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对华北李村产业扶贫项目的考察

以华北李村“整村推进、连片开发”产业扶贫项目为例,发现在产业项目申请阶段容易出现“精英捕获”与“弱者吸纳”;在产业进行中易遭遇由逆向软预算约束带来的“政策性负担”以及规模化经营不善等问题;最终在产业完成之后又面临着后续维护的缺失与农民生计系统的损害。产业扶贫的地方实践背离了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目标。产业扶贫背后隐藏着扶贫济困的社会道德逻辑与产业发展的市场化逻辑的矛盾,前者决定了产业扶贫是以项目为载体,后者则容易导致规模化的经营方式,两种逻辑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增加了产业扶贫项目失败的风险。     

村庄视角的扶贫项目目标偏离与“内卷化”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以村庄为基本单位的扶贫工作使得其与乡村治理发生了密切的关联,村庄视角下微观层次的扶贫工作分析不仅关注扶贫工作的内容与机制,更看重扶贫工作所要对接的乡村社会的变迁。村庄内的社会关系结构、权力结构、社会分化和信息传递、精英俘获、村干部自利性的需求、集体行动的缺乏等都成为扶贫工作目标发生偏离的重要原因。扶贫项目目标偏离带来的结果是扶贫工作的内卷化,扶贫工作的内卷化不仅影响扶贫项目的公益性和合法性,也会导致贫困者对政府信任度的降低,更可能会导致贫富差距的变大以及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再产生。而要扭转这种不良的局面,不仅需要我们变革扶贫工作的宏观结构,消除不利于贫困者的门槛和制度,同时也要更多关注扶贫与乡土社会的互动,将乡土社会的特征、农民分化的客观现实、贫困者心理的脆弱和集体行动的培育纳入扶贫研究工作。     

农村产业化项目扶贫运作逻辑与机制的完善

产业化项目扶贫是当前中国农村扶贫、减贫与促进贫困地区乡村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式。产业项目扶贫运作逻辑受上级政府、基层政府和农民群体三个行为主体利益博弈的影响与塑造。这一运作模式存在一些缺陷,如项目立项与运行受到领导人意志支配,缺乏规范的议程,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基层扶贫工作人员和项目实施各单位之间缺乏有效配合;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联结出现断裂;产业化扶贫政策及其运行脱离地方实践和贫困群体的实际需求,导致国家意志和贫困群体的主体性需求难以实现。要使当前的产业扶贫真正惠及穷人,既要打破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权力关系结构,尊重和重建广大基层组织与贫困群体的主体性地位,又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助,形成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有效连接,重视社会工作者的参与,推动扶贫工作由单一的行政主体运作向多方参与的社会化运作机制的转变。     

县域扶贫项目制的“耗散”过程及其逻辑

扶贫项目制是我国扶贫开发中采取的一种重要方式,对脱贫攻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项目制在运行中产生的损耗影响预期目标实现,学者发现利益冲突、微腐败、利益共谋、贫困户参与不足等原因造成了项目制的非制度性损耗。但从县域调查来看,项目制下扶贫资源在论证、申报、立项、实施、验收、监管过程中存在制度性耗散与非制度性耗散两种现象。制度性耗散主要包括扶贫项目流程繁杂造成的时间耗费、扶贫项目跑动与论证过程的资金消耗、扶贫项目实施的机构增设与监督成本耗费;非制度性耗散主要包括项目虚报与重数量轻质量、项目施工中的工程外包与阻工闹工、项目验收中的资金挪用和监管缺失等。扶贫项目耗散现象产生主要是在“项目治县”的县域发展逻辑、项目争取的县乡（镇）村竞争逻辑与项目实施中的政绩至上逻辑、项目效益的社会动员逻辑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产生的。     

