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顶层设计研究

 近年来政府下大力气开展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致力于在医疗服务机构间进行安全和标准化的信息共享,旨在对业务流程和医疗服务效果产生积极影响。但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的规划设计相对传统,而医疗领域的环境和技术发展已发生巨大变化,即平台涉及到多方利益的协调和对复杂技术组件的编排,对平台的开发和应用提出了挑战。对此,数字化平台和医疗信息系统的研究强调一个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对促进平台深度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从社会技术系统的视角出发,以服务主导逻辑和网络实体系统为理论基础,提出框架模型。以佛山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为例,对参与平台设计、实施和应用的相关组织和人员进行深度访谈,通过明晰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中社会和技术元素的交互过程,实现对理论框架的深化和拓展。        研究结果表明,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中医疗服务提供者和接受者的角色正在模糊化,平台通过整合和分享多元化的信息、知识和制度等资源,促进不同成员间的价值共创。相应地,各项技术组件被编排成五层级架构,促进平台实现资源整合和再利用。基于此,提出融合社会和技术元素的全面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顶层设计架构。        将服务主导逻辑纳入到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的研究,探讨在数字化带动的医疗服务变革环境下平台的角色价值,弥补了已有研究从产品输出的角度分析平台问题而导致的对社会属性探讨的不足。另外,强调平台技术在价值共创研究中的关键作用,认为价值共创要建立在整合并重新组织异质性资源的基础上,拓展了价值共创的研究范畴。提出的顶层设计架构既强调了平台在实践中的服务意识,也阐述了实现医疗服务价值共创的具体过程,为全国各地区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提供参考。     

网络交互策略与企业间协作的任务技术匹配效应检验

  网络技术为合作企业之间建立跨组织信息系统提供了有力支持，并使之能够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得以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同时，也随着社会化媒体的功能和技术日臻完善，成为企业进行内外部沟通的重要工具。企业对跨组织信息系统和社会化媒体的使用程度和方式不同，由此形成各具特色的网络交互策略。已有研究以任务技术匹配模型为理论基础，探讨企业采用不同的网络交互策略对企业间协作的影响，但未检验网络交互策略与企业间协作任务的任务技术匹配效应。         基于前人研究，以任务技术匹配模型、信息系统和企业间协作的相关研究为理论基础，以营销渠道中企业间协作为研究情景，通过检验共同制定计划和共同解决问题两种企业间协作任务与跨组织信息系统助力的交互策略和社会化媒体助力的交互策略两种网络交互策略的交互作用，确认它们之间的任务技术匹配效应及其对合作绩效的影响。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采用多元层次回归方法，对份有效问卷进行数据分析和假设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间协作任务与网络交互策略之间存在任务技术匹配效应，跨组织信息系统助力的交互策略能够强化共同制定计划对合作绩效的正向影响，这种强化作用大于社会化媒体助力的交互策略可能的强化作用；社会化媒体助力的交互策略能够强化共同解决问题对合作绩效的正向影响，这种强化作用大于跨组织信息系统助力的交互策略可能的强化作用。         研究结果确认了网络交互策略与协作任务之间存在任务技术匹配效应，既解答了此前相关研究的遗留问题，也对未来的研究有启示，即在网络环境下，任务技术匹配模型可以被用来探讨更多的跨组织合作与管理问题。在实践应用中，研究结果有助于减少企业在网络工具使用上的顾虑，一方面提示企业要根据特定的管理任务使用网络工具，另一方面建议企业可以引导员工在工作中恰当地使用社会化媒体进行与解决问题有关的沟通。     

