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话语与抗争逻辑——中国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的研究围绕着农民维权话语的建构和农民群体性抗争模式总结两条主线展开。转型时期农民平等权的缺失成为维权话语建构的社会基础。在农民维权的大背景下,学术界对农民的群体性抗争行为进行了总结,提出“日常抵抗”、“依法抗争”、“以法抗争”、“草根动员”和“依势博弈”等五种抗争模式。本文在回顾五种抗争模式的基础上对各种模式存在的问题做了分析和说明。并就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思考。     

社会治理现代化语境下的权利话语和关系话语

现代社会治理的根本问题在于建立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间的良性关系。因此,现代化的社会治理必须以法治为基本方式。然而,在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治理问题时,作为法治社会主流话语的权利话语却遭遇了许多质疑。对权利话语的西方背景和中国语境的分析可以表明,权利话语在西方社会遭到的批评并不足以证成其在中国的困境;相反,以特殊主义和功利主义为特点的关系话语才是该问题的原因。     

社会沟通：观念与话语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沟通之所以失灵、低效、无效,主要是因为所嵌入的日常社会互动模式与政策导向型的社会沟通存在着兼容的困难。在社会沟通的深层存在着沟通双方在政策脚本和社会原则上的分歧,在中层存在着中国文化所倚重的“面子作用”,而在沟通表层的话语运行上,又和日常社会互动模式形成合流。社会沟通在和日常社会互动合流之后,需要遵循日常生活场域所通行的沟通对称性原则。沟通中的对称性原则,其核心内涵在于：这种对称是人们作为会话者、交际者的对话者资格的对称,是人格的对称。要解决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沟通失灵的问题,需要淡化社会分层和政治沟通中的政策主体所带来的非对称性迁移力量,以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生活者的姿态,实现由非对称向对称的转变,从而建立对话者所需要的“我们”关系。这种对话关系的建立是有效的社会沟通成立的前提,也是基层社会治理实现善治的基本条件。     

软性话语抗争：青少年公共参与中的网络语言使用研究

在中国互联网的舆论环境中,青少年在公共参与时经常使用流行的网络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本研究选取“95后”“00后”的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在公共参与中,通过网络语言的使用、传播与扩散,进行话语抗争的过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青少年在公共参与中使用网络语言进行的话语抗争,是一种软性话语抗争。它是在青少年个体的表演、群体的围观、整体的惯性中逐渐形成、扩散和被“包装”的,具有底层性、弱者武器性质的一种日常软性话语抗争。它开始于话语,也往往止步于话语,而不是像“传统”的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中,话语作为抗争的可调用工具或文化要素,或者作为一种延伸。青少年的这种软性话语抗争,从语言角度投射了中国青少年在公共参与语境中的复杂处境。     

从权利到治理：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话语转向

综观国内的公共文化服务研究,多持一种权利话语,视公共文化服务为民众应该享受的一种文化权利。作为人权概念范畴下的文化权利一词,在西方语境中的表达与运用有其相应的规定性和指向性。如果我们未加明确和限定地加以运用,反而会带来学术研究的一种视野遮蔽,忽略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意蕴。公共文化服务不仅仅关涉文化权利问题,其所内含的独特属性,涉及文化与权力、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关乎治理话语的议题。因而,在权利话语之外,需要把治理引入公共文化服务,实现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研究从权利向治理的话语转向。     

文化认同、文化和谐与社会和谐

文化的多元共生是学术界业已达成的共识。文化认同并非单纯的指对本己文化的认同,也包括对他文化或异己文化的认同。文化认同有特殊的心理机制,包括文化比较、文化类属、文化区辨和文化定位四个基本过程;它是形成“自我”的过程。文化的复杂性、文化的宽松与严厉、个体主义与群体主义影响着人们的文化价值取向。文化的认同是文化和谐的基石,文化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标识。     

公民文化与社会和谐

公民文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公民文化的发展会对既有的生产关系提出变革要求,从而推动社会进步。公民文化还具有提高公民素质、消解社会矛盾、化解冲突的功能,因而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客观而积极地看待公民文化对于社会和谐、社会稳定的作用,对于培育公民文化、促进公民社会成长,积极促进生产关系改革、实现社会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礼仪文化与乡村社会和谐

礼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名。它将自身独特的魅力烙印在乡村社会,深刻影响着乡村众民的生活实践。在与乡村风俗习惯有机结合后,成为乡村的文化基因及秩序基石。然而,伴随着近现代化进程的冲击,乡村礼仪文化一度衰落,致使乡村民众面临着诸多困惑,而乡村失序问题亦渐次产生。解决这一问题,还乡村一个和谐有序的发展局面,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重构乡村礼仪文化成为理性选择之一。     

