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男性中心到男女两性中心——对“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的批判性分析

随着女性解放运动的深入全面推进,"社会性别"这个概念已经深深地嵌入了主流理论之中,与此同时,作为一种实践上的有益探索,"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逐渐成为世界性的共识.本文深入探讨了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基本理念,同时,分别从目标、策略、路径、社会支持网络等多方面进行了具体探索,最终将目标指向超越狭隘的女性主义范畴,从而重构新型的性别关系.     

肺病隐喻与性别文化象征——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肺病”意象探析

肺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典型的疾病意象之一。肺病隐喻的叙事与性别文化象征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它有一种性别化倾向,体现为不同的男女两性身体叙事。肺病隐喻的男性叙事在男女两性病患者身上的隐喻变体明显不同,一者主要关注其道德内涵和社会化倾向,一者则主要体现为审美化取向,并从中可以发现性别政治在女性身体上的权力痕迹;肺病隐喻的女性叙事割断了肺病与女性身体之间的审美想象,以丑怪身体呈现了女性在性别政治中的真实处境。     

从宋美龄呼蒋介石“Darling”说起——谈英文中的夫妻称谓

Darling(谐音“大令”)是精通英文、受西方文化熏陶很深的宋美龄当年对蒋介石的昵称。其中文意思是“亲爱的”。这是英文中夫妻之间常用的一种爱称和习语。 人际间的交往,称呼是一门学问。由于英语是一种极为丰富,细腻的语言。因此,在讲英语国家中,对“爱人”的称呼也是多种多样,各具特色的。同时也是有一定讲究的。一般情况下,夫妻互相以名字相称;而darling、sweetheart(爱人)、pet(宠爱的人、宠物)、dear(亲爱的)、dearie(亲爱的人),和love(亲爱的)是最常见的称呼;还有夫称妻为a love(爱人)、honey(宝贝儿、心爱的)或baby(宝贝儿)的。在对第三者谈自己的丈夫或妻子时,视和第三者熟悉的程度,可以说Mr Smith(史密斯先生),Mrs.Smith(“史密斯太太”或“史密斯夫人”);Myhusband(我的丈夫),Mr wife(“我老婆”或“我妻子”)。或Fred,Jane……。前两种说法比较正统,用于对不太熟悉的人。我们中国夫妻之间称“孩子他妈”,“小芳她爸爸”,“娃他大”,“强强他爹”,“小刚他娘”之类的说法,在英语中是没有的。如果有人这样称呼,就会被认为是恶意的,不友好的或带有侮辱性的称谓。但是,有些已经有了孩子并非常守旧的老夫妻也有互称“Mother”或“father”的。在美国的某些地区,老年夫妻“跟着孩子称呼”,互     

双重文化视阈中的他者——白先勇创作中的华裔男性人物形象解读

美国华裔男性不仅失去了性别优势,还同时面临着种族和文化的问题,族裔、文化、性别成为美国华裔男性主体构建中不可回避的因素,三者相互纠结,反照出其文化身份割裂的痛苦。对中西文化的取选,华裔男性经历了从逃避、退缩到徘徊于二者之间的过程。他们或者以一种自闭的方式试图逃离两种文化的选择,或者以一种退缩的状态承担着西方文化对华裔男性的偏见,或者在两种文化的徘徊中经历着心理变异和身份困惑,体现了作家本人对故国文化的无法忘怀,以及对异质文化融入的不情愿心态。     

从闽语称谓词头“俺、儿”说起

文中讨论闽语词头“俺（安、畴）、尼、依、郎、妃”等的来源,提出“俺（安、畴）”就是表自称的“俺”,“尼、依”就是“儿”的一种读法,“儿”在古代也可用作自称。     

从宋代妇女名字看社会性别文化建构——以宋人笔记为中心

宋代妇女的命名方式继承前朝的基本趋势,又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在以宋人笔记为中心的史料中,有680余例宋代女性名字,涉及到社会各阶层妇女,总体上呈现出显著的女性气质,体现在四个主要方面:对女性生理性别阴柔的突显,对女性社会角色从属的定位,对女性内在品德贤顺的规定和对女性外在姿容美艳的期待。这种女性气质是社会性别文化的产物,是宋代社会按照其主流文化要求而设定的女性标准形象,反映的是社会性别文化的建构过程。     

性别文化与女性创作中的“梧桐”意象

梧桐是文学中一个常用的、意蕴丰富的意象,然而在古代女性的创作中其意蕴十分狭窄,主要用来抒发闺怨之情,这主要是由于不平等的性别文化拘限了女性生活的范围、内容和目标,从而限制了女性创作的情思与意境、深度和广度.在性别文化政治改变以前,女性创作的内容与风格难以获得改变与突破.如果时代的文化环境和性别秩序有所变动,那么女性创作也就有所变化,她们眼中的梧桐就不再是抒发闺怨之情的物象了,从梧桐她们领悟到了深刻而丰富的意蕴.     