技术管理与技术能力匹配对产品创新的内在影响机制

 产品创新是企业获取和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虽然在产品创新过程中技术管理和技术能力都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单纯依靠技术管理或技术能力不能维持企业产品创新的持续发展，能使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因素还在于技术管理与技术能力之间的匹配效应。        基于匹配理论和知识基础观，分析技术管理-人员能力匹配、技术管理-设备能力匹配、技术管理-信息能力匹配和技术管理-组织能力匹配在产品创新中的作用，识别技术管理与技术能力匹配对产品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构建技术管理与技术能力匹配对产品创新的影响机制模型。采取大样本问卷调查，收集122家装备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对提出的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技术管理-人员能力匹配和技术管理-设备能力匹配都对产品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相对于技术管理-设备能力匹配，技术管理-人员能力匹配对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更大。技术管理-信息能力匹配和技术管理-组织能力匹配在技术管理-人员能力匹配和技术管理-设备能力匹配影响产品创新绩效的过程中起正向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发现了技术管理与技术能力匹配对产品创新的重要影响，为产品创新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深化了对产品创新实现路径的理论认识，为技术管理和技术能力如何向产品创新绩效转化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微观知识基础；识别了发挥技术管理与技术能力匹配作用的内在条件，从权变视角拓展了匹配理论的研究。同时，也为企业正确处理技术管理与技术能力间的关系、提升产品创新绩效提供了理论指导。     

移动医疗服务中医患互动对患者感知价值的影响——以知识共享为中介变量

 移动通信和物联网等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深入应用,促使移动医疗成为公立医院医疗服务创新的重要技术手段。在三甲医院大力推广移动医疗的背景下,如何确保系统的有效使用、提高患者就诊的感知价值进而实现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创新成为行业和学界专家共同关注的问题。        从患者的层面分析移动医疗中医患互动对患者感知价值的影响。①从价值共创理论视角探讨移动医疗中医患之间的知识共享为医疗服务带来的价值创新,比较移动医疗与传统医疗服务中医患互动的变化;②提出医患互动对患者感知价值的积极影响以及知识共享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的研究模型;③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人员在三甲医院的内科、外科和儿科挑选使用移动医疗技术的患者进行访谈,收集线上和线下不同科室420份患者的有效数据,运用Spss和Amos验证患者感知价值的结构维度以及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医患互动对患者感知价值有积极作用,知识共享在医患互动与患者感知价值之间起中介作用,并将模型解释度提高到0.683。传统医疗注重医生与患者的临床知识转移,移动医疗不仅实现了临床知识的充分转移,还实现了患者知识的采集,形成了医生知识和患者知识的聚集效应,以及所有知识在网络中的共享机制,这些知识的共享为患者就医带来效率价值、功能价值、情感价值和社会价值。        研究结果进一步丰富了移动医疗中患者感知价值形成机制的范式研究,以及医患互动和医患知识共享行为等领域的研究,为医院如何设计移动医疗应用、满足患者就医需求提供理论指导依据。     

理性+情感：Apple Pay使用意愿的实证研究

  基于理性认知的经典技术接受理论已经难以全面解析用户对于支付服务的使用行为和意愿,与此同时,用户附着在各种移动支付服务上的情感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对于一些新兴小众产品,用户投射在其上的情感强度很可能潜在地成为其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关键。作为一种小众支付服务的Apple Pay,自上市以来,用户的使用意愿低一直是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因此,有必要研究情感因素与理性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并影响用户对Apple Pay的使用意愿。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结合情感依恋视角,构建用户对Apple Pay使用意愿的理论模型,并探究情感依恋影响用户使用意愿的机制。为验证研究假设,在线收集202份有效问卷,采用SmartPLS 2.0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①感知收益、社会规范和移动支付经验对用户使用Apple Pay的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②情感依恋对用户使用Apple Pay的意愿有显著的直接作用,还会显著削弱感知收益和移动支付经验对用户使用Apple Pay意愿的正向作用,并边际增强社会规范与用户使用Apple Pay意愿之间的关系。         在理论层面,界定了情感依恋对于用户采纳Apple Pay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技术接受理论,并将情感依恋和计划行为理论统一到一个理论框架内。同时揭示了情感依恋会降低用户采纳Apple Pay时的条件要求,可以为后续对非理性因素的研究提供思路。在管理实践层面,研究结果也对Apple Pay这类小众产品在技术趋同而又竞争激烈环境下的推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基于多样化方案池的即时配送订单实时响应方法

