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阳圪塔村的社会与信仰——以明清洛宁碑刻为中心的考察

阳圪塔村现存碑刻主要是关于清代乡村庙宇建设的，透过它们可以看出该村在清代数百年的历史变迁。这些碑刻反映了三个社会现实：一是多族姓杂居是当地社会常态；二是该地家族实力在科举推动之下出现了数次转移；三是在清代中期社会稳定，经济相对繁荣的大背景下，频繁的宗教活动带动了乡村商业的较快发展。另外，从阳圪塔村碑刻上也可以看出，现实需求的多样性导致当地民间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状态；当地妇女为了世俗需要也积极组织起来，通过捐施和募化资金等方式参与乡村庙宇建设。     

论湖北现存碑刻的历史文化价值

碑刻作为珍贵历史文献的载体正在加速消失。经过湖北现存近二千块碑刻搜集整理,发现其对于进一步揭示湖北历史文化价值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有助于重新认识湖北地方社会宗教传播、农林水利、生态环境与商业发展,而且可进一步深入研究以宗族自治为核心的地方治理以及明清大规模人口迁徙的历史。该碑刻为湖北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史料,其价值弥足珍贵,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山西静升村古堡建筑历史特性与始建原由的探析研究

山西静升村是晋商文化的代表村落,至今保留着多数明清古民居以及较完整的村落形态,村内现存七栋古堡建筑,其中包含远近驰名的王家大院高家崖、红门堡建筑群,2003年被指定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并位居名镇(村)首位。本文试图从静升村的村落形态构成、村内各宗族住宅区域划分、史料碑文记载及各堡名的内涵等方面,分析王家大院古堡建筑的历史特性以及在始建之际,与村内其它古堡建筑之间存在的不同之处,为晋商建筑群,传统村落的保护开发方面提供理论参考。     

明清江南社会的生动画卷

《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是国内正式出版的第一本社会史碑刻集，共收录５００篇碑文，分社会角色与社会群体、社会生活与社会合作、社会信仰与社会心态、社会问题与社会管理４大类，立体地勾画出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历史的变迁。该书所收碑文大多是首次发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论明清以来清水江下游天柱地区碑刻的分类＼内容与学术价值

明清以来,天柱是边疆社会碑刻运用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该地举凡示禁、褒奖、布告、判案、林木保护、移风易俗、筑路修桥、捐资助学、宗族迁徙、祠堂修缮、寺庙宫观之修建,等等,民众无不刻碑勒石,以示郑重。究其分类言之,又大体可分为官府告示类、乡规民约类、路桥井渡类、学校教育类、祠堂宗族类、寺观庙宇类等六大类。这些作为乡村社会公共信息发布或传播媒介的碑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试论晋商文化中的“学而优则商”观念

"晋商"专指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为明清十大商帮之首。晋商倡导"学而优则商"观念,优秀学子将商作为本业,开创了中国传统社会多元价值取向的格局。"学而优则商"观念的实质是崇商、重商,是传统思想与三晋大地的自然、经济、历史因素高度契合的结果。它架起了传统文化的底蕴、精髓与商业行为、商业伦理有机融合的桥梁,进而锻造了熠熠生辉的晋商群体和晋商文化,是儒商精神的典型代表。晋商对儒家传统经济伦理进行了批判性继承,形成了独特的义利观、诚信观、勤俭观,是优秀的商业文化遗产。研究此观念,不仅有利于弘扬晋商文化,而且对现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立足晋商史实的伦理解读——《走向晋商文化的深处——晋商伦理的当代阐释》读后感

<正>《走向晋商文化的深处——晋商伦理的当代阐释》(人民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是薛勇民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一部关于明清晋商商业伦理思想研究的学术力作。作者从伦理学的视角,对明清晋商文化进行了深入系统而独到的分析。通读全书,作者主     

晋商文化及其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启示

纵观明清时期的商业文化,要数晋商文化最为突出。晋商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所形成的晋商文化,是我国商业文化史上的璀璨明珠。弘扬晋商文化,挖掘其基本内容,坚持古为今用,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创新有着积极意义。     

明清时期徽商与晋商经济活动的价值取向

徽商和晋商是对中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两大商帮。通过大量文献资料,从传统文化分析的角度,考察明清时期中国的徽商与晋商。研究发现,不仅其兴衰轨迹极其相似,而且商帮性质别无二致,二者经营机制各具特色,价值取向迥然有异,其中最大区别是两者在文化渊源上折射出＂徽商重儒,晋商尚武＂。     

