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选择

采用异常操控性项目的计算方法度量企业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以2003年至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联立方程模型,考察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与应计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对机构投资者明细类别的检验结果发现这种相关关系在投资基金、证券公司、QFII、保险公司和社保基金这5类机构投资者中均存在,但企业年金、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和银行持股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不显著;按照机构投资者持股规模、股权分置改革和终极控制人性质的分组检验结果表明,这种相关关系在不同的内外部环境中均存在,且相对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机构投资者抑制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作用更强;机构投资者持股与整体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     

交叉上市企业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研究

随着国际资本流动日趋自由化,越来越多的企业实行交叉上市,对交叉上市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捆绑假说是解释企业交叉上市动因的重要理论,该假说认为企业在外部监管较为严格的地区交叉上市,可以约束控股股东和管理层谋取私有收益,抑制公司盈余管理,从而提高公司盈余质量。然而,国内外学者以不同数据和方法对捆绑假说加以研究,并未得到一致结论。部分研究表明,交叉上市企业盈余管理水平低于非交叉上市企业,支持捆绑假说,而其他研究认为交叉上市企业盈余质量并未显著高于非交叉上市企业。而且,已有研究大多仅考虑应计盈余管理,忽略了真实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由于其隐蔽性强、会计弹性大等特点而被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 交叉上市企业在面临更为严格的外部环境时会减少应计盈余管理,增加真实盈余管理。基于捆绑假说视角,探讨交叉上市企业盈余管理方式的转变。考虑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种方式,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和Roychowdhury模型分别估算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水平,以2007年至2014年中国发行A+H股、A+B股、A+H+N股的交叉上市企业和纯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通过控制年度和行业的OLS回归方法检验交叉上市企业盈余管理方式的转变,并进一步研究交叉上市企业的上市地对其盈余管理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交叉上市企业倾向于减少应计盈余管理,但其真实盈余管理水平显著高于纯发行A股的上市企业;发行A+H股的上市企业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水平均与发行A+B股的上市企业无显著差异;发行A+H+N股的上市企业其应计盈余管理水平与发行A+H股、A+B股的上市企业无显著差异,但其真实盈余管理水平显著低于这两种上市企业。研究结果有助于增强对交叉上市企业盈余质量的理解,也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提供经验证据。     

盈余管理对上市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研究——基于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比较视角

本文对比分析了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对我国上市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不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都会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负面影响,且应计盈余管理对公司短期经营业绩的负面影响更大,真实盈余管理对公司长期经营业绩的负面影响更大;公司管理层会使用应计盈余管理或真实盈余管理来满足"盈余阈值";满足"盈余阈值"的真实盈余管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具有显著负效应,而满足"盈余阈值"的应计盈余管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具有显著正效应;仅通过应计盈余管理满足"盈余阈值"的公司比仅通过真实盈余管理满足"盈余阈值"的公司具有更优的未来经营业绩。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利益相关者对盈余管理经济后果的理解。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与公司盈余管理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作为中国资本项目管制条件下有限开放的创新,其引进的外资为上市公司提供了来自境外的特殊且专业的监督力量,进而对公司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基于2006年至2015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面板模型的固定效应分析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且将盈余管理分为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使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安慰剂检验、双重差分法、工具变量法和反向因果识别等缓解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内生性,同时分析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与盈余管理之间的潜在影响机制;通过改变样本区间以及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和盈余管理的测量指标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显著降低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但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不明显;内生性分析的结果也证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仍显著降低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表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具有专业性的监督作用;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公司应计盈余管理影响的潜在机制为主动型持股发挥监督作用和吸引更多的分析师跟踪。因此,增加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数目和授权额度使其持有更多的股份和扩大其投资规模...     

