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的哲学转向及哲学的语言转向与回归

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是众所周知的,但其前提,即语言研究的哲学(形而上学)转向则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索绪尔提出以"关系本体论"的语言观取代"物体本体论"的语言观,为语言学确立了本质主义的学科对象,即语言的本质。索氏的"语言(langue)"是柏拉图"理式(idea/form)"性质的范畴。柏拉图之后2000多年,到索绪尔才终于出现了语言研究的形而上学,或语言学的形而上学转向。索氏的语言观和关于结构与符号的思想,以及语言学整体的发展,迅速被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诸学科借鉴为模板。而所谓哲学的语言转向只是这个宏大画面的一部分,索绪尔是开创了整个20世纪哲学的重要先驱。作为一种话语类型,古希腊哲学或形而上学是基于对言语方式的关注和改造而产生的,因而20世纪哲学朝语言学的转向,也是向语言的回归。从现代语言学到哲学的语言转向,再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在这些逐渐绽开的文化波纹的中心,是索绪尔投下的思想的石子。     

身体转向与肉身化叙事

20世纪,身体问题在哲学以及社会学相关领域成为关注焦点和颠覆传统形而上学的工具。但在后现代哲学的语境中,身体也失去了个体性、神秘性、诗性以及与终极意义相互接通的价值维度与意义功能,被理论化、结构化和政治化。肉身化叙事则与之相反,是我们反思身体转向的重要坐标。     

西方真之理论的三次转向

自20世纪以来,西方关于真之理论的观点大概出现了三次转向:第一次出现在20世纪初期,伴随着哲学领域的本体论转向而出现.这一时期,真出现在形而上学、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等哲学理论中,真与判断理论相互联系,真成为哲学约定的副产品.第二次出现在20世纪中期,伴随着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而出现.这一时期,关于真之理论的讨论主要围绕真谓词的使用和意义来展开.第三次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对"何为真之本质?"这一问题的讨论尤为激烈,并且对"真"的讨论不再关注语言分析的方法,而是关注"真的"一词的日常表现,关于真之理论的讨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在当代,真之理论根据哲学研究主题的不同而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总体而言,当代真之理论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探析

本文分析了自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原因,阐述了分析哲学和哲学解释学在这一语言转向中的各种得失,并通过哲学解释学对人、人的思维和社会生活的关注,说明哲学的发展特性     

略论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转向”

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到30年代中期,形而上学成了海德格尔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海德格尔之所以转向形而上学研究,既受到一战之中以及一战之后德国复兴形而上学思潮的影响,也是为了摆脱基础存在论所带来的哲学人类学定位,同时还为了更为集中与彻底地研究存在的问题。转向形而上学也反映了他在学术表达方式和人事方面的考量。30年代中后期,海德格尔有了新的形而上学转向———转而批判形而上学本身,这使得其思想历程彻底步入了后期阶段。     

论"语言转向"的发生

“语言转向”发源于20世纪初的逻辑分析学派,它的发生基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数学史上的罗素悖论与物理学史上相对论的提出;而古希腊哲学、近代哲学都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因而“语言转向”在逻辑上是对哲学传统的继续。在方法上它一反传统的归纳演绎代之以逻辑分析;在思路上抛弃了近代哲学的理性标准而关注问题的根本———语言,因而它又是对哲学传统的反叛。但纯科学主义立场的缺陷也决定了它必然走向新的发展。     

试论西方语境中“反本质主义” 文学认识的两个向度——德里达与维特根斯坦

西方语境中,＂反本质主义＂思想在两个向度上影响着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一是以尼采、海德格尔和德里达为代表的对抗形而上学哲学的思路;一是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家族相似＂的概念考察思路。反思二者,更加明晰文学本质作为一个价值问题的存在,无论是文学理论还是文化研究,在如今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作出民主多元的文学理论建设才是关键所在。     