  即时配送是随现代电子商务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物流活动,它需要根据顾客随时提出的紧急货品的配送要求,在一两个小时内就必须完成货物的取送服务。面对顾客提出的即时配送订单,目前电商大都采取“一律接单”的态度。然而,在既定的物流能力约束下,一旦顾客订单超出能力所及,延迟送货的情况在所难免,进而容易导致顾客满意度降低,甚至大面积取消订单的后果。因此,在顾客下单的瞬间,基于当前物流状态和能力,实时向顾客反馈能否按时送货等信息,成为解决顾客订单与物流能力不匹配问题的有效途径。         针对即时配送订单的实时响应问题建立数学模型,提出系统空闲期间事先缓存多样化的优质方案、在新订单进入时基于缓存方案快速生成应对方案的求解策略,建立基于多样化方案池的即时配送订单实时响应方法,设计该方法包含的基于适应性大邻域搜索技术的候选方案生成算法、基于方案差异度的缓存方案选择策略、基于方案池的订单实时响应算法3个关键模块。         研究结果表明,所提出的实时响应方法不仅大大缩短了计算时间,满足了实时响应的要求,而且保证了解的优化质量,与使用Cplex求解小规模问题模型得到的物流成本差异不超过2%,表现出良好的求解效果。         所提出的求解策略和实时响应方法为具有类似实时处理需求的一类动态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法和思路,为即时配送公司提高顾客满意度、解决线下物流能力不足以支撑线上订单需求的关键问题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对于促进现代电子商务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双层社交网络上的企业舆情 传播模型及控制策略研究

  随着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到来,社交网络中企业舆情的形成与传播为现代企业管理带来了深远影响。当前关于企业舆情传播的研究主要以在线社交网络为传播媒介展开,鲜有研究考虑舆情在传统线下网络与在线社交网络的同时传播。此外,通过识别社交网络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权威节点以实现信息传播规模最大化是当前信息传播控制策略的主要思路,而基于价值共创理论针对最小化负面舆情传播范围的控制策略相对较少。         基于此,探索双层社交网络上的企业舆情传播规律和控制策略。考虑到线上、线下活动的相互依赖性,基于复杂网络理论和传播动力学等方法,构建双层社交网络上的舆情传播模型;对传播模型进行仿真实验,并将仿真结果与单层社交网络进行对比;基于价值共创理论提出以减缓未知者向已知者转化为目的和以加速传播者向免疫者转化为目的的两类企业舆情传播的控制策略,并利用仿真实验验证控制策略的有效性。         研究结果表明,①在双层社交网络中,舆情的传播同时具备线上网络和线下网络中的传播特征;②双层社交网络层间的耦合连接模式对舆情的传播过程具有显著影响,同配连接最利于舆情的传播,而异配连接最不利于舆情的扩散;③企业的第1类和第2类舆情控制策略对舆情传播的抑制效果具有阶段性,即两类控制策略在舆情传播初期边际效用最大,资源投入越多,舆情传播的抑制效果越明显;而在传播后期,控制策略的边际效用趋近于0,无法实现预期效果。         现代企业在网络舆情管理过程中,除利用正面舆情树立企业形象外,也应时刻关注负面舆情对企业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为有效地规避负面舆情传播对企业带来的损失,企业可通过在社交网络中投入资源,如实施广告宣传、经济赔偿等价值共创策略来抑制舆情的传播,但需要注意控制策略及实施控制时间点的选择。研究结论为企业正确应对网络舆情、保持竞争优势等方面提供了重要依据。     

服务导向高绩效工作系统 对员工服务创新的影响

  随着顾客越来越追求个性化服务，提供非标准化的、适合的和创造性的服务是企业与顾客建立长期联系的关键因素。寻求服务创新正逐渐成为服务行业的发展趋势，如何通过服务创新满足中国消费者日益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不仅是理论界在不断探索的“秘密”，也是中国服务企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基于组织支持理论，探讨服务导向高绩效工作系统对员工服务创新的影响机制，引入组织支持感作为中介变量，考察总经理对待服务变革的态度对服务员工的组织支持感与服务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以来自54家四星级及以上酒店1 021名一线服务员工的数据为样本，采用Mplus 7.4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服务导向高绩效工作系统对服务员工的组织支持感有显著正向影响，服务员工的组织支持感对服务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服务导向高绩效工作系统通过影响组织支持感进而促进员工服务创新。总经理对待服务变革的态度能够调节服务员工的组织支持感与服务创新之间的关系，即当总经理对待服务变革的态度表现得较为积极时，服务员工的组织支持感与服务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增强；当总经理对待服务变革的态度表现得较为消极时，服务员工的组织支持感与服务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减弱。         研究结果不仅深化了对服务导向高绩效工作系统和服务创新相关研究的理解，而且丰富了对服务导向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服务创新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扩展了服务导向高绩效工作系统对员工服务创新作用的边界条件研究，为服务业管理者推行服务导向高绩效工作系统以激励员工进行服务创新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     

