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异与“文景之治”

汉文帝时期共发生4次灾异,汉景帝时期共发生22次灾异。频繁的灾异使得汉文帝汉景帝心存敬畏,因而采取重农务本、免除劳役、大赦天下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并利用灾异加强中央集权,对他们的施政产生了很大影响,对＂文景之治＂的实现起了促进作用。     

宋代蝗灾应对和灾异观之变化

“灾异说”认为，灾异乃是社会政治问题所致，当局应以改革社会政治应对。主流社会长期以此应对灾异，故对蝗灾也不采取捕杀措施。在唐代姚崇以下以捕杀应对蝗灾的基础上，宋人以全面捕杀为主要手段应对蝗灾，在实践上突破了“灾异说”。与此相应，对“灾异说”，宋代的思想精英们从前人的笃信发展为质疑，乃至彻底抛弃，客观、理性地应对蝗灾等灾异。     

中国古代灾异说之流变

灾异、符瑞观念的引入,使儒家学说与统治者在政治上找到了新的契合点.灾异说在汉代蔚为大观,影响甚大.董仲舒将灾异说纳入到儒家思想体系中,在天人合一理念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的理论,提出了灾异--浊政说,改变了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使儒家思想与政治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为儒家学说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长期居于"一尊"的显赫地位打下了理论基础.汉代以后,灾异说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和市民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杜甫灾异诗的“天人感应”解读

杜甫记录灾异的诗，受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写灾异的同时更多是在批评时政的失误。一般来说，在天人感应的解释中，灾异是上天对人君施政失误的谴告。上古时，尧遭洪水汤遭大旱，所以经学中对灾异的天人感应解释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这些观念在杜诗中都有反映。杜甫灾异诗注重描写灾异中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批评的表达多比较含蓄。只有结合天人感应的思想观念，才能读懂杜诗记录灾异背后积极关注时政的用世之心。     

灾异与汉代社会

灾异与汉代社会的关系主要是通过灾异说来体现。政治上，灾异往往成为制定或改变政策的重要依据，又常被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是制衡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上，灾异对经济造成巨大破坏，成为两汉许多经济政策施行和废止的极其重要的原因。思想文化上，一些重要的礼仪活动与灾异密切相关，灾异说继承了“百家争鸣”的思想传统，又是东汉末年社会批判思潮的肇始。灾异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但在很大程度上却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成为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历史渊源之一。     

《左传》灾异预言略论(下)

三、灾异预言的特点东汉王充曾指出《左传》“言多怪，颇与孔子不语怪力相违反”o、晋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序》言“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唐赵匡也说《左传》“浅于公谷，诬谬实繁”，他们对《左传》“怪”、“诬”、“诬谬”的评价，不仅仅是因为《左传》中记载了许多灾异现象，可能也与《左传》灾异预言以下几个特点有关。准确性《左传》作者笔下的灾异预言多数灵验若合符契。无论是星象的异变，还是人世的怪物，所据以作出的预言大多或先或后地得到验证。虽然与《左传》其他预言一样，灾异预言也有本应验的例子，（如襄公二十八年“…     

东汉时期的灾异与朝政

东汉是个灾异多发时期，处理、议论灾异便成为东汉朝政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处理灾异方面，东汉朝廷采取两种类型的措施，即赈灾、减免赋税等务实性措施和举贤良、理冤减刑等务虚性措施。在议论灾异方面，人们多依据天人感应说和阴阳五行说议论灾异成因及其与朝政得失的关系。到了东汉后期，议论灾异变成了朝臣与外戚、宦官作斗争的一个重要武器。     