戴维森、达米特的实在论、反实在论之争的形而上学渊源

西方形而上学整体演进的理论视域下,实在一词具有核心性价值。当代实在论、反实在论思想的特定形态,是由哲学传统中不同形态的本体论,经过认识论的过渡,最终转向语言从而生成的。这为西方形而上学发展脉络的明晰提供了关键支撑。代表不同哲学发展阶段具体形态的实在论思想,定会引发与之对应的反实在论。这种构成各个阶段的形而上学主题的方式,应被视为“实在—反实在”哲学范式。西方形而上学的整体发展在这一独特视角下呈现为二者具体理论形态之演进。戴维森、达米特的实在论、反实在论之争是以此为理论渊源,基于现代逻辑、当代意义理论的新进展所形成的西方哲学后语言转向的新产物。继弗雷格、维特根斯坦之后,戴维森、达米特开启的基于意义与真的实在问题之争,决定了各类不同程度、形态的实在论观点所坚守的共同理论底线。这一理论临界点和论争焦点就是是否坚持二值原则。     

逻辑哲学与哲学逻辑

逻辑是我们这个时代哲学的独特标志,20世纪许多哲学分支的进步和发展是与现代逻辑所提供的严格的分析性技术密不可分的.逻辑几乎影响了整个语言哲学的风格,逻辑也为形而上学、元伦理学和心智哲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逻辑提供了各种形而上学理论发展的基本框架,甚至在哲学中扮演着中立仲裁者角色.但逻辑也受哲学的制约,逻辑依赖于哲学的基本预设,经典逻辑和各种非经典和反经典逻辑系统都有深刻的形而上学背景.逻辑哲学和哲学逻辑分别从逻辑的哲学方面和哲学的逻辑方面为我们正确地理解和刻画逻辑和哲学的这种复杂、动态和多样性关系提供了深刻的洞见.     

“反概念”:禅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异质同构性

中国古代的禅宗哲学和20世纪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理性哲学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大胆挑战理性的形式逻辑规则,并以反逻辑的话语形式颠覆了传统的逻辑规则。这两种异质的哲学都质疑理性逻辑概念的唯一性和合法性,都反对理性哲学为了坚持概念的普遍性而扼杀语词的个性化生命的举措,都采用了超越语言逻辑规范的话语策略来反对理性主义逻辑的霸权等,因而,它们在反逻辑、反概念方面表现出鲜明的同构性。     

当代文艺学研究趋向与"语言学转向"的关系

当代文艺学研究呈现出"向内转"和"向外拓"两种基本趋向,这两种趋向与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的两大变革有着深刻的关系."语言学转向"的第一个变革是从"自然语言观"到"符号任意性"的转移,第二变革是从"逻辑语言观"到"审美语言观"的变换.前者导致"诗学"与"语言学"的结合,后者导致"文学理论"与"文化理论"的相互渗透;前者把文学研究转向文学文本内部,后者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如何在批判清理的基础上寻求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在文艺学研究中的有效结合,在当前显得十分突出.     

论阿佩尔的语用学转向

2 0世纪初西方哲学界发生的语言学转向有两条相互交错的线索。人们对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人工语言学派的发展关注较多 ,而对另一条从日常语言学派中孕育而来的语用学的关注与研究却付诸阙如。阿佩尔的语用学转向是在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指号学、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 ,以及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等理论先驱的基础上对康德先验哲学的一种改造。阿佩尔语用学转向产生了其理论的核心概念 ,即交流共同体 ,并且语用学转向的实现意味着大陆哲学和语言分析哲学的融合     

言、象、意关系新论——从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解读

言、象、意三者关系的探讨肇始于中国哲学思想的发端,经魏晋“言意之辨”更直接导致了中国哲学新方法和流派的出现。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语言哲学的兴起和语言学转向,意义问题更贯穿了从现象学、解释学到分析哲学和科学理论的各种哲学思潮,从根本上带来了知识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全新革命。借助分属于“欧陆人文哲学”与“英关分析哲学”两大传统中的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语言观与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学的语言哲学之思,就人与世界、语言与人、文学与世界等诸多关系上的揭橥,使得在言、象、意问题上取得了全新的审视与启悟。     

