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存与再生之间──论灵魂信仰与丧葬文化

本文通过“丧葬源于灵魂与灵魂不死”、“灵魂观念伴存丧葬习俗”、“厚葬是人类对来生看好的表现”和“薄葬：智者的选择”等四个方面．有机地论述了原始信仰中的灵魂与灵魂不死观念在丧葬习俗起源和发展过程中的表现,使我们从根本上认识厚葬久丧只是原始人信仰中的期待世界．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的是给人们走出重丧而伤生的误区．自觉实行厚养薄葬短丧,重视现世生活质量而不是将大量的金钱化费在无意义的厚葬上,提供理论思维依据。     

社会环境与信仰

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和文化现象 ,信仰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形成、实现和发挥作用的。人生活在确定的社会环境中 ,社会为人的信仰提供了可能 ,也提供了限制。人的信仰同其生活的社会环境是一致的。信仰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心理和文化现象 ,既受自身条件的限制 ,也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健康的信仰离不开良好的社会环境。在社会实践中要坚定正确的信仰。     

新时代民间信仰的文化性及其表达

民间信仰文化的成长与时代发展紧密相关,新时代语境凸显了民间信仰的文化性。历史地看,民间信仰文化性是学理反思的产物,并以民众生活实践为基础,以客观结构与意义结构为内容,以主体性的文化自觉为旨归,体现为一种异于宗教性或民俗性的社会文化特质。民间信仰文化性经由作为日常生活方式、作为公共治理叙事等具象表达形式,促使其内嵌的文化规训、文化治理、文化象征功能得以张扬,构筑了一条将个体、社会、族群等多元主体囊括其中的文化意义网络。因此,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战略目标中,要积极推动民间信仰文化的治理转向,彰显其应有的文化社会功能。     

传统文化中的信仰概念

中国历史上虽没有西方那样激烈的宗教冲突和信仰论争,但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信仰精神和信仰概念。儒家的许多范畴都包含有信仰的涵义,它们各有侧重,相互补充,共同揭示出信仰的完整内涵。“信”体现了信仰的执著精神,“忠”体现了信仰的献身精神,“敬”体现了信仰的行为外观,“诚”体现了信仰的精神境界。尤其是“诚”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信仰概念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信仰的独特理解     

移民社会的信仰：清代镇西民间信仰之考察

以镇西汉移民社区的微观视角观照清代新疆的移民社会,考察镇西汉民族移民社区的形成、分析民间神 的构成、探讨信仰的地域性特征和多元化功能,重点揭示了镇西汉移民社区与内地同质、但又有独特需求与精神创造的民间信仰,其中驼户供奉“马祖”与“冰神”信仰带有鲜明的地域独创性.分析得出清代新疆移民社会对内地民间信仰移植的同时还进行了文化融合与创造,民间信仰作为主导民间大众思想的精神文化,是清代边疆治理移民社会的有效补充方式.     

中国民间信仰40年：回顾与前瞻

回溯中国40年改革开放历程,其实质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就在根本上得益于整个社会向常识与理性的回归,而其间隐寓着民族民间文化认同与传统文化价值建构的深刻逻辑。尊重差异、多元共生,是中国传统民间信仰最显著的文化特征,也是40年改革进程中形成的最普遍的思想共识。也正因此,民间信仰实现了从“封建迷信”到“民俗活动”再到“文化资源”以及“文化遗产”的多元次替换演进,并逐步进入了主流话语体系之中,成为40年来最引人关注的社会文化事象之一。民间信仰的“新生”,撬动了乡村社会的内在原动力,在大转型时代建立了主流社会与草根群体之间关系的缓冲地带,也拓展了关于中华农耕文明未来的想象空间。在中国改革进入新时代和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新的历史阶段,传承民间信仰优秀基因和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势在必行,并且成为民族民间文化自觉与自信的内在要求,更是当代学人理论探索和学术思考的应然使命,要着力活化民间信仰价值观,在积极推进民间信仰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现代化国家价值观的融会贯通中,推进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培育、塑造及弘扬。     

汉族信仰伊斯兰教现象研究

汉族人信仰伊斯兰教是一种古已有之的历史现象，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这一现象的研究重视不足，以致在信仰伊斯兰教的汉族人的文化属性与民族成分方面存在某些误区。在宗教、文化、社会、民族等许多方面，对这一历史现象作较深入的分析，就会得到信仰伊斯兰教的汉族人主要是信仰文化的转变，而非民族属性改变的结论。因此，从理论上讲，“汉族穆斯林”的称谓，更能准确地表达其民族与信仰的特征。     

简论"川主"信仰及其历史影响

在四川历史文化遗产中 ,“川主”信仰是一个极重要的文化现象。它是一种以治水文化为核心内容 ,以祖先崇拜为主要形式 ,以政府官员和广大民众为主体 ,流行于四川地区并扩及西南和江南若干巴蜀移民聚居地的一种文化现象。被长期尊奉为川主的主要有大禹、李冰父子、赵昱等。历时千余年的川主信仰 ,在四川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起过极重要的历史使用 ,传承和发扬“川主”信仰文化中的治水精神 ,对于西部开发中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具有现实意义     