京房易学灾异论哲学解蕴

在汉代儒生"推阴阳言灾异"的学术风气下,京房把灾异论引入《周易》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继承、发展孟喜、焦赣以《周易》象数占验灾异的思路,建构了复杂精致的八宫象数体系作为灾异占验的工具;二是不再局限于汉初以训诂《周易》经文为中心的学风,而是借助经文诠释将《周易》与灾异紧密联系在一起。京房建构的易学灾异论在理论路径上不同于董仲舒的《春秋》灾异论,前者遵循的是本天立人模式,后者遵循的是以古准今模式。京房的易学灾异论特别发展了救灾的理论,着眼于以儒家仁义礼乐等价值规范衡定君主行为的正当性,极大地发扬了《易传》的人文忧患精神。     

西汉中后期的禅让思想探析——兼论所谓“王莽篡汉”

西汉中后期有一股浓厚的禅让思潮,它是以董仲舒的"阴阳灾异说"和"王者受命说"为理论基础的,因而与先秦"禅位于贤"的禅让思潮有所区别。通过考察西汉中后期的禅让思潮,我们对于相关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也有了新的认识:汉哀帝对于禅让的态度表明他深谙权谋之术,绝非昏君;所谓的"王莽篡汉"不过是顺应了西汉中后期的禅让思潮,并且当时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只是由于王莽即位后所进行的一系列不切实际的政治改革失败,从而使得传统史家将其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离舍与回归:王闿运解说《春秋》灾异的两难

作为晚清时期的一位《春秋》公羊学者,王闿运在解说《春秋》灾异的过程中,与历代公羊学者言说灾异有较大差异:一方面,他对董、何所创立的灾异说不以为然,欲离舍其“天人相与”的神秘说教;另一方面,他既表现出灾异说的传统思维,又将人事与天象紧密结合在一起,似乎难以忘怀灾异说。这样就形成了王闿运春秋学之灾异说的两难困境。其主要原因在于王闿运尊经意识、今古不分、汉宋兼采的经学特色与对西学模糊认识所致。在晚清经学走向终结的时代,王闿运的“两难”灾异观无疑对此具有消解作用。     

刘向灾异论旨趣探微——兼论刘向、刘歆灾异论旨趣的不同及其成因

灾异论是西汉经学家刘向的政治思想与历史思想之重要表述形式之一 ,这一理论内蕴的基本旨趣则是反对外戚势力 ,捍卫刘氏正统。刘向之子、经学家刘歆也好言灾异 ,但他的灾异论不反外戚 ,正统观念淡薄 ,言灾异而鲜与政治历史相结合 ,与其父的灾异论旨趣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文章还对出现这种不同的原因作了认真探讨     

略论虞翻易学

作为东汉三国时期的易学大家,虞翻承于荀爽的传统,以卦变说解《易》,其中蕴含着阴阳变易的辩证思想,而且取代了京房、《易纬》的阴阳灾异之说。除卦变说外,之正说、旁通说、互体说、半象说、卦气说、纳甲说、反对说、成既济定说等共同构成了虞翻易学的象数易学体系。这个体系是在吸收以往成果基础上的集大成总结和发展,对后世易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虞翻易学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象数形式与义理内容的矛盾更加激化,将象数易学引向了极其复杂的道路,但在其体系中又可见以道家思想解《易》的基本走势,并在客观上启发了王弼易学。     

略论虞翻易学

作为东汉三国时期的易学大家,虞翻承于荀爽的传统,以卦变说解《易》,其中蕴含着阴阳变易的辩证思想,而且取代了京房、《易纬》的阴阳灾异之说。除卦变说外,之正说、旁通说、互体说、半象说、卦气说、纳甲说、反对说、成既济定说等共同构成了虞翻易学的象数易学体系。这个体系是在吸收以往成果基础上的集大成总结和发展,对后世易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虞翻易学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象数形式与义理内容的矛盾更加激化,将象数易学引向了极其复杂的道路,但在其体系中又可见以道家思想解《易》的基本走势,并在客观上启发了王弼易学。     