从生命周期视角探析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关系

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使股东和高管利益不一致,信息不对称增加了管理层盈余管理的动机和能力,随着外部监管环境的改变,盈余管理不同方式的成本收益发生改变,使两种盈余管理的权衡可能发生改变。 选取2008年至2014年中国沪、深A股数据,基于修正的Jones模型和Roychowdhury模型计量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采用Dickinson模型净现金流量符号组合的生命周期计量方法,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动态视角,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实证检验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成长期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均显著低于成熟期企业,衰退期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显著高于成熟期企业,较之成熟期企业,成长期企业和衰退期企业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正相关关系更大,即不同生命周期企业中两种盈余管理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但该互补关系的程度在成长期企业和衰退期企业更大。企业生命周期是影响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重要因素,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逐渐增加,表明基于生命周期的动态视角探析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关系的必要性。 研究结果丰富了盈余管理和企业生命周期的相关经验研究,对提高企业会计盈余质量及中小投资者保护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会计信息监管机构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约束条件、IPO盈余管理方式与公司业绩

IPO盈余管理方式一直是备受人们关注的一个话题,IPO企业采取盈余管理的方式有效的保证了企业的业绩。本文通过对IPO企业中的盈余管理方式的分析,探讨了在相关的约束条件下,盈余管理方式对IPO企业的影响。目前,很多IPO企业不仅采用了应计的盈余管理,还深入的开展了真实的盈余管理,真实的盈余管理相比于应计盈余管理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股票发行价格,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不同的盈余管理方式对企业的业绩影响也有一定的差别,其中,应计盈余管理主要影响的是企业的短期类业绩,而企业的长期业绩,真实的盈余管理对其影响比较大。     

盈余管理、金融市场化与公司超额银行借款

公司在获取银行信贷的过程中会通过盈余管理以满足会计业绩审核要求的行为已得到学者们的关注, 但现有文献尚未研究公司在获得一定的银行借款后是否会继续进行盈余管理以获得超额银行借款.本文基于该问题, 以2003年～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个维度, 考察了盈余管理行为与公司超额银行借款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均与公司超额银行借款正相关;进一步, 在考虑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之后, 发现金融市场化弱化了应计盈余管理与公司超额银行借款的正相关关系, 但增强了公司通过真实盈余管理获得更多超额银行借款的行为.本文从公司超额银行借款行为出发, 同时结合金融市场化程度, 拓展了会计信息质量与信贷资源配置的研究视角.     

审计费用、高管政治关联与盈余管理

基于2010—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审计费用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审计费用越高,上市公司进行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越低;与高管无政治关联的公司相比,高管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进行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更高。异质性分析表明,高管政治关联削弱审计费用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但并未削弱其对应计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提高审计费用可以更显著地抑制其进行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此外,相对于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通过收取较高的审计费用,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强。机制分析显示,审计费用主要通过提升审计质量来抑制企业盈余管理。文章探讨了中国资本市场外部审计与政治关联的博弈结果,为优化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供理论依据。     

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与盈余管理北大核心CSSCI

基于我国内地资本市场的特殊性,探讨我国上市公司是否会采用盈余管理避免现金股利下降。研究表明:当管理层预计当期真实业绩不能维持上期现金股利水平时,会试图采用盈余管理提升业绩,这一行为确实能有效避免现金股利下降。进一步检验发现:基于真实业绩的现金股利增加能够传递出企业未来业绩较好的信号,而通过盈余管理实现现金股利增加,则不能预示企业未来更好的业绩,甚至可能损害企业未来业绩发展,表明企业采用盈余管理提升业绩的主要动机,是帮助大股东掏空或迎合投资者、监管者等机会主义动机。     

会计弹性与真实活动操控的盈余管理关系研究

以真实活动操控的盈余管理为研究视角,以我国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考虑行业特征对会计弹性影响的基础上．通过对比分析在不同的会计弹性下真实活动操控程度的差异,验证了会计弹性与真实活动操控程度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得出了会计弹性大的公司较少利用真实活动操控盈余．会计弹性小的公司则更多利用真实活动操控盈余的结论,拓展和丰富了盈余管理的研究方向和内容。     

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结构的诱因研究

盈余管理的对象是会计信息,而公司治理结构影响会计信息质量,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起到关键作用.盈余管理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与公司治理结构产生关系,公司治理结构对盈余管理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个方面.     