生存、生命、生活——论李泽厚“情本体”的实践转向

自笛卡尔以降的近现代哲学传统,都有着鲜明的以认识为导向的特征,至当代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盛行,“语言转向”又统领了一切。李泽厚基于儒家哲学,认为人的生存先于认识,生存经验大于语言,“情本体”的提出,是他在对以往哲学批判的基础上对这一倾向的扭转,展现出一种不同于近代西方哲学路径的“实践转向”。李泽厚的“情本体”展现出三重维度的含义:在先验与经验向度上,不同于宋明理学及现代新儒家,“情本体”主张以生存经验为主,拒斥将儒家超验化与形而上化;主体向度上强调“情本体”学说下的人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非康德、海德格尔主张的理性主体;情理向度上,主张以情为本,情理交融,而非“存天理灭人欲”。这三点突出体现了儒家哲学以“人的物质生存—生活—生命”为核心、重视生存经验、实践的特征。李泽厚寄望“情本体”能使哲学走出认识,“走出语言”,走向实践。     

论阿佩尔的"语言学转向"

20世纪西方哲学开始了"语言学转向".阿佩尔的观点是,这种"语言学转向"并不彻底,不能代替康德的知识学(认识论)而成为第一哲学的新范式,只有对康德先验哲学进行符号学改造,才能完成语言学转向,才能真正进行一种哲学范式的转换.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是先验哲学、解释学、实用主义、语言分析哲学等多重因素的综合.     

文学批评言语行为意义观

意义既是语言哲学的研究重点也是文学批评的研究目的。语言哲学中的言语行为意义观认为言语行为是语言使用的最小单位 ,话语的意义是言语交际中实现了的言语发出者的言语意图。各文学批评流派虽然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学作品的意义进行了研究 ,但却都具有片面性和主观性 ,是静态研究。运用语言哲学言语行为意义理论研究文学的意义不仅可以避免文学批评意义研究的不足而且切实可行。     

思想政治教育的语言转向

20世纪以来,以哲学的语言转向为前奏,在当代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比较普遍地发生了语言转向。从当代语言哲学的分析路径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发现,作为研究人的思想行为形成变化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思考人们交往和进行思想交流的语言和语言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语言转向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学科建设都有重要意义,也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哲学解释学视域中的语言问题

在西方哲学史上,语言问题一直被哲学家们所重视,他们分别从不同的维度,对语言进行分析、研究和评判.传统哲学把语言理解为一种形式和符号系统的工具,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则认为语言并不仅仅是人的工具,而是人的自下而上和生活经验的形式,即存在方式,离开了语言,人的理解活动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是现实生活的表现.     

文学语言的人文价值本性

在文学理论界关于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已多有讨论 ,但是这一讨论基本没有涉及作为文学本体及文学媒介的文学语言。本文认为 ,文学语言的人文价值是“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中的应有之义。文章从剖析“人文”和“价值”这两个词语的本来意义入手 ,具体界定了人文价值的涵义 ,接着论述了逻辑语言在语言发展演变过程中人文价值的失落 ,然后着重指出在文学这个国度里 ,其词语不仅保存着语言的原初创造力 ,而且经历着往返不已的灵魂轮回 ,经历着既是感觉的又是精神的再生 ;语言在文学里复活了它的全部的生命 ,闪耀着人文价值属性的灿烂光芒     

从和谐的“情景”到崇高的“境界”——论王国维“境界”说对王夫之“情景”论的错位生成

王夫之的“情景”说既是一种文学创造理论,又是具有更为广泛意义的美学理论,它与佛教的“现量”概念相结合,在明清之际构建了一座美学理论的高峰。王国维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系统阐述“境界”说的第一人,其“境界”说脱胎于“情景”论,然而,它经历了一个从艺术走向人生、从人生走向哲学、从以和谐为基调的优美走向以痛苦为主要内涵的崇高的历程。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在近代中国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同时又是以西方近代哲学为重要营养的学说,它是对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情景”论的错位生成,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向近代美学转折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