论陆贾春秋学及其文学意义

陆贾对汉朝政治和文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陆贾与春秋学渊源极深，此秘首为清季戴彦升所发覆。陆贾为汉初谷梁家，其《春秋》遗说主要保存在《新语》里。陆贾述事多用《谷梁传》和《左传》，称义则多用《谷梁传》。陆贾《楚汉春秋》是汉代第一部春秋学著作，它不仅开创了汉代私人修撰当代史的先例，而且绍承孔子修《春秋》的宗旨，用以史明义的方式介入当代政治，促进了汉代春秋学著述的兴起。陆贾首开以《春秋》灾异说政事之风。自此而后，以《春秋》灾异说政事遂成为汉代政论的一大特色。     

宋代天人感应学说与祥瑞灾异赋创作

祥瑞灾异赋是建立在天人感应学说基础上,以自然界异常现象为描写对象的赋。宋代的科技、人文水平和政治变革对天人感应观念造成了一定冲击,但由于天人感应特殊的政治影响力和宋代天人之学的发达,使该学说得到了宋人的尊重和强化,大致呈现五种基本形态,即天监说、运气说、德行说、召感说、民意说。宋代祥瑞灾异赋比前人更加深化了学理内涵,现象反映和问题提出也更加尖锐深沉。它理性思考自然界异常现象;突出"为人事"的政治目的;借助天人感应来构筑修平学说;以学理发掘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等,有高度的思想和艺术成就。     

对朱熹君权制约论的历史性考察

君权制约问题与君主集权相伴而生。中国封建社会君权制约理论主要有两种:一是道德规劝,一是灾异谴告。朱熹"理欲二分"、"以理制欲"理论的主要目的是制约君权,这是朱熹在宋代君权进一步集中的社会背景下对传统"道德规劝"和"灾异谴告"君权制约理论的继承、综合与升华。     

从《论衡》看王充与谶纬之关系

王充与谶纬之关系较为复杂,这在其《论衡》一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论衡》一书常引用或化用纬书,这表明王充不仅熟悉谶纬而且多受其影响。他虽然对一些预言未来的谶言作了批判,但并未完全否定谶言与河图。他以命论等理论对圣王感生、异貌、受命等作了新的解说,但并没有完全否定这类政治神话,对汉代皇帝的政治神话更是信而不疑。他虽然不相信天人感应理论,对灾异谴告说作了批判,但却相信星气说、应政说等,并借助符瑞盛赞汉代帝王。     

灾异政治与汉唐“冬无雪”史料的文本反思

“冬无雪”是反映暖冬或气候干旱的典型现象。汉代记载较少，唐代明显增多，该变化一直被部分学者视为汉唐气候变迁的重要证据。但实际上，“冬无雪”记载的变化还与汉唐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和天人感应灾异思想兴起的社会背景相关。尤其是西汉后期，宿麦的推广使“冬无雪”成为影响作物越冬的重要灾异现象。在天人感应思想下，“冬无雪”又沦为灾异天谴的外在形式，被赋予更多的政治意蕴、思想内涵与文化表征，并伴随史书记录灾异功能的强化而被逐渐重视。所以分析汉唐“冬无雪”等气象史料，应从气候变迁的单一视角，转向对史料所蕴含的历史问题、社会现象与文化内涵的多维解读，以重新认识其文本指向与文本价值。     

灾异谴告与汉儒说诗

:灾异谴告说风靡汉代朝野 ,具有不容置疑的无上权威性。它积淀于每个儒生的灵魂深处 ,内化为一种思维定势。汉儒每每以灾异谴告说诗 ,指陈时弊 ,警醒人君 ,大大强化了诗的匡恶功能 ,成为《诗》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延安精神的内涵、特点与实践成效述论

延安精神是指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极其丰富的思想理论;在成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制定政策与法律法规,并通过思想教育活动及一系列实践活动,最终内化为党和政府的施政方针、政策措施与法律法规及全体党员干部以及广大根据地军民的思想认识、道德情操与行为规范。为人民服务思想是党的施政总方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再现了我党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凸显延安精神的方法论特点。延安时期,为人民服务思想落地生根,体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内外政策得以实施并初见成效,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与工作作风贯穿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