涉农资金整合下精准扶贫项目运作及其脱贫成效考察——以H县精准扶贫项目运作为例

涉农资金整合是针对扶贫资金所存问题而展开的扶贫资金领域的改革。本文以田野调查为基础,集中关注涉农资金整合以来精准扶贫项目运作过程的变化及其脱贫成效。涉农资金整合下,扶贫项目运作主要在项目的申报、项目资金审批、项目实施、项目监管四个环节改变着原有的项目运作模式、利益关系及权力格局。其扶贫成效在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和集中扶贫资金力量上,实现了扶贫项目数量、扶贫范围、扶贫受益群体均扩大的效果,但也导致县域扶贫项目分配不合理、部门利益壁垒凸显的项目管理与项目资金管理跟进不匹配等问题。本文通过现实考察及对所存问题的分析,强调体制性根源中的项目制扶贫模式、利益趋动下的权力与利益的谋利性行为、机构设置方面的欠缺与不足共同导致了以上问题的产生。因此,应从加强县域资金管理能力、项目管理能力、增加社会扶贫力量的参与三方面共同应对当前涉农资金整合下扶贫所存在的问题。     

产业扶贫项目的运作机制与地方政府的角色

以发展贫困地区特色产业为手段的扶贫方式也被称为产业扶贫,是开发式扶贫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是通过发展地方产业,提升贫困群体自身发展能力,促进贫困地区人口脱贫致富。但是,产业扶贫项目在基层运作的过程中,是否真正能带动贫困群体脱贫致富？使用定性研究方法,对武陵山区4个贫困县展开调查。通过对产业扶贫项目在地方社会的3种运作模式(干部承揽的产业扶贫、依靠“大户”或“公司”的扶贫项目、依靠农户参与和合作推行的扶贫项目)的考察,认为地区产业发展和经济提升未必一定会带动贫困者能力提升并脱离贫困的生活困境;而中央设计扶贫政策的目的与地方政府的施政能力和施政动力之间、产业发展理念与扶贫理念之间存在着的张力导致了产业扶贫项目这一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被扭曲,因而并未真正达到期望的效果。     

精准扶贫视角下农村产业化扶贫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以Y村大棚蔬菜产业扶贫为例

文章通过对环京津贫困带一贫困村大棚蔬菜产业扶贫政策执行逻辑的探析发现,产业扶贫实施前的权力主导和弱势吸纳,实施中扶贫资源的股份化运作以及实施后的事本主义共同导致以合作社为依托的产业扶贫功能的式微。在产业扶贫所呈现的中央和地方“委托———代理”关系中,双方利益诉求的差异迫使地方以打造“戴帽项目”和“亮点工程”来进行权力寻租,产业扶贫目标靶向出现了偏离;另外,扶贫资源资本化和蔬菜种植规模化的产业发展模式使产业扶贫陷入了重产业发展而轻扶贫济困的困境,扶贫和开发处于一定程度的脱嵌状态;最后,产业扶贫以项目制为核心追求的短、平、快逻辑形塑了产业发展的非持续性。面对产业扶贫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产业申请、考核、验收与评估,建立产业依托主体的准入制度,制定产业扶贫的后续扶持政策。     

“项目扶贫”:逻辑、悖论与出路

"项目扶贫"是当前贫困治理的主要手段,其理想逻辑是以"项目制"为核心技术治理,强调程序化、标准化和专业化,体现政府对行政"合理性"的追求。但在实践中,"项目扶贫"存在着瞄准失效、程序烦琐、成本过高等多种矛盾,有时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在于"项目制"本身存在不确定性,必须嵌入到传统科层制才能实施,很容易陷入悖论和路径依赖,最终走向了技术治理的对立面。C县溪东村通过调整"折股量化"的行动策略,绕开了"项目制"的重重壁垒,大大降低了"项目扶贫"的技术和时间成本,溪东实践触及了"项目扶贫"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目前仍属于边际性改革,倘若进行更系统、彻底地改造,可期待形成实质性的制度创新。     

关于宝鸡市实现精准扶贫的思考

我国政府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宝鸡市作为陕西省的农业大市,贫困人口还为数众多,扶贫工作任重道远.目前宝鸡市的扶贫工作还存在着扶贫目标偏离贫困户的意愿、政府的初衷和农户的打算难以有效结合、扶贫项目开发整合不足、扶贫政策缺乏灵活性等问题.宝鸡市的扶贫工作应采取调动广大贫困户的积极性;结合实际精准确定扶贫目标;积极整合地方扶贫开发项目,制定灵活可变通的扶贫政策;聘请专业的农业专家长期驻村等措施.     