联盟惯例对企业双元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为了获取互补性资源,提升创新能力,运用战略联盟应对多变的外部环境。战略联盟中涵盖多样性的伙伴,其管理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现实中战略联盟的高失败率充分体现了这一现象。联盟惯例是维持并协调战略联盟运行的关键因素,但已有研究对于联盟惯例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存在何种联系的认识是模糊的。         基于组织学习、资源理论和创新管理理论,从联盟惯例的内涵出发,研究联盟惯例的行动逻辑、内隐规范和交互共识3个维度分别对企业双元创新能力(突破性创新能力和渐进性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剖析联盟惯例通过组织间学习的中介作用对双元创新能力的影响。在以吸收能力作为情景变量时,研究联盟惯例通过组织间学习的中介作用对双元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构建联盟惯例、组织间学习、吸收能力与双元创新能力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通过对264家联盟企业进行问卷调研获得研究样本,运用分层回归分析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揭示联盟惯例提升企业双元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联盟惯例的行动逻辑、内隐规范、交互共识对企业双元创新能力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联盟惯例对渐进性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更大。组织间学习在联盟惯例对双元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中有中介作用;吸收能力在行动逻辑和内隐规范对双元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中起调节作用,但对交互共识影响双元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通过构建联盟惯例对双元创新能力的作用框架,呼吁增加对战略联盟研究中非契约手段的关注,促进组织间学习和吸收能力这两种不同层面创新行为的双向理论融合,并为企业协调战略联盟内部要素间关系、提高和重塑企业创新竞争优势提供关键的实践指导。     

品牌成长过程中价值承诺实现路径研究——基于价值共创视角

品牌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种价值承诺,顾客参与有助于品牌价值承诺的实现。基于品牌成长不同阶段价值承诺与顾客参与的特征差异,构建品牌成长过程中企业与顾客通过品牌价值共创实现价值承诺的主要路径,包括企业主导的品质共创、企业与顾客的服务共创、顾客与企业的信任共创、顾客主导的符号共创四个递进阶段。文章选取江小白、巨鲨医疗和哔哩哔哩三个品牌案例进行分析,验证了理论框架的正确性,为品牌成长提供理论及实践指导。     

面向顾客模糊性要求的服务交互价值共创研究

服务接触中顾客所提出的模糊性要求,为服务交互管理带来诸多挑战。动态刻画面向模糊性要求的服务交互价值共创过程为理解和应对模糊性要求提供了具体的视角。本研究通过构建服务交互价值共创模型,模拟面向模糊性要求情景的单人单次和单人多次服务交互的价值共创过程。结果表明,三个核心判断条件识别出价值共创的四种典型情形;多次交互情境下,员工自由应对时平均能力提升方向不定,员工间个体能力差异也较大,而企业对员工的干预能有效提升员工能力和服务质量。该研究首次动态阐释了非常规波动下顾企价值共创的具体过程,也明确了企业对员工应对模糊性要求干预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离职倾向与行为表现的关系：自我效能感和主动性人格的调节作用

  员工离职一直以来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对员工离职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员工离职倾向和离职行为，并主要从个体和情景因素探讨员工离职倾向或离职行为的影响因素，但具有离职倾向却未发生实际离职行为的员工在组织中表现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个体会基于自己的内在倾向采取相应的行为，但是内在倾向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受到一定的约束，尤其受到个体是否能够决定或控制这种行为的影响。自我效能感反映了个体认为自己能够处理问题的信心，主动性人格则反映了个体是否具有按照自己的意愿采取行为的自主权，二者均反映了个体对行为的控制度。构建以离职倾向为前因变量，以自我效能感和主动性人格为调节变量，以任务绩效、帮助行为和反生产行为为结果变量的理论模型。基于886名员工和231名配对领导的两阶段数据，使用Mplus 7.0进行数据分析和假设检验。为避免领导评价的嵌套效应，采用三明治分析方法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①自我效能感正向调节离职倾向与反生产行为的正向关系，即高自我效能感的员工在相同水平离职倾向下会做出更多反生产行为；②主动性人格正向调节离职倾向与任务绩效的负向关系，即高主动性人格的员工在相同水平离职倾向下表现出更差的任务绩效；③主动性人格正向调节离职倾向与帮助行为的负向关系，即高主动性人格的员工在相同水平离职倾向下会做出更少帮助行为；④主动性人格正向调节离职倾向与反生产行为的正向关系，即高主动性人格的个体在相同水平离职倾向下会做出更多反生产行为。         研究发现离职意愿提高员工反生产行为，在产生离职倾向后高自我效能感和高主动人格的员工更会有消极表现。研究结果启示管理者需多观察员工行为，把握员工离职倾向，重视主动性人格可能存在的消极作用，引导主动性人格的员工发挥积极作用。     

