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与应答：资本全球化与中国近现代革命结构的生成和转换

社会发展遵循着客观的问答逻辑,资本全球化是近现代革命结构生成和转换的深层底板与推手,不断生成和转换的中国近现代革命结构是对资本全球化不同阶段的应答。资本全球化的影响有由外到内三个层次：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中国革命结构的转换也大体遵循着物质中心的革命结构、制度中心的革命结构和文化中心的革命结构的生成与转换。资本全球化与中国近现代革命结构的“挑战——应答”模式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结构生成和转换的客观道路。从“资本全球化”入手能深刻理解中国近现代革命结构的生成和转换。     

当代诗歌发展进程论略

中国当代诗歌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1949年到1976年的集体化写作阶段,1976年到1989年的群体化写作阶段,1989年至今的个体化写作阶段。每一阶段的诗歌写作在题材、主题和表达形态等方面都形成了各自的特征。当代诗歌的发展进程表明,诗歌写作不仅可以见证时代的精神状况,而且可以有效地参与时代的精神建构,其历史演变既受制于具体的文化语境,同时也是社会意识形态与诗歌话语实践相互作用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发展历程及经验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1949-1976年的起步、1976-2012年发展以及2012年以来的创新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文化融入高校的基本经验主要表现在:党的领导与指导思想相结合、个性发展与社会实际相结合、理论灌输与实践体验相结合.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展望未来,新时代革命文...     

建国后毛泽东游移于“革命”与“生产”之间的原因探析

从1949年建国到1976年去世,毛泽东一直游移于"革命"与"生产"之间.其深层原因就在于,建国以后,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革命"的逻辑与"生产"的逻辑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由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所决定,革命的逻辑需要限制和消灭资本主义;由中国经济的落后状况所决定,生产的逻辑需要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历史昭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转型期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趋势

从1976年开始,中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发展经济逐渐成为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此后,中国人民逐渐告别了“广场政治”,重新回归世俗生活。经济体制的变化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基层群众微观的经济、政治行为得到凸显,社会结构不断向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方向演变。这种演变主要表现为经济结构由单一僵化向灵活多元转变,政治结构由中央集权向有限分权转变,阶层结构由两个阶级向复杂阶层转变,意识形态结构由单一价值向多元价值转变等。     

国家利益:斯大林与中国共产党

斯大林与中国共产党恩怨悲欢几十年,其中既有推动世界革命的考虑,也有意识形态的碰撞,而处于主流和核心地位的还是国家利益的冲突。大致表现为:众多盟友权衡中的一个(1921-1931);复杂矛盾斡旋中的一种(1931-1945);国共力量消长中的终抉(1945-1949);国家利益碰撞中的初次(1949-1953)。纵观斯大林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阶级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因素是明显的,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国家利益至上和民族利己主义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对中国国家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     

战时国都重庆的文学想象:从“我城”到“他城”

1937年国民政府迁渝后，重庆想象进入国家象征符号的表意系统。战时重庆形象的变迁，是城之变与书写语境、评判立场之变相互作用的结果。全面抗战初期的重庆是众多青年争相奔赴的城市，神圣国都形象投射着民族国家抗战的激情。抗战后期，人与城的矛盾激化，重庆不再是“我们的城”，而是变成了“愁城”“恶城”。抗战结束之后，回望中所形成的重庆印象走向分化，城市的主体性质在革命话语中悄然转换。重庆形象从“我城”到“他城”再到“我城”或“他城”，不仅涉及城的问题，也涉及权力主体和意识形态的更新问题。     

试论新中国外交政策演变的特点

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有其自身的特点。战后国际形势和中国革命历程决定了对意识形态的倚重 ,随着我国外交理念的日趋成熟 ,最终实现了从意识形态到国家利益的转变 ;与意识形态相联系 ,中国外交一直注重政治利益而忽视经济利益 ,改革开放后 ,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强调经济利益 ,把国家安全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中国外交对国际法的影响有一个由小到大、由单向努力到良性互动的过程。     

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类型学分析

从类型学的角度在理论上指认了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先后经历的“革命型”“统治型”和“治理型”三种意识形态类型，并具体展现了其类型转换的现实历史逻辑。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经历了从“革命型”到“统治型”、从“统治型”到“治理型”的两大历史转变。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转型，是主流意识形态在保持自身社会主义性质不变的前提下于不同历史时期所展现出的具体类型方面的转变，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具体体现。     

当代史研究

主持人语站在21世纪初回顾上世纪中叶的岁月,我们也许比当时更能清楚地看到,中国历史进程的轨迹正是在那时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此前的一切,大到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结构、思想意识形态,小到人们的衣食住行、生活方式,都从那个历史性的时刻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主题就是以革命的意识形态来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整合,以改造旧中国的制度和精神遗存,使之与新国家、新社会相适应。法律制度和教育制度是体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基本特性的最重要的部分,1949年人民革命胜利前夕,中共发表声明,正式发布《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     

福音书在晚明的译介历程

翻译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文字的转换,它与译入语的文化语境密切相关。晚明社会的伦理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双重干预注定福音书进入中国的道路不会平坦。耶稣会士从对耶稣事迹只言片语的介绍到对福音书较为完整的转述甚至翻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漫长过程。     