从文化、语用学、模糊语言理论看汉语社会称谓语

汉语中社会称谓的方式多种多样。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语言中的反映,同时体现着语用学中的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及模糊语言理论。本文从社会文化、语用学、模糊语言理论的角度讨论汉语社会称谓语的理据。     

“男女平等”的不同认识及其成因剖析——从社会性别理论视角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男女平等”有着不同的理解,主要是受到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社会发展呼唤“男女平等”,建设平等的社会制度和创造平等的社会文化是实现“男女平等”的根本路径。     

名标设计中的美学、品牌与文化——从“苹果”与“百度”说起

标志是现代性的产物,它作为商业的无形资产符号,不仅是艺术之物、文化之物,还是企业人文精神和文脉的产物.“苹果”与“百度”等名标之名的设计理念告诉我们,标志是品牌设计重要的物质和审美符号向度,它肩负着企业的文化传递与形象表达,而品牌的理想则体现于品牌的受众认同、个性塑造与公共形象树立上.名标设计的成功案例表明,优秀标志不仅成就企业利润与文化传播力,还有效地实现了企业品质、情感与身份的价值认同.     

扬州地域文化特性刍议

农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各个地域文化都因此呈现出农业文明的厚重垒积之状。但是,扬州区域历史文化却是一个例外。扬州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形成了奠定在市场基础之上的商业消费城市,并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持了扬州先民的文化创造。它的城市文化性质与乡土中国的农民文化背景反差如此之大,所以难免被传统社会目为怪异,并迭遭传统文人的指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区域构成部分,历史扬州商业性的城市文化正是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的现代性因素,是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化的内在根据之一。     

关于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思考

统筹城乡文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针对当前城乡文化发展失衡的现状,要推进农村文化建设,必须统筹城乡文化,积极推进城乡文化的互动,加大对农村文化发展的力度,更好地推进农村文化建设。     

青春审美文化论——电子时代的“青春”消费

青春审美文化是当代消费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一种消费性文化。青春审美文化是以电子媒介为生产和传播手段的文化,电子媒介从内容到形式都渗透在其中。青春审美文化的基本特征是“青春”的感性化呈现、孩童化趋向、碎片化———非意义中心的文化游戏。青春审美文化具有倡导享乐主义、非个性化和消解历史感等负面性,应在整体文化构建中实施相应的文化对策。     

“村改居”社区和谐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村改居"过程涉及社区、居民的多层面转变。"村改居"社区和谐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社区建设、提高居民素质等方面存在一致性,主要表现在目标一致、内容协同、载体互补等方面。在"村改居"社区建设中,思想政治教育是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和谐文化建设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条件。     

城乡文化强弱差距与新农村建设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离不开农村文化建设。目前,中国城乡文化强弱差距极大,直接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文化建设,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采取多种措施和途径统筹城乡文化发展。     

黑龙江省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实施现状与对策研究

建立适合省情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已经成为黑龙江省建设新农村和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文章通过对黑龙江省实施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现状的分析,指出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实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根据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着眼城乡统筹,提出了完善黑龙江省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政策建议。     

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先进性别文化构建

构建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先进性别文化,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澄清其理论基础。唯物史观认为,作为社会意识的性别文化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先进性别文化构建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需要超越性别对立的思维方式,以两性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在法律政策层面,正确把握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关系;在社会生活层面,营造女性和谐的家庭与职业关系的文化氛围;在女性自身层面,处理好主体意识与性别角色的关系。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加强辽宁新农村文化建设探析

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灵魂。为满足全省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方面文化需求,应加强辽宁新农村文化建设,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省农村文化工作,从政策上、机制上加大各级政府的支持力度,推动全省农村文化建设的大发展大繁荣,实现辽宁城乡人民群众共享文化成果,建设经济文化强省,全面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     

从多种视角解读媒体奇观“超级女声”

在当代社会,资本、技术和信息娱乐工业结合在一起,导致了信息娱乐社会和奇观文化的产生,使新的文化形式侵入了人类意识和日常生活领域.解读媒体奇观可以更深入的理解当代社会和文化及其中存在的特征、冲突和新生事物.     

社会变迁与中国法律文化变迁

社会变迁制约着法律文化的变迁。从"义务为本"向权利本位的过渡、从注重公权到保护私权,是我国法律文化变迁的特征。在我国法律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借鉴西法文化、弘扬中法文化传统则是一个值得人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融通古今"、"会通中西"应是建构中国特色法律文化的不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