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挑战与展望：“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创新

“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创新可以为公众提供更加精准化的服务,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目前,国家层面已出台了一系列“互联网＋”相关政策,各地“互联网＋”行动发展势头良好。推动“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创新在面临诸多良好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挑战,政府治理模式将发生重大变革,政府治理创新还存在四大瓶颈制约。实现“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创新需要从理念和路径两方面着力,树立顾客导向、结果导向、公开导向、开放导向、共享导向和竞争导向的理念,构建“互联网＋”规则体系,打开“互联网＋”亲民门户,突破“互联网＋”技术瓶颈,提升“互联网＋”素质能力。     

“互联网+政务服务”驱动政府效能建设的逻辑理路

[提要]政府效能是政府工作效率和办事能力的统一,建设高效能政府是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在近年来我国实施“互联网+”行动的整体战略框架中,“互联网+政务服务”是重要内容,其迅猛发展为政府效能建设创造了新的契机。“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推进,实现了政府与社会间信息供需的相对平衡,促进政府施政理念及行为由消极转向积极,推动政府运行模式由封闭转向开放以及强化社会对政府的普遍化监督,极大地优化了政府运行过程,从深层次驱动着政府效能的提升。新的发展环境下,要进一步体现“互联网+政务服务”在促进政府效能建设中的优势,则需要政府切实转变传统观念,树立互联网思维,重塑新的施政理念;依照网络技术和网络社会发展逻辑,变革政务服务模式,再造政府运行流程;基于网络技术与政府工作的融合互动,创新相应制度机制,以保障网络技术在提升政府效能中的关键作用。     

当代中国数字治理:主题、动态与发展趋向

基于国内数字治理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与可视化分析,揭示当前数字治理研究的四重分布、内容结构及发展趋势。数字治理不是信息技术与政府机构的简单嫁接,而首先是治理哲学与治理理念的对接与融合,最终形成治理哲学、体制、机制与技术的统一复合体。数字治理平台构成电子政务的高级形态,使政府机构边界成为渗透、交互和循环的能量交往层,从而以低成本-高灵活性实现整体政府的协同治理。数字治理平台并不局限于政府部门间信息共联共享,而且吸纳互联网企业与第三方平台,形成数字治理云平台。互联网企业所储备的数字人才可基于“数字政府雇员制”通过数字通道进入公共场域,以提升公共管理过程的信息分析能力与科学决策能力。     

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下构建管理学云计算模式初探

信息社会背景下,可实现多途径、多工具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提升治理能力,学界在数据治理理论研究和"政务云""生态云""云长制"等方面均进行了探索创新,这种探索也奠定了管理学云计算模式的现实必要性。多元治理理论倡导下,专业技术团队和个人利用专业化的信息技术参与政府部门外包业务和服务的实践、互联网打造虚拟空间为创新技术参与政府治理实践搭台的探索,从"硬设施"到位、"强智慧"配套、"软环境"成熟三个角度为管理学云计算模式提供了现实可行性。建立在环境契合、技术成熟和治理能力尚需提升的背景下,管理学云计算一方面找寻与其逻辑自洽的现实实践模式、另一方面在思维、方法和路径方面赋予政府治理和组织管理以创新启示。     

数字文明新时代背景下的数字政府建设：规划图景、改革路径与实践经验

数字政府是指政府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综合运用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新兴互联网技术，对治理过程所需的各种数据和信息以数字化形式自动采集、整合、储存、管理、交流和分析，提升政府行政效率与决策科学性的新型政府运行模式。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指数级的速度不断深化拓展，人类加速迈入数字文明时代，互联网与政务服务的深度融合推动了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数字政府建设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备项。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创新成为驱动政府治理体系改革的强大内生性动力。面向未来，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以数字化引领智能化、以数字技术赋权公民参与，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向纵深发展，既是守正创新和开创政府治理现代化变革新局面的重要抓手，也是在数字文明时代取得全球数字治理竞争优势的关键之举。     

治理术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属于治理理论中的治理术范畴。治理术包括政府理性、“如何”执政和政府的“艺术”三个方面,其核心是法治理性和善治理性。因此,国家治理能力就是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下,治理主体以法治思维和善治思维运用治理机制和治理工具实现治理目标的能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点,在于政府行使国家权力时,慎用专断性权力并善用建制性权力。这是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互联网+”背景下政府回应力的四维透视

“互联网+”行动计划对政府回应力提出了新的实践要求。政府回应力作为现代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与“互联网+”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关联。“互联网+”背景下政府的认知水平、反应程度、处置能力以及调控能力四个维度,构成了“互联网+”背景下政府回应力的四维结构。当前,政府回应力正面临认知困境、反应迟缓、能力弱化和调控失效等方面的现实困境。必须从革新观念、更新知识体系;加速推进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应用;优化环境、鼓励制度创新以及营造合作共治的网络体系等四个方面提升政府回应力。     

