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环境规制与中国的碳排放强度 ——基于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

基于我国1999—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探究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向,并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是否具有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通过规模效应渠道增加了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但能通过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降低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以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发现FDI对我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环境规制程度较低或者过高时,FDI的流入会不利于地区的碳减排;环境规制强度适当时,FDI会对地区的碳减排产生有利影响。在目前的环境规制强度下,FDI的流入降低了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碳排放强度。     

金融集聚能否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基于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的门槛视角

采用我国30个省市地区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解析了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约束下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均呈现出东部最高，中西部较弱的分布特征；在正式环境规制约束下，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呈现出“强促进-弱促进”单门槛的特征；非正式环境规制约束下，二者具有“抑制-促进”的单门槛关系；以产业结构调整作为门槛变量时，二者存在“促进-抑制”的单门槛关系。未来政府应制定合理的正式环境规制制度，使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尽快位于强促进区间内；同时，充分发挥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监督作用，强化国民对企业污染行为的监督作用；并重视外资引进质量，规范外商投资行为；西部地区则可适度提高产业结构调整强度，但也应避免盲目追求产业结构的最高形态，防范落入产业空心化和实体空心化的陷阱。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集聚影响的行业差异及门槛效应研究

环境规制将通过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区位选择,进而通过前后向关联、劳动力共享和技术溢出等外部经济效应影响制造业集聚,影响大小因行业污染密度不同存在差异且具有门槛效应.选取2006-2017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及21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首先将其根据平均污染密度分为高污染制造业与低污染制造业两类,然后依据门槛面板模型分别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这两类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状况,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高污染和低污染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均有显著的门槛特征,但影响方向相反,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规制对高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正向影响,而对低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负向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环境规制对高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负向影响,而对低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正向影响.     

贸易开放、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环境规制趋紧的形势下,如何在实现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妥善处理好贸易开放和环保之间的关系值得探讨。基于此,分析了贸易开放、环境规制及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并基于2004—2019年中国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门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贸易开放显著抑制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贸易开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会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在跨越门槛值之后贸易开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得到缓解,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会因地区以及贸易流向的不同而具有异质性。一方面,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只存在于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在西部地区并不显著;另一方面,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仅在进口贸易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显著,而对于出口贸易不显著。为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的相关政策,推动各地区生产方式绿色化,促进绿色贸易发展。     

贸易开放对我国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实证

基于2004—2019年我国省际层面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影响贸易开放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贸易开放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处于一定合理区间时，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由负向转为正向促进作用；贸易开放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中西部内陆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均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为发挥贸易开放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应制定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推动各地区生产方式绿色化，促进绿色贸易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理论分析与来自中国的经验

在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和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背景下,探究外商直接投资（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不仅为理解FDI如何影响环境提供新的视角,而且丰富了环境规制的研究领域。在Copeland与Taylor模型框架下,将雾霾污染分解为结构效应、技术效应、规模效应及规制效应,进而揭示FDI影响雾霾污染的内在机理,在区分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基础上,采用联立方程模型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进行检验,并进一步运用门槛回归模型考察FDI引致的雾霾污染的阶段性特征。研究表明:（1）FDI对雾霾污染有双重效应:其通过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加剧雾霾污染,而通过技术效应改善雾霾污染。（2）环境规制在改善本地FDI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同时,倒逼污染型FDI转移到邻地,阻碍了这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技术进步,不利于全局环境治理。（3）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在总体上不显著,但前者对后者的作用受环境规制的影响;随着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FDI对雾霾污染产生先加剧、后抑制、再加剧的影响;当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跨越一定的门槛,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由"污染避难所"效应向"污染光环"效应转换。（4）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有显著差异,非正式环境规制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进步、进而改善雾霾污染的更关键的因素。因此,在优化营商环境、实施分类环境规制、污染联防联控等方面的协同努力下,能充分发挥FDI的环境福利效应。     

绿色低碳发展、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研究立足于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背景，构建“经济—环境—社会”统筹协调的绿色低碳发展评价体系，聚焦于企业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的发展影响路径中产生的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不同规制工具、不同地理区域的差异化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不同地理区域表现异质性中介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下，绿色创新在东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传导效应，而在西部地区发挥微弱正向驱动效应；市场激励型规制下，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正向中介效应占比极高，而西部地区未显现创新驱动效应；公众参与型规制的正向中介效应同样呈现“东部显著，西部不显著”分布特点且占比较低。不同创新水平表现异质性门槛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呈现倒“U”型影响曲线，市场激励型规制呈现“U”型影响曲线，而公众参与型规制仅在高创新水平地区发挥激励效应。据此提出具有区域差异化特征的环境政策建议，加快提升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环境规制、企业利润率与产业转移

本文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的要素流动模型对环境规制、企业利润率与产业转移的关系进行数理分析,并以中国283个城市为样本,对环境规制、企业利润率与产业转移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本地环境规制程度的加强促进本地产业向外地区转出,而不利于产业从外地区向本地区的转入;企业利润率的提高促进产业从外地区向本地区的转入;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环境规制对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影响更加明显;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程度的加强通过增加企业经营成本,降低企业利润率,进而影响产业转移;企业利润率对产业转移存在门槛效应;环境规制对大城市产业转移的影响作用明显大于小城市。     

黄河流域经济型环境规制如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目前鲜有研究关注经济型环境规制将如何影响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2008—2017年黄河流域九省十示范市为样本,采用固定面板模型探究了投资型与费用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间接及门槛效应。结果表明: 投资型和费用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U形关系;投资和费用型环境规制通过倒逼污染结构演化,能间接协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倒逼污染结构演化,两类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间接影响均存在门槛效应,且相较费用型规制,投资型规制的U形关系拐点到达的更早。建议政府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要知悉各经济型环境规制手段的作用原理,充分发挥其激励作用,针对各地区的异质性污染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地施以合适策略,从根本上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我国环境规制减贫致富效应研究