区域性神祇信仰的传承及其对地方的影响——以浙江“胡公大帝”信仰为例

浙江“胡公大帝”的信仰作为一种区域性神祇信仰,已延续数百年,近年来,浙江各地关于胡公大帝的信仰又呈上升趋势,胡公庙的兴修层出不穷。文章对信仰经久不衰的原因以及这一信仰圈对当地思想、文化、经济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并进一步概括出中国民间信仰体系的特性及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和在区域社会发展历史中的作用。     

传统文化中的信仰概念

传统文化中的信仰概念刘建军我们现在使用的“信仰”一词，最初来源于佛经，但在近代以前一直没有得到广泛的使用。近代以来，学者们把“信仰”一词对立干西方的信仰概念，从而使它成为一个通用的流行的理论概念。这种情形使人产生一种印象，似乎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     

论《牡丹亭》里的女性习俗

《牡丹亭》通过对日常礼仪、生活、游艺及生产等多方面女性习俗的描写和刻画,真实地展现了明代女性的社会处境和生活境况。这种对女性习俗的关注源于汤显祖对民间文化的深刻体蕴和对时代风尚的敏锐把握。     

民间习惯在民事调解中运用的法理分析

民间习惯作为一种内生于社会的“本土资源”,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对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发挥着重要的规范作用。在我国学界,司法活动中民间习惯的适用也引起了学者的普遍关注和研究。笔者以民事调解制度为背景框架,探讨民间习惯在民事调解中的运用,并在此基础上试提出国家对于民事调解活动中运用民间习惯的规范和引导措施。本文一方面希望为民间习惯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寻找一个更为适宜的语境,另一方面通过论证在民事调解中适当引入民间习惯的可行性,以期促进调解制度的解纷功能进一步发挥,更好地应对和解决我国目前社会转型时期所出现的各种矛盾纠纷。     

海南黎族习惯法价值的法理学分析

黎族习惯法形成于黎族在干百年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从黎族习惯法中不仅可以看到黎族人民对本民族社会内部、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和谐稳定的秩序价值的追求,其对待非婚生子女的态度以及“赔命价”制度凸显了其对效益价值的重视。同时,黎族习惯法中所蕴含的正义、民主价值从执行者的公正无私以及人民群众对审判活动的民主参与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日常生活世界及其重建的前提问题

随着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全面转型 ,作为人的一种生活样态的日常生活世界 ,它的现实重建问题日渐引起的关注。文章从三个方面 ,即日常生活世界的基本特征 ;对待日常生活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 ;日常生活世界的重建前提 ,阐述了日常生活世界及其重建问题     

哈尼族乡村日常生活中的消费赊账形式——以云南省元阳县箐口村为例

在社会结构与具体情景的作用下,消费赊账经济行动是存在于当前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社会惯例。对箐口村日常生活中消费赊账现象的考察发现,在实践之中,地缘与情感因素的叠加使得坐商的赊账发生率高于行商。日常生活中的消费赊账发生场所一般集中在商店,消费赊账的人群多为青壮年群体,赊账的表达则可分为主动表达和被动表达两种形式,赊账的内容与日常消费品有关,一次性赊账的数额最高一般在150元左右。以此可见,乡村经济场域中的消费赊账是一种生活型经济行动,是在"互惠"支配机制作用下的实践经济。     

巫术与人生礼俗--以宋代为例

巫术通常利用民俗作为载体,从宋代的催生礼、诞生礼到隆重的婚娶丧祭,无不反映出巫术与人生礼俗的密切关系,尽管其中掺杂了许多有悖礼制、荒谬和非理性的成分,却作为习俗融进了日常生活.     

“转灯”习俗的审美人类学解析——基于高台县罗城乡的考察

审美与艺术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日常的生活场景本身就是某种审美和艺术的表达。高台县罗城乡的＂转灯＂习俗体现了崇拜与禁忌、仪式与狂欢的审美特征;作为一种民俗事象,又承载着汉民族自形成至今积淀而成的价值观和道德精神。     

“生存-实践”与和谐人格的生成

物质文明取得丰硕成果后,和谐人格的培育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日常生活的生存实践逻辑表征为场域、资本、惯习三个因素的综合作用。社会主义和谐人格的培育,即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日常生活实践场域出发,基于作为惯习的中国文化—心理结构,充分发挥现代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化的世界文明成果的文化资本作用力,促进和谐人格的生成及人的全面发展。     

民间动物造型艺术与民俗活动

民间动物造型不仅是一种民间美术,更是于广阔的社会生活层面上显示的一种民间文化现象.它的存在和发展与丰富的民俗活动紧密联系着,本文主要分析了民间动物造型艺术与生产民俗、人生礼仪民俗、信仰民俗和装饰游艺民俗的关系.     

论民间习惯的边缘化

民间习惯是法律的渊源,而向法律输出规则的过程也是习惯被边缘化的过程。在判例法制度下,经过法官适用的习惯具有了法律的效力,从而与纯粹的民间习惯产生分野。使习惯成为习惯法的是两种因素,即习惯自身的规范性与法官对这种规范性的确信,而法官的确信则是使习惯转变为习惯法的主导因素。凝聚在判例法中的习惯法经过法律人的加工,成为司法活动和法学研究反思的对象,逐渐脱离大众实践而成为一种在法律人之间共享的知识。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同时,习惯则成为法律的配角——非正式法律传统。这是民间习惯自身的历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