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综述

首先以国外研究的历程为主线提炼出盈余管理研究的总体思路;其次,从审计、公司治理两个角度详细介绍了国内外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的主要成果,由于盈余管理程度的大小通常用总应计项目、操纵性应计来反映,故对国内外在应计项目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对比;最后,在总结国内盈余管理研究差距和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和设想.     

基于地区差异视角的外部治理环境与盈余管理关系研究——兼论公司治理的替代保护作用

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这种不平衡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及其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外部治理环境视角,研究盈余管理的区域分布特征及规律,采用2003-2009年沪深两市836家上市公司数据,运用OLS回归方法检验了不同地区外部治理环境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了公司治理在薄弱的外部治理环境中发挥的替代保护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基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我国各地区的外部治理环境和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存在显著的局域空间集群现象,分布特征有规律可循,即东部地区外部治理环境最好而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最低,中部地区外部治理环境一般,而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也居中,西部地区的外部治理环境最差且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最高;(2)外部治理环境因素显著影响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干预程度越低、法治水平越高,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越低;(3)公司治理水平的差异会显著影响外部治理环境因素对盈余管理的关系,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可以有效减轻外部治理环境对盈余管理的负面影响。     

非经常性损益盈余管理的动机、手段和作用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发现无论是亏损公司还是盈利公司的盈余管理相当倚重于非经常性损益。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动机各异:亏损公司主要是为了实现扭亏和避免亏损等,高盈利公司则是为了平滑利润和避免利润下降。实证结果还表明,非经常性损益确实对上市公司扭亏乃至后续年度是否继续亏损起到了重要作用,且其作用远大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操控性应计利润。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建议将非经常性损益作为会计核算的一项独立内容纳入利润表,并进行具体、透明的表外披露;同时,也建议在监管政策实施中全面考虑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

本文分析了机构投资者在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约束管理层盈余管理中的作用。首先通过管理者与机构投资者的博弈分析发现,当机构持股比例很低时,机构不存在监管意愿,只有当机构持股比例较高时,才会积极地监管盈余管理。其次,以2004-2006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盈余管理与机构投资者持股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持股比例13.07%是机构投资者是否有效抑制盈余管理行为的临界值;盈余管理程度与机构股东的数量呈正相关关系,即随着上市公司中机构股东数量的增加,机构的监管效率会下降。     

信息环境、年报披露时间选择与下年盈余管理

年报披露时间是否有助于投资者合理估计下年盈余管理程度,不同信息环境对这种估计又有什么影响?本文利用2004-2006年间的3451家公司样本对此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年报披露时间与下年盈余管理负相关,年报披露时间能向市场传递有效的未来信号;在标准审计意见和有较高质量经营现金流量支持的信息环境下,年报披露时间选择对下年盈余管理的信号作用更强.这些结论对理解公司年报披露时间安排有一定积极意义.     

职业生涯关注激励与高管在职消费的替代关系研究

职业生涯关注与在职消费同属企业高管隐性激励体系中的重要部分,两者不仅存在潜在的替代关系,也可能受到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和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的影响。在激励机制的理论框架下,选取2005年至2013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作为样本,以企业产权性质和所在省份的政府行为规范化指数等量化指标作为调节性因素,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按同年度、同行业的在职消费四分位水平进行组别划分,构建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以验证假设,并从测度方式和替代性情景两个角度实施测试,以保证研究结论稳健成立。研究结果表明,基于职业生涯关注的隐性激励减弱时,上市企业高管会寻求更多的在职消费;在具备国有产权性质和身处政府行为规范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上市企业中,职业生涯关注激励与在职消费的替代关系更加突出。研究结论对深入认识代理问题、优化激励契约具有重要意义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