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高质量发展理念角度出发,本文提炼出衡量发展质量的五大维度,并以之为作用路径探讨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本文以2005—2018年中国大陆284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我国环境规制的减贫致富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影响经历一个由阻碍到促进的"U"型变化;不同区域的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呈现出差异性特征,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阻碍作用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弱,且东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表现为"U"型关系;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低于低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将阻碍减贫致富进程。当环境规制处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作用效果不显著。当环境规制强度大于高门槛值时,环境规制会促进减贫致富。     

基于FCM的动态结合全局图像阈值分割

全局阈值分割对于小目标物效果不理想,动态阈值容易产生阴影等干扰,但综合考虑全局阈值和动态阈值可以达到比较理想的结果。模糊C均值算法用于灰度图像分割是一种非监督模糊聚类后再标定的过程,该文在不明显增加运算量的前提下,利用模糊C均值自动聚类的功能分别得到全局阈值和动态阈值,完成对阈值矩阵的构造和图像的分割。     

语言阈限假设中的“语言阈限”问题研究

Clark在1979年针对母语阅读和二语阅读的关系问题提出的语言阈限假设在国内得到了很多验证,但在将该假设运用到教学中时,对于"阈限"的测定只考虑了二语水平的变量,并没有考量阅读资料的内容或题材。笔者从某地方本科院校的音乐、体育、美术系随机各抽取了105名学生,并在英语阅读和汉语阅读试卷中的6篇阅读理解中设置了3篇体育题材和3篇非音乐、体育、美术题材的文章,然后以各系受试者的英语阅读能力为因变量,英语水平和汉语阅读能力为自变量进行了多远回归分析,结果发现英汉阅读内容的题材以及受试者对该题材的熟悉度对英语阅读中汉语阅读能力的迁移有很大的影响。     

公正之阈限与无限

社会公正是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基石,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现代制度设计和安排的基本依据。正因如此,准确、慎重地理解公正意蕴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本文着力于从国家、个人两个维度把握公正的内涵。从国家、阶级维度考察公正,引申出公正之阈限;而以人为中心的维度则推演出公正之无限。偏颇某一方面都明显不足,这要求我们将公正之阈限与无限结合,以期更全面理解公正之意蕴。     

生态批评的视阈

本文从当代生态批评的视阈着手,在对古今中外大量资料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就生态批评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如生态批评思想史、直线社会进步论、理性主义与科技文明、生态解困与精神革命、生态政治与生态教育、重振文学艺术的自然之维诸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从而断定人类文明历史已经进入生态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因此揭开新的一页,21世纪的作家、艺术家再也不能漠视地球生态现实的存在。     

小波降噪阈值选取的研究

小波分析用于信号降噪的过程中 ,核心的算法就是在小波系数上作用阈值 ,因为阈值的选取直接影响降噪的质量 .笔者就阈值的选取做了一些理论分析并在MATLAB环境下进行仿真研究 ,得出应用小波降噪过程中阈值选取的一些实际结论 .     

安全的多层门限秘密共享方案

考虑到多层组织共享秘密,设计了多层门限秘密共享方案。本文方案安全性基于RSA密码体制、Sham ir门限方案以及哈希函数的安全性。方案中,秘密份额由参与者选择和保存,秘密分发者也不知晓。每个参与者只须维护一个秘密份额,可实现对多个秘密的共享。方案不需要安全信道,算法能够保障信息安全传送以及验证真实性。     

大气瞬态受激喇曼散射阈值的研究

从理论上研究了强激光脉冲及其序列通过分层均匀大气的瞬态受激喇曼散射ＴＳＲＳ效应，计算了大气中不同脉冲结构参数的强激光传输产生ＴＳＲＳ的阈值光强。计算表明，由于大气多数的非均匀性，只有当脉冲重复频率大于１０倍（远大于用均匀大气模型的结论）海平面大气的横向弛豫时间时，可忽略大气的记忆效应，用单脉冲的ＴＳＲＳ理论代替脉冲序列计不阈值光强。     

经济全球化开端探究

关于经济全球化开端理论有多种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应该把经济全球化的开端定位于20世纪80年代。因为国际垄断资本是经济全球化的宏观基础,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微观基础,全球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制度保障,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服务育人”的阈限探究

"服务育人"是各高校和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由于"服务育人"的阈限不明晰,本质不明确,主体跑偏、内容过泛、介体错位影响了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推进。服务不等于育人、教人不等于育人,在服务中培养大学生的德行尤其是职业道德才是其本质。厘清其阈限才能把"服务育人"研究和实践工作引向深入。     

论基督教视阈中的罪恶本质

源承柏拉图思想的奥古斯丁以光照论的哲学根据,在其"基督教学说"中阐发了爱与恶的伦理学,自由意志和原罪、人的堕落和上帝的恩典成为其最大特色。托马斯.阿奎那调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教义,在其自愿行为理论基础之上强调了自然理性对人之自身救赎的深切含义,上帝的启示与恩典才变成更大目的或更高目标追求的必由之路。联结奥古斯丁与托马斯.阿奎那伦理学说的阿伯拉尔理性伦理学,其既维护传统的原罪信仰,又以辩证法的精粹详细解析由罪之产生到上帝救赎全部过程,其对理性辨证的坚持以及对意图之恶的强调,完美的区分了信仰意义上的动机决定论与世俗律法中的效果判断。以阿伯拉尔为中轴,在同一基础上,三者互有差异,共同组成基督教伦理学的庞杂教义体系,反映出各历史时代的信仰特色与理论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