D资本存量的累积发生“负挤出效应”,进而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同时,R&D资本存量、环境规制对中国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因此,本文提出了制定差异化的R&D投资和环境规制策略。     

环境规制、引致R&D与全要素生产率

采用2000-2011中国省级单位面板数据,分析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由环境规制引致的技术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及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提升了中国技术创新水平,"波特假说"在中国成立.较之"废气"、"固废",工业"废水"治理投资对中国技术创新推动最大;较之由环境规制直接引致的R&D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由非环境规制引致的R&D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大;滞后两期的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小于滞后一期,"波特假说"在中国具有时间约束性.     

环境规制、政府支持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基于2009—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运用DEA方法,测度2009—2017年30个省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并从政府行为视角出发,重点研究环境规制和政府支持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论表明:(1)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低于传统技术创新效率,纯技术效率低下是导致综合技术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2)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3)政府科技支持不仅本身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且它还会在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4)政府环保支持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正向调节作用也不显著。基于此,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环境规制作用;继续加大政府的科技支持力度;扩大环保支出规模,完善环保支出结构。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分析

从理论视角分析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再选取我国30个省份2004—2016年的面板数据,将技术创新纳入模型中,构建动态系统GMM模型,实证检验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与间接影响。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与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和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技术创新传导的中介效应为负向;而公众参与型规制通过技术创新对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基于DEA-Malmquist方法的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评价

装备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影响和决定一国制造业的基础和核心竞争力。十九大以来,我国制造业的重要发展方向就是不断创新、加强与国际接轨力度。基于2006—2015年我国装备制造业的面板数据,构建DEA Malmquist模型测度各类装备制造业在各年份的自主创新能力,以为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综合评价提供一条新途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整体呈上升趋势,每年以8%的比率增长;从TFP指数分解来看,2012—2013年、2013—2014年这两个时间段的TFP指数呈不稳定增长态势,先快速增长之后快速下降;对7类装备制造业子产业的创新能力测度发现,除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创新效率指数M小于1外,其余产业均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大多数子产业的 PTEC与 SEC值都等于1或趋向于1,纯技术效率变化以及规模效率的变化对装备制造业子产业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技术创新加剧了企业技能短缺吗?

随着劳动力价格上涨,制造业企业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以互联网、人工智能提升改造传统产业的同时,推动“技术红利”替代“人口红利”,成为制造业企业优化升级的必然选择。技术创新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是否加剧了技能短缺?考察技术创新对技能短缺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企业技能短缺产生了显著的正效应,研发支出增加了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并且伴随企业规模扩大、技能劳动力比例上升,技能短缺程度加剧。同时,技术创新对技能短缺在区域和产业上存在显著异质性。在超大城市中,技术创新对技能短缺的拉动作用更为显著。在中小城市,技术进步效应并不显著;而技术创新对制造业技能缺口的影响效应也显著强于服务业,进一步验证了技术创新水平的快速提升使现有技能水平无法与之相匹配,加剧了企业技能结构性短缺。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本地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产业协同集聚指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机制识别结果表明：二三产业协同集聚主要通过技术效率提升与产业结构优化的本地效应发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间接效应显示产业协同集聚对技术创新以及技术效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机制显著。     

基于专利视角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

为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发展,以专利视角探究产学研协同创新和产业经济发展突出问题。分析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情况,结合专利协同创新理论和专利合作网络,选择沈阳市两个代表性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智能机器人作为研究样本,构建企业、高校、研究机构及产业链合作伙伴的专利合作网络并进行可视化分析,进而得出产业合作申请发明专利技术分布及演化轨迹。在此基础上,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主体的协同创新互动及运行机理,最后给出结论与建议,以期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辽宁高端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策略研究

高端装备制造业是我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提升技术创新能力能够增强高端装备制造业的竞争力,对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辽宁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概况与代表企业分布情况,总结分析辽宁高端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主要成绩与发展瓶颈,提出以完善政策环境、搭建基础平台、加强企业培育3方面为主的提升辽宁高端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策略,以期丰富高端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理论,为辽宁高端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发展提供规划建议,推动区域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装备制造业科技协同创新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从科技协同创新的相关理论提出开始,其在装备制造业中的应用就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重点探讨装备制造业科技协同创新的研究现状,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综述,从产学研合作出发并结合区域协同创新和产业集群协同创新,对我国装备制造业科技协同创新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在把握国内外装备制造业科技协同创新最新研究动态的基础上,指出相关研究的重点与难点,并结合目前国内外研究的不足分析指明装备制造业科技协同创新未来的研究方向。     

基于因子分析定权法的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研究

本文在建立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定权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然后对中国制造业中的37个行业在各指标上的值进行加权求和,从而得到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结果。研究结果表明,科研经费投入强度和科技活动经费投入强度是影响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在我国制造业的37个行业中,医药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最强;排在第2到5位的依次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以及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最差的5个行业依次是家具制造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农副食品加工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以及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FDI与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关系的实证分析

以FDI与我国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的关系作为切入点,选择通信设备、计算机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的代表,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作为传统制造业的代表。根据这4个行业1997—2011年利用外资与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的数据,基于面板数据模型对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制造业FDI与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及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产业利用外资与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存在着长期均衡稳定关系,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随着高新技术产业利用外资的增加而提高,并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传统制造业利用外资对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的影响有限。     

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普遍而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在保证我国经济增速的同时降低环境污染物排放、实现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前社会的核心目标之一，而加强技术创新是降低环境污染的根本路径，同时，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是实现绿色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式。文章将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环境污染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尝试从定量的角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文章借助中国2004—2017年各省份（不包括西藏、港澳台）面板数据，构建包含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环境污染的固定效应模型，并提出产业结构升级是技术创新影响环境污染的中介变量，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分析验证，实证探究了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同时从全国层面以及区域层面进行比较分析，在验证前文假设成立的基础上，对比不同区域的实证检验结果，尝试从中国区域差异性的角度得到更具针对性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研究结果表明：从直接效应看，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可以显著减少环境污染，作用强度与技术创新水平、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成反比，且分地区检验结果相同；东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环境污染的作用大小却表现出了明显的区域差异。从间接效应看，技术创新可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环境污染，产业结构升级在技术创新降低环境污染的过程中充当中介变量。分区域检验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具有完全中介效应，西部地区中介效应占比27.46%，中部地区中介效应不显著。文章的研究结果对我国环境污染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减少污染排放、提升环境质量至关重要，政府需要因地制宜施策，充分发挥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东部地区在追求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同时，应发挥技术创新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核心作用；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引进生产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