精准扶贫中农村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研究

精准扶贫是30年来扶贫治理的经验总结,通过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4个环节,从“漫灌式”转向“滴管式”,注重“靶向治疗”,使贫困资源聚焦贫困人口,保障扶贫政策精准落地。开展精准扶贫工作,落实精准脱贫需要在社区治理结构与治理基础上,依靠社区治理主体的配合进行。因此,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不仅有利于贫困社区整体转型,更影响着精准扶贫的实施及其效果。基于陕南F村的实地调研,以精准扶贫为背景,分析政策实施过程中社区治理能力的重要性以及在贫困社区治理中遭遇的实践困境,进而探讨通过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保障精准扶贫有效落地的可行性。通过倡导参与式贫困治理、构建弹性治理结构、完善动态治理机制、强化社区治理技术以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最终落实精准扶贫的4个环节,实现“六个精准”。     

“扶贫包干制”的制度建构与实践路径——基于黔西南B镇的案例分析

当前正处于脱贫攻坚的关键节点，为迅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和实现贫困治理目标，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超常规的治理手段来应对深度贫困问题。基于黔西南B镇的治理实践，考察“扶贫包干制”在深度贫困治理中的实践路径及其后果，发现在“扶贫包干制”中，地方党委通过政治动员将脱贫攻坚转变成政治任务，通过制度嵌入和精英下沉的方式实现制度重组与资源整合，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扶贫任务，实现贫困治理目标。“扶贫包干制”在深度贫困治理中的实践后果便是进一步强化了政治与行政的有机结合，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扶贫包干制”能够快速实现贫困治理目标，在应对“极贫乡镇”的贫困治理时具有优势。但是，从长远来看，“扶贫包干制”所具有的临时性和阶段性等特点，消解了地方组织的公共性，并非一种长效的贫困治理机制。     

影响云南农户对扶贫项目满意度的因子分析

云南省是国家的重点扶贫对象,在贫困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的扶贫项目。这些扶贫项目的实施效果如何,通常是由项目实施者或政府来评估,这不利于全面了解扶贫项目的效果。本文从农户角度对扶贫项目的满意度进行评价,并就构成满意度的指标因子进行权重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对项目的透明度及参与程度的要求最高,且项目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对当地宗教文化习俗的影响都比项目所带来的经济和环境影响更重要。     

制度逆变、策略性妥协与非均衡治理——基于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分析

通过对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研究发现,由于贫困识别过程中村民争当贫困户、非均衡的项目实施及“任务式”扶贫产业开发,导致了农村精准扶贫的制度逆变及村民“气”的不断累积。在此背景下,基层政府通过博弈情景下的政策变通、村庄政治生活的选择性平衡及日常治理中的“做工作”等路径,建构了精准扶贫场域下村庄矛盾调处的策略性机制。由于治理主体之间连带性制衡关系的异化及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的非对称性,农村精准扶贫呈现非均衡性治理的悖论。在当前农村精准扶贫的政策实践过程中,需要建构“均衡性治理”的制度体系,推进贫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遭遇搬迁：精准扶贫视角下扶贫移民搬迁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以陕南王村为例

文章通过对陕南王村扶贫移民搬迁四个阶段行动逻辑的分析发现,行政主导下压力型体制的威逼与普适性政策的诱导共同滋生了“背皮”搬迁的发生,从而导致精准识别的错位。另外,在搬迁过程中制度衔接的缺失与行政联合的缺场使扶贫治理陷入了碎片化的困境,背离了精准帮扶与精准管理的目标要求。最后,国家、地方政府、贫困户各自行动逻辑、制度选择与利益诉求的差异使扶贫搬迁陷于了一定的制度性逻辑困境之中,搬迁后的村民生计出现了一定的式微,威胁到了扶贫移民的可持续生计。针对扶贫移民搬迁政策执行偏差的问题必须从国家政策制定,扶贫治理体系构建以及扶贫移民的可持续生计等几个方面来完善制度建设。     