企业环境技术创新激励政策优化组合模拟与分析

  企业环境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双重目标的重要途径。由于环境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和双重外部性，环境政策成为激励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重要驱动力。已有研究存在环境政策工具研究视角单一的问题,难以反映政策组合中不同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影响。         基于社会科学计算实验方法，构建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动态仿真模型，通过模拟不同环境政策情景下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过程，探索不同政策工具及其组合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首先，介绍模型对应的现实场景，在对现实场景抽象简化的基础上，对模型中相关主体的属性、行为规则和交互规则进行详细描述，说明模型的具体实现过程和相关参数；其次，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设置多种实验情景，分别进行模拟实验；最后，分析实验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由于环境创新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决定企业对环境创新技术的采用行为，因此政策工具的制定应立足于促进环境创新技术的发展，以提高创新产品的市场预期，降低创新技术采用成本。在市场机制与企业竞争的共同作用下，当环境创新产品市场竞争力较弱时，单一的补贴政策对环境创新技术促进效果不明显，应考虑多种政策工具的优化组合。严格的环境税费制度与环境创新产品价格补贴政策组合，可有效促进企业环境技术创新，但严格的环境税费制度在激励创新的同时，可能增加企业负担，因此在创新技术更替的过程中会有大量资金力量薄弱、技术落后的企业被淘汰；宽松的环境税费制度与补贴环境创新产品市场的政策工具组合，通过环境税费预期提高企业对环境创新技术的预期，提前为技术更替做好准备，从而可以在维持企业正常经营的前提下，逐步促进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完成新旧技术更替。         所构建的模型可以作为环境政策设计的参考工具，通过设置政策情景并展开模拟实验，分析其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的长短期影响。     

网络环境下的服务创新与价值共创:携程案例研究

“携程旅行网”作为在线旅游服务业的代表引来了无数效仿者,但其成功地位始终未被撼动.在看似简单的商业模式背后蕴含的是难以模仿的价值共创与服务创新理念及能力,而网络环境下的价值共创与服务创新仍是一黑箱.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方法分析了携程的商业模式;并结合服务创新与价值共创理论,解析了网络环境下服务创新与价值共创的机制及要素,剖析了携程成功的奥秘,并进一步为服务型企业构建高效的服务价值网络提供了系统的范式,为其树立供应链管理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研究发现:①服务供应链上中下游间的两两互动及服务集成商的内外部整合是价值共创的重要组成,可分为三大模块十九个维度;②服务创新系统与价值共创系统是相互渗透紧密联系的整体,整个系统中必有一个扮演整合者角色的核心集成商存在;③价值共创过程中服务集成商与供应商的互动为服务创新创造了物质基础,服务集成商与顾客的互动为服务创新提供了动机和来源,而服务集成商内外部的整合则是服务创新产出的保障机制.     