创新发展 走向世界──关于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走向的几点思考

任 平在《苏州大学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１期撰文指出,改革开放２０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取得了五大成就,已经进入了大创新、大发展的前沿。２１世纪,必将是理论创新的轴心时代：将从个别观点、个别结论的创新转换到整体理论、方法创新和基础理论的创新;从单一学科、单一视野的创新转换到综合创新、交叉创新和新学科群的崛起;从无序竞争转换到规范创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应当强化“国家意识”、建立“国家目标”、设立“国家工程”。创新发展,走向世界：这就是２１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基本走向。创新发展 走向世界──关于21世纪…     

论1949-1976年中国文学的自然书写

文学如何书写自然,往往最能彰显它的精神品质.1949-1976年间中国文学的自然书写,基本立场是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意识除了在牛汉等人的潜在写作中尚有一定的表现外,整体性的生态视野基本沦丧.这无疑是革命意识形态与生态意识冲突的显示,这需要我们做出及时的清理与反思.     

政治理性的自觉与悖反——意识形态理论的生成背景与历史分析

意识形态现象早已有之,而意识形态理论是近代社会结构变迁和主体性哲学的产物。近现代工业经济的发展“解放”了传统社会秩序中的社会群体,他们借助于包括启蒙运动在内的理性主义思潮所确立的主体性原则,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这为意识形态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认知对象和认知方法。意识形态理论经历了从哲学认识论革命到实践的政治革命的历史阶段,既而马克思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理论,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全新的内涵。     

“我把你这/那个NP”结构及其语法化

“我把你（这/那个）NP”结构是口语中常见的句式，其构成成分多样，表义复杂。该结构受到典型“把”字句的影响，并发展出表示“对某人进行处置，并企图使某人受到到某种影响”的意义。而且，该结构为完整的结构式，经历了弱语境＞强语境、主观性＞交互主观性的语法化过程；在其语法化过程中，“类推”“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语境扩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硬管理”到“软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下乡村治安问题研究

治安工作的实施状况是判断一个国家治理能力成熟程度的重要依据,治安治理的创新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国家与社会在互动情境中的相互赋能与增权,是乡村治安系统得以持续和有序发展的内在机理。本文在帕森斯的AGIL功能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了“组织结构-资源配置-意识形态”的乡村治安系统分析框架,探析在国家与社会强弱关系发生变化进程中乡村治安发展的历史推动力与内在逻辑。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治安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本文将乡村治安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分为“国家统合社会”“国家社会互嵌”“国家社会共强”三种模式,提出在乡域社会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大背景下,着力实现乡村治安从“硬管理”到“软治理”的转变,推动实现国家与社会多元参与合作、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安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反贫困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对于农村贫困人口的关注作为一种初心贯穿着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的整个过程。 1949 年之后中国的扶贫治理可以分为“救济式扶贫阶段”“发展式扶贫阶段”“开发式扶贫阶段” “综合式扶贫阶段”以及“脱贫攻坚阶段”五个时期。而且随着阶段不同,国家所采取的扶贫治理措施与手段有着很大的差异。 扶贫治理 70 年,逐渐形成了国家主导下的扶贫治理体制,治理手段也越来越专业化与精细化。 中国扶贫领域的治理实践典型地呈现出共产党革命成功经验、中国传统治理资源和西方国家先进治理方法的“三江汇流”之势,同时中国的扶贫经验也为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反贫困事业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深入研究规律把握执政党建设的主动权

深化对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中国特定表现的认识 ,是执政党把握和实现领导主动权的前提和关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表明 ,社会转型时期必然出现由领域高度合一到领域逐步分离的基本趋势 ,由此决定着社会关系必然从简单到复杂、发生利益分化与重组 ;社会秩序必然要经历稳定———动荡———走向稳定的过程 ;社会价值观念必由单一转变为多样与多元。这些变化要求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面向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作出相应的转变 ,并且在此基础上深化认识政党执政规律 ,正确处理好执政党与法、执政党与国家政权、执政党与社会这三对基本关系 ,推进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建设     

十七年“社会主义戏剧”的发展阶段和历史特征

［摘要］作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七年“社会主义戏剧”在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规约下，担负起传达社会主义思想和观念的重任，并伴随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发展阶段和历史特征，可以划分为政治颂歌与捍卫新生（1949年至1957年）、革命史重塑与乌托邦想象（1957年至1962年）、意识形态领域的反修防修（1962年至1966年）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贯穿这三个阶段始终的，是“启蒙理性和现代意识从淡化到消解”的变化过程，是戏剧在走向现代的征途上，以人为本的现代性诉求逐渐被以阶级斗争为主的政治理念压制的过程。     

新型意识形态的建构--新英雄传奇主题话语之二

新英雄传奇的主题话语是一种多维性的意义结构。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看 ,新英雄传奇是一种“拥有本身话语类型的叙事陈述” ,积极参与了当代社会的新型意识形态建构。它不仅展开了对新中国国家政权历史合法性的具象“论证” ,构建了革命历史的元话语 ,而且以新英雄人物形象等载体 ,建构了革命者的人生价值体系 ,为民众提供了生活的价值范型 ,并以叙事的形式演绎了种种革命理念 ,由此成为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