基层腐败治理场域中技术与组织的互嵌逻辑——以“互联网+监督”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但是基层腐败没有完全杜绝,基层腐败治理方式改革迫在眉睫。当前,大数据技术推动了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的巨变,回答了“技术如何引发组织变革”的命题。“互联网+监督”将技术与治理结合并运用于基层腐败治理,可以直击基层腐败的三大痛点：信息不对称引发的监管风险、基层权力末端的监管乏力、熟人社会的干扰困境。在基层腐败治理场域中,基层政府借助“互联网+监督”的技术优势,可以实现为群众直接监督赋权、为政府透明行政赋能的治理目标。这一过程不仅是技术对组织的塑造,也是组织对技术的吸纳,更是人民群众对组织的认可与支持,三者的高效互动共同推动着基层腐败治理变革。     

“互联网+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探讨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有效治理的实现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正面临着治理主体弱化、治理内容复杂化、治理手段受限的困境。在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农村社会,基于“互联网+党建”创新乡村治理机制,破解乡村治理困境,对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及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明确了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的内涵,其次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对“互联网+党建”的乡村治理机制和经验进行探讨,并进一步阐释了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的引领意义,最后提出凝聚治理力量、培养互联网思维、提升互联网应用能力和推进“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路径。     

组织再造抑或人际关系技巧改善:新时代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核心路径选择

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事关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和人民群众公共服务获得感的提升。通过对湖南省X县Y镇和Z镇的调研发现,与乡镇政府组织结构不良、财政资源配置不均衡和信息化水平低等“硬要素”相比,以乡镇政府工作人员服务意识与服务技能不足为代表的“软要素”才是制约乡镇政府服务能力提升的瓶颈性因素。未来的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要从改善“人际关系技巧”高度出发,通过人力资源开发与制度变革,在强化乡镇政府工作人员服务意识和服务技能上下功夫,尤其是要适应第三方治理兴起的发展趋势,积极利用政府购买服务、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现代化公共服务供给方式。     

基于互联网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信息工具视角

食品安全是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关注。面对食品安全风险的复杂性,事后监管为主的治理模式屡屡失效,监管机构在食品安全风险信息的获取和发布方面面临很大挑战。互联网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集大成者,为食品安全风险的多方协同共治提供了良好平台,治理信息工具在互联网中可以更高效地发挥作用。依托互联网,通过多元参与、风险交流和风险预警可以提升食品安全风险的管控水平,促进各方关于食品安全风险认知共识的达成。基于互联网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需要公众树立参与治理的责任意识,政府应树立开放治理和云端治理思维,同时加强对互联网本身的治理。     

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基于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

如何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是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依据我国62个县域乡村数字治理案例，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基于TOE框架，探究设施支撑能力、政府引导能力、财政支持能力、社会协同能力、农民参与能力对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联动作用及路径选择。研究发现，单一条件并不构成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的必要条件，各条件有效结合的5种路径促进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与东北、中西部等非东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路径更加多样化。建议各县域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和实际情况，树立整体性思维，因时因地选择合适路径，采取针对性措施，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乡村治理有效。     

元宇宙赋能城市治理：机理、问题与路径

元宇宙凭借其先进的技术基础、虚实相融的空间形态、独特的信息存储方式等优势，冲击着传统的城市治理模式。按照“技术赋能—需求驱动—治理重构”的思路，元宇宙依托数字孪生技术拓展城市治理边界、依托扩展现实技术创新城市治理理念、依托区块链技术丰富城市治理工具、依托数字模拟与推演技术重塑城市治理流程，形成“发现问题—即时反馈—模拟仿真—趋势预测—决策制定”的智能城市治理路径，从而促使元宇宙城市治理具备主体协同化、过程全周期化、机构扁平化等创新特征。然而，在元宇宙赋能城市治理进程中，仍然存在数字安全与隐私难以保障、政府机构利益易受侵蚀、产品内容监管压力增大以及社会不平等加深等方面的隐忧。为此，中国未来城市治理应继续沿着智能、精准与便利的演变思想，在紧急问题应对、生态环境治理、旅游秩序整治、城市空间规划、智慧政府建设等更多应用场景中实现突破，同时从元宇宙技术研发、制度创新、内容监管、公共产品供给等方面加强元宇宙理念与城市治理的相互契合度，以更好地提升我国城市治理智能化水平与现代化能力。     