精准扶贫政策的分级落实机制及其基层实践困境

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目前,精准扶贫政策在实践中形成了分级落实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基层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各自遵循着不同的行动逻辑,使政治机制、行政机制和治理机制共存于政策落实的过程中。行政机制意味着地方政府只会遵循官僚制的惯性逻辑,将精准扶贫从一个宏观政治层面上的战略问题转换成为一个官僚体制内部行政层面的政策执行问题,按照事本主义的原则落实政策;治理机制反映出村庄场域中不同利益参与主体在贫困户指标的分配中遵循着乡村逻辑,影响了扶贫政策的落地;行政机制与治理机制间的内在紧张关系,造成形式主义在基层行政中的泛滥,使政策呈现出“悬浮”状态。这促使中央政府启用政治机制,发起运动型治理,将“行政问题再政治化”以克服官僚体制的内在弊病,推进政策落实。受此影响,省级政府只得调整、修订政策,而政策的变动又加重了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以及进行贫困治理的难度,这构成精准扶贫政策陷入基层实践困境的内在制度逻辑。     

巴中市精准扶贫的实践探究

巴中市是四川省的一个边远山区，是精准扶贫的重点地区。巴中市在精准扶贫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实行巴 中式大摸底，贫困户识别更精准；二是实施六大扶贫措施 ，项目开展更精准；三是动态管理扶贫资金，资金使用更精准；四是推 进“五个一批”工程，措施到户更精准。巴中市的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部分贫困户的脱贫主动 性不足、乡风不文明的现象比较突出、扶贫资金的管理有难度、产业发展还不够科学等难题。针对扶贫工作存在的问题，通过 精准扶贫来引领扶贫工作的创新，制定有效对策，如激发贫困户的脱贫动力、重视文明乡风的建设、精准产业项目的引进、精准 扶贫资金的使用，奋力夺胜脱贫攻坚战。     

论习近平的精准扶贫理论与井冈山的创造性扶贫实践

扶贫问题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关注的重大民生问题。自2013年11月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战略构想以来,习近平对精准扶贫的战略理念、战略目标、战略举措和战略格局等问题进行了诸多创造性的探索,形成了由“一个核心”、“四个目标”、“六个精准”、“一个格局”构成的完整理论体系。2016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实现脱贫。这充分彰显了习近平精准扶贫理论的实践魅力。在精准扶贫实践中,井冈山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注重契合度为价值取向与目标追求的“井冈山扶贫模式”。这一模式实质上是一种需求导向型扶贫模式。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政策转向及其挑战——以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为例

以历史维度的政策梳理和现实材料的经验分析为依据,讨论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已经经历或者正在经历的五大政策转向：扶贫方针由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瞄准对象由区域、县域转向贫困村、贫困户;扶贫方略由“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扶贫;社会动员由政府扶贫转向社会扶贫;主体地位由被动式扶贫转向参与式扶贫。扶贫开发转向在经验材料上得到验证,但仍面临着项目制扶贫的短期效益、参与式悖论、治理困境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经验与理论探讨可以为“扶贫攻坚”的历史性任务提供贫困观重构、人力资本建设与贫困治理等方面的借鉴。     

精准扶贫项目绩效评估方法研究

“十三五”规划明确了今后扶贫工作的重点为精准扶贫.对精准扶贫工作效果进行科学评估、提出相应的策略调整,对加快我国反贫困事业将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通过对目前贫困项目绩效评估研究的四种典型方法比较,得出结论:虽然综合评估方法既可以从定性的角度把握扶贫项目是否合乎规定与制度,又可以通过大量的数据统计和模型分析评估项目绩效,令评估结果更具说服力,但是现有的综合评估方法大都缺乏普遍适用性.因此,开发适用性更广泛的综合评估新方法将是今后此类问题研究的重点.     

农村贫困治理的范式转型与未来路径——兼议产业精准扶贫的推进路径

农村贫困治理内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国家治理范式的演进,农村贫困治理将实现政府主导范式经由市场主导范式向公共治理范式转型。当前,主流的政府主导范式和市场主导范式在理论上遭遇到解释力不足问题,在实践中产生了精准扶贫不精准、久扶不脱贫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原因在形式上表现为过度依赖市场主导范式所产生的“开发”与“扶贫”之间的张力,在实质上表现为贫困治理过程中基于市场逻辑的效率、基于扶贫逻辑的公平、基于公共治理的参与等多元价值冲突。因此,推动农村贫困治理范式转型和产业精准扶贫目标实现,有效整合多元逻辑和多元价值是关键。具体路径应以公共价值为目标,实现对多元价值的整合;以平台构建为支持,促进多元主体协同;以公共能力建设为条件,支撑多元行为逻辑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