社会和谐治理概念界定四步曲

通过概念界定“四步曲”,即先通过对“社会”、“和谐”、“治理”含义的考察和界定,然后界定了社会和谐治理的概念:社会和谐治理就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主体通过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而使人类社会之间、人类社会和非人类社会之间均处于平衡和协调的良好状态。     

全球治理视域下提升中国话语权研究——话语权比较与评价视角分析

话语权问题与国家利益的实现和维护息息相关,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全球治理是多元主体参与的全球多边治理,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由于全球治理本身具有的集体主义和公共选择等特征,以话语权为主要文化标识的软实力如今也被纳入各国竞争的重要目标。长期以来,部分西方国家由于其不断积累的话语优势在全球政治格局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如何对抗西方话语霸权的强势围剿,如何在国际社会提升中国声音的传播力度,如何向世界展示更加立体、真实的中国是当前亟须破解的一大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相应地,我国在国际舞台上传播的中国声音、中国故事也得到了更多关注,中国话语权有了新的突破性发展。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目前我国话语权地位已经和我国综合国力相匹配。不容否认,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话语权仍然处于弱势地位。为了打好提升中国话语权的“争夺战”,基于话语权比较与评价视角,迫切需要从传承与延续、国际与国内角度思考全球治理与中国话语权的内涵及其逻辑关系,为提升中国话语权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与内生动力。目前,我国在对外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中国方案等方面仍然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挨骂”“失语”...     

西方国家和文化思想内涵与社会理想模式及其正面评价

西方国家和文化思想内涵的演变走过了一条由对自然、社会的认识逐渐转变到对政治制度的和谐探讨的道路,实现和谐社会的途径偏重于和谐制度的设计,及其对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五种和文化社会理想模式。和文化社会实践主要通过民主体制、法律体系、福利制度三方面体现。     

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引，构建和谐社会的传媒文化

我国的传媒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速，蓬勃发展的传媒业，使传媒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与日俱增；强大的传媒网络在我国的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构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的传媒业在迅猛发展的同时，某些媒体出现了与党的传媒方向不符、与和谐社会相悖的恶俗化等不良文化现象。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引，分析和消除这些不良现象，还传媒一个没有污染的文化生态，构建和谐社会健康向上、文明高雅的传媒文化，是我国传媒业的重要任务。     

和谐社会前景下社会福利有效传递与社会工作发展

和谐社会具有丰富的社会福利意涵,增进社会福利是提升社会成员满意度和幸福感、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分析,社会福利政策与社会福利服务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增进社会福利、促进社会稳定与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在社会福利传递中,社会工作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文章从分析和谐社会的福利意涵入手,以西方社会福利传递为鉴,探讨和谐社会前景下社会福利的有效传递与社会工作发展。     

时代特征与和谐文化构建

文化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充分发挥文化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支撑作用,必须结合时代特征构建多元统一、协调有序、充满活力、兼容共生的和谐文化。为此,必须正确处理好文化的传统性与时代性、世界性与民族性、主导性与多样性、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关系。     

汲取儒、道、释的和谐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体,以道家和释家为两翼。儒、道、释三家在人生智慧上,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虽然有所差异、各有特色,但殊途同归,都是要达到和谐人生。它们都强调从自我的修炼做起,使自己成为高尚的人、智慧的人、快活的人、有趣的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需要汲取儒、道、释的和谐思想,特别是汲取"知天、知人、知己"道理,促进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

本文论述了和谐文化建设问题。社会和谐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键在于建立和谐社会的价值体系,而和谐社会的价值体系则以和谐精神为其本质体现。和谐文化建设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精神支柱与智力支持,形成全社会共同的和谐精神。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社会公正问题探析

社会公正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和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种种复杂原因,我国社会出现了某些公正缺失现象,这已对社会的安全运行与和谐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当前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来弥补社会公正的缺失,从而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和谐社会视域中的利益关系与企业社会责任

本文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与利益关系协调的探讨,建议企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促进利益关系协调,推动社会各个方面和谐发展,共同进步。     

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内涵阐释——基于话语理论分析

以话语理论为视角,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内涵,或曰话语,应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工作为价值核心.其孕育于革命政权建构时期,以《兴国调查》为代表文本,奠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必须重视人民来信》信函,改革开放后经历了以《信访条例》为代表的群众工作法治化进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凭借新时代的语境划分和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治理导向,其话语正式建构.唯有通过法治平衡制度整体性与技术嵌入碎片化,以公平公正平衡动员的价值传统与稳定的改革思维,以多元合作平衡政策的静态化与风险的未知性,方能在新时代寻找到话语完善的方向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