数字治理的发展逻辑解析

信息化是推动政府转变治理方式的核心力量。我国政务信息化经历了电子政务、数字政府、数据治理以及数字治理等阶段的发展。目前,数字治理是我国政府推进社会治理的核心模式。基于数字治理的发展脉络及其基本内涵,当前的数字治理主要涵盖三种核心任务与发展逻辑,即“互联网+政务”“大数据治理”和“大数据决策”。结合上海市“一网通办”与“一网统管”实践,“互联网+政务”又可以分为“互联网+政务服务”与“互联网+城市治理”两个方面。这些核心任务中,“互联网+政务”强调服务导向、多元协作、数据处理与平台共享,“大数据决策”关注整合数据的科学价值与决策依据;二者联系的纽带为“大数据治理”,且分别驱动不同的大数据治理模式。尽管目前我国大数据治理仍然面临许多问题,但数字化已经广泛应用于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等各个领域。在未来,数字治理将逐步向“智慧治理”或“智能治理”转型。     

数字政府建设能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吗?——来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证据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国家治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何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成为当前的重要问题。本文采用2008-2020年135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数据，以双向固定效应检验数字政府建设对政府治理能力的影响、异质性特征以及制度因素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政府水平对政府治理能力有正向促进作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不同收入、不同区域的国家中，数字政府水平促进政府治理能力的作用存在差异。调节效应检验表明，在数字政府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过程中，制度因素起到了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本文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构建开放共享的数字政府；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入，提升公职人员数字素养；坚持制度创新与技术发展相结合以及创建政府、企业与个人良性互动的制度环境。     

社区治理责任与治理能力错位及其化解 ——基于对湖北12个社区的调查

社区治理从“政府行动”逐步转向“社会行动”,以实现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有效衔接已成为共识。然而,通过对湖北省12个社区的调查发现,社区治理责任和治理能力错位阻碍了两者的转换和结合。这种错位集中表现在主体错位、认知错位、关系错位、职能错位和考核错位5个方面,错位的主要原因为社区行政化严重和社区治理能力不足。由此提出社区治理责任与治理能力错位的化解路径：减少社区行政责任,实现社区职能归位;增强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社区治理效益。     

大数据驱动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 ——理论框架与模式创新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集中体现为复杂多变的治理环境向传统的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但强大新颖的科技创新又为政府治理转型及其能力提升准备了必要的基础条件."大数据驱动的政府治理能力"依托于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结合了互联网技术革命,是一种互联网和海量数据支撑的、涵盖了更广泛内涵的政府治理能力,概括了政府治理能力建设在大数据时代所呈现出的新发展、新动态和新前景,这集中反映在功能拓展、技术支撑和应用创新三方面.结合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当前中国应大力强化基于大数据的开放政府、智慧政府、回应政府和濡化政府等模式创新,以全面提升政府决策能力、吸纳能力、整合能力、濡化能力和传统政府能力.     

区块链技术与国家财政治理

政府权责边界清晰、信息公开、高效的绩效监督是发展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现代财政治理体系的关键。我国财政治理体系在围绕关键点的发展过程中，面临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财政征管机制不健全、预算管理体系不完善、财政透明度不高等治理困境问题。以信息透明可追溯、数据不可篡改、分布式记账为特点的区块链技术，与财政治理中对数据公开、安全、准确的要求之间有着内在的耦合性。区块链技术有助于提升财政治理能力和优化财政治理体系，但还面临财政金融领域成熟应用较少、数据处理能力有限、存在数据安全隐患、灵活性不足，与政府财政治理理念存在差异等方面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应加强区块链在财政治理场景的尝试，优先发展跨机构的联盟链，强化中心化核心应用与非中心化区块链应用的混合模式发展，以及推动政府财政治理理念的创新。     

论河南省中外合作办学治理体系之现代化构建——从政府治理的角度

政府治理是中外合作办学治理的重要方面。河南省中外合作办学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需要明晰中外合作办学治理体系的内涵,准确把握中外合作办学的主基调是服从党和国家对外开放工作大局,中心任务是提质增效,基本保障是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等现代化特征,以及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精细化等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针对中外合作办学治理中存在的“管理”“监管”思想依然存在、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运用不够充分有力、治理制度建设滞后、其他主体作用发挥不充分、规划和引导不够等问题,河南省中外合作办学应从坚持治理理念、运用好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建立协同共治机制、加强法规和制度建设、精细化引导等方面加强建设。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衰变及其治理模式变革：从“粗放式摆平”到“精细化治理”

环境群体性事件是转型期环境利益矛盾激化的综合反映,也是基层治理面临的关键问题。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上,地方政府长期运用的是“粗放式摆平”行为模式,主要样态包括权宜之计、刚性维稳、工具单一、政府包揽等维度。党的十八大之后,在党中央“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总目标指引下,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由此迈向了精细化治理的变革之路。较之于“粗放式摆平”,“精细化治理”具有关口前移、制度建设、公平正义、柔性治理、社会协同等特点。从“粗糙式摆平”迈向“精细化治理”,是多重社会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包括事件风险性与不确定性的倒逼、政府应急处置能力的提升、学习与培训机制的跟进以及社会认知的深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