员工建言促进工作绩效：谦卑领导的调节作用

  员工建言虽然有益于组织发展，但是对员工个人却并不总是有利，建言行为对员工自身发展的影响取决于管理者对建言的态度和回应。这方面的实证研究非常有限，并且更多研究探讨忽视和负面评价等消极领导因素在员工建言积极效应实现中的阻碍作用，而较少探讨谦卑领导这样一种积极领导因素对员工建言积极效应发挥的促进作用。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基于群体卷入模型的视角，探讨管理者的谦卑领导行为在员工建言与工作绩效关系间的调节作用，并检验组织自尊在其间发挥的中介作用。收集湖北省和江苏省多家企业的367对有效的上-下级配对数据，采用有中介的调节作用检验方法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①谦卑领导在员工建言和工作绩效的关系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作为建言对象的管理者谦卑领导水平越高，员工建言对工作绩效的积极影响越强；②谦卑领导在员工建言与组织自尊的关系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管理者的谦卑领导水平越高，员工建言对组织自尊的积极影响也越强；③组织自尊在谦卑领导与员工建言交互影响工作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即员工建言既可能出于对组织利益和发展的关心，也可能出于对自身群体身份和地位信息的寻求，而具有谦卑领导特征的管理者更可能对员工建言持开放态度并给予积极回应，有助于向建言者传递组织对其努力和价值的尊重、重视和认可等有关群体身份和地位的重要信息，增强建言者的组织自尊，进而激发其后续努力工作的动机并做出良好绩效。此即“谏者有为”效应实现机制的一种解释。         探讨谦卑领导在员工建言与工作绩效关系间的调节作用，既是对近年来研究者呼吁探讨领导反馈在员工建言效应机制中的重要作用的积极响应，也是对已有研究的有益拓展。研究结果可以为组织管理实践提供有益启示，提醒管理者应重视建言行为在员工激励中的重要作用，不仅要鼓励和引导员工积极建言，还要对员工建言进行积极倾听和回应。     

差异化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资源转化视角

 差异化变革型领导是变革型领导多层次建构的结果。早期的变革型领导研究尚未触及领导层面的核心,而差异化变革型领导研究为分层面探讨领导理论提供了新视角。按照中国式交往原则,领导在不同的工作场所会根据与员工不同的关系质量形成差序格局,进而表现出差异化的领导行为。而资源守恒理论认为,差序格局是领导与员工间资源交换差异的结果。        基于资源守恒理论和领导-成员交换理论,将环境动态性、环境竞争性、领导-成员交换引入差异化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机制中,构建以领导-成员交换为中介、环境动态性和环境竞争性为调节的三维交互下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从资源视角揭示差异化变革型领导对创新行为影响的内在机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Bootstrapping法和双因素分析方法进行层面和简单效应分析,以25人以上的科技企业作为调研对象,收集软件研发、电子通信、生物医药、新材料制造等多个行业32家科技企业人力和研发部门的58个团队配对样本进行实证。        研究结果表明,团队一致性和个体差异性变革型领导均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领导-成员交换在个体差异性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团队一致性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间没有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与环境竞争性的交互项在个体差异性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间以领导-成员交换为中介的间接关系中有正向调节作用,且高动态-高竞争环境组合更能促进领导资源优化配置。        中国情景下形成的圈子文化更利于领导与员工间的资源互动,进而促进创新行为,且组织内外部环境的高度协同更能促进领导与员工间的资源转化进程。均衡分配领导资源可以直接促进员工创新,但并不利于二者间的资源交互。研究结果厘清了复杂环境下差异化变革型领导者与成员的资源传递机制,为解释中国本土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战略聚焦视角下的文化特性与新产品创造力研究

 基于竞争价值框架和战略理论,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企业文化特性与战略聚焦因素的有效适应或协同对新产品创造力有积极的影响作用。企业文化特性是指一组企业成员所共享的价值观、规范、信仰和群体性认知,能够影响并塑造组织成员的认知、动机和能力,因而在新产品研发阶段对企业产生新想法和解决创造性问题的能力均有重要影响。目前相关研究已开始探讨员工所处的企业文化环境对其新颖而有用想法的产生能力(即创造力)的影响。但鲜有研究在企业层面分析企业文化特性与企业战略的交互对新产品创造力的作用机理。        从竞争价值框架和战略聚焦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企业不同文化特性与新产品创造力之间的作用关系,建立基于战略聚焦视角的文化特性-创造力匹配模型,并实证检验新产品开发过程中两类企业文化特性对新产品创造力的影响以及战略聚焦变量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机理。为了揭示企业文化特性影响新产品创造力的作用机理,在直接检验柔性导向文化和控制导向文化与新产品创造力关系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并检验组织内外部战略聚焦变量(长期导向和企业家导向）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        以209家中国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柔性导向文化和控制导向文化均正向促进新产品创造力;企业家导向正向调节柔性导向文化和控制导向文化与新产品创造力之间的关系;而长期导向对柔性导向文化和控制导向文化与新产品创造力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是非线性、倒U形的,即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中等强度的长期导向对企业两种类型文化与新产品创造力的促进作用最强。        研究结论为探讨企业文化特性的激励效能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并对企业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的战略聚焦规划和创造力管理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机构投资者投资频率与市场稳定