明清晋商巨贾的人格结构研究

此研究以人格特质理论的词汇学假设作为方法学基础，从心理学视角尝试对明清晋商巨贾的人格结构进行量化分析，同时由16名晋商研究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评定产生“明清晋商巨贾人格检测表”，自编了《明清晋商巨贾略传》阅读材料。在要求被试对晋商巨贾人格进行评定后，152份有效数据的因素分析表明：明清晋商巨贾的人格由“诚信义礼”、“聪慧自信”、“稳重坚毅”和“果敢有为”四个因素构成；并且使用305份有效数据对明清晋商巨贾的4因素人格结构进行验证，各项拟合指数均在合理范围。此研究的结果与已有“中国人人格”和“古代中国人人格”的研究成果比较，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与重叠性。将此结果进一步与徽商人格对比发现二者存在差别，且晋商巨贾人格具有深刻的山西人人格特征印迹，表明了人格特征的文化传承性与区域人格特质的独特性及延续性。     

晋商文化及精神对现代工商管理的影响

晋商在明清发展到鼎盛时期,曾是在我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商邦。他们在长期经营活动中形成的晋商文化以及节俭勤奋、明礼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开拓的商业精神是其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成为我国"儒商文化"继承和发展的典范,是我国商业文化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弘扬晋商文化及精神,挖掘其内涵,坚持古为今用,将对新晋商的崛起和现代工商企业管理改革与创新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     

试论明清晋商公益伦理思想

公益伦理的核心立足于公共利益和众人福利,但是可以有一定的物质或精神诉求。晋商公益伦理大体可分为商捐官用、宗亲慈恤和乡友济困三大类。从晋商群体从事的各类公益活动中可以看出,晋商公益伦理具有习儒者较为热心公益、特别照顾受助者尊严、注重周济的可持续性、受善恶报应思想影响等一些共性特征。晋商公益伦理的形成是明清时期的社会文化和山西本地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晋商的公益救助对象从宗亲到邻里路人,从平民百姓到官宦皇族,晋商与上中下层民众都保持了良性互动,既拥有了财富,又赢得了社会名望与地位,还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民风淳化。这对建构现代商业公益伦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个女人与“京西的布达拉宫”

这里是中国首次发现保留最完整的山村明清古建筑群,是北京首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有着沉甸甸的历史。《投名状》等多个著名影片场景都来这里取景,这里被称为"京西的布达拉宫"。     

清代至民国高平碑刻中民间信仰组织研究——以关帝会为中心的考察

民间信仰组织是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维度,也是历来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山西省高平市保存数量众多的关帝庙,其中的碑刻资料也印证了各历史时期地方民间信仰组织的兴盛。梳理现存清代至民国高平地区关帝庙碑刻中涉及关帝会的记载,可以清晰地了解关帝会具有普遍性和延续性的组织结构、活动方式、特定功能和性质。关帝会所具有的这些特征,与村社有鲜明的不同之处。在系统的探究之下,将会对传统社会民间信仰组织问题和民间信仰宗教属性的认知方面有进一步提升和拓展。     

大同清真寺之清嘉庆二十二年碑解读

大同清真寺碑刻以其独特的存在方式反映了清代甚至民国时期大同地区回民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这些保留下的碑刻是研究清代大同地区回民信仰不可或缺的原始资料,研究这些碑刻可以解读出深厚的大同历史文化信息,对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     

晋商学徒制习俗礼仪初考

随着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习俗也日渐发展成熟。晋商作为这一时期的重要商帮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相对稳固的行业习俗和礼仪传承,其中学徒制中的习俗和礼仪尤为严谨有序,它包括三方面:一是学徒入门前的考察习俗,二是学徒请进后的培养礼仪,三是学徒出班前的考验。晋商学徒制的习俗和礼仪呈现出程式化和地域化的明显特点,它为晋商的成功营造了良好的人文氛围,反映了明清晋商商业文化已日臻成熟。     

清代北京旗人社会生活管窥——以《成府村志》为中心的研究

旗人社会的研究是近来明清史学界的一大热点。文章藉助民国年间金勋所著《成府村志》,从社会生活、风俗礼仪的满汉差异以及庙宇与香会等角度入手,揭示成府村所体现的北京旗人聚落的变迁模式,从而进一步推动旗人社会尤其是旗人聚落的研究。      

晋商垄断恰克图贸易的历史成因

晋商是明清之际的大商帮,曾经垄断了中俄交界的恰克图贸易。之所以形成如此历史现象,首先在于清初对蒙古及俄罗斯贸易的开放政策;其次,当时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为长途贩运贸易提供了物质基础;而晋商自身的商业习惯、商业积淀则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     

晋商信用伦理初探

晋商是中国明清时代的重要商帮之一,由于其资本实力雄厚、活动区域广阔、活跃时间久长而雄踞群帮之首,饮誉海内外.晋商的信用伦理是他们继承优秀传统,融汇商业经验,而形成的一种以诚信为基础的特有的商业文化.     

明清时期潮商治理制度研究——基于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

基于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对明清时期的潮商商帮治理制度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发现,潮州地区强大的宗族文化和宗族地域化使得潮商具有宗族主义和同乡集体主义这两种信念,从而选择了一种综合血缘宗族和地缘同乡特点的商帮治理制度。此外,潮商通过宗教信仰、祠堂、庙宇和会馆组织来加强自身的文化信念,进而维持和稳定商帮治理制度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