 机构投资者能否稳定市场是一个长期受到争议的话题。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机构投资者的交易方式也在发生变化,高频交易被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采纳,机构投资者高频交易对市场稳定性的影响这一问题开始受到关注。        考虑机构投资者和个体投资者在市场中共存及其交互影响的情况,基于市场复杂性理论,从投资者行为的视角,构建机构投资者和个体投资者都采取低频交易的低频投资环境以及机构投资者采取高频交易、个体投资者采取低频交易的高频投资环境,并建立了两类投资环境下机构投资者与个体投资者交互影响的动态投资决策模型。        研究结果表明,① 当市场处于稳定区域时,不论机构投资者采取低频交易还是高频交易,市场都不会出现大幅波动的情况;② 当市场超出低频投资环境下的稳定区域时,机构投资者采取低频交易不能为市场提供所需的流动性,市场会发生剧烈波动,此时机构投资者不能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如果机构投资者采取高频交易,将投资周期尽可能缩短到趋于零的状态,则能够通过带动个体投资者投资为市场注入流动性,从而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因此,稳定市场的有效途径并不在于一次性注入资金规模的大小,而在于资金注入的频率是否能够保持连续。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鼓励高频交易和建立高频交易熔断机制的稳定市场的相关建议。        研究结果为从投资频率的视角回答关于机构投资者能否稳定市场这一长期争论提供了一些正面支撑,也为维护中国证券市场长期良好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交互记忆系统视角下顾客参与共同设计对定制企业价值共创效果的影响

为探索定制企业如何基于顾客的共同设计实现价值共创,基于交互记忆系统理论,刻画“顾客参与的虚拟团队”中交互记忆系统的行为特征,并将企业的协同型顾客敏捷性和产品适应性创新作为价值共创效果的衡量,构建顾客参与共同设计对价值共创效果影响的研究模型。采用问卷调研法获取了304份有效的定制企业样本。研究表明：顾客的认知参与、情感参与对交互记忆系统的行为特征具有积极影响;交互记忆系统的3个行为特征,即专业性、可信性、协调性,对价值共创效果具有积极影响,企业的吸收能力在此过程中产生正向的调节作用。     

“一劳永逸”还是“饮鸩止渴”——基于上市公司高送转的研究

  与国外公司注重现金分红不同,基于数字游戏的高送转乱象长期充斥着中国资本市场。由于高送转往往伴随着股价大幅上涨,而股价的暴涨、暴跌严重影响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特别是暴跌带来的股价崩盘风险更是给投资者财富带来巨大冲击和破坏。因此,从股价崩盘风险角度探究高送转乱象可能对资本市场运作效率产生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行为金融理论框架下的迎合理论,研究上市公司高送转行为与未来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分析师关注起到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公司基本面、外部市场态势和投资者注意力等因素对上述关系的影响。以2006年至2015年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Stata软件以及独立样本t检验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Heckman两阶段法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高送转不仅没有降低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反而显著增加了股价在未来发生暴跌的可能。基于行为金融学分析框架,认为产生这一现象背后的机理是管理层迎合投资者非理性偏好行为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分析师关注能够显著缓解这一关系。当公司的估值风险高、送转能力差以及市场处于牛市、投资者注意力较高时,高送转对未来股价崩盘的诱发效应更为明显,说明较差的公司基本面和较热的市场环境对高送转的未来崩盘效应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比研究发现,普通送转并没有诱发公司未来股价崩盘的可能,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高送转带来的未来股价崩盘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高送转行情虽然可以短暂刺激股价上涨,但它绝不是拉升股价的良药,上市公司采用高送转提升股价并非“一劳永逸”,而是“饮鸩止渴”。研究结果对于全面认识高送转在资本市场的作用以及为监管机构加强对高送转的监管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对投资者和监管机构而言均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