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及其评价

围绕我国“农村扶贫政策在何种程度上减缓贫困”的争论性议题,从2950篇相关研究中筛选出159篇实证研究样本文献,提取531个效应值,运用Meta Analysis系统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扶贫的减贫效应及其结构和路径。采取FAT-PET-PEESE策略的计量结果显示:扶贫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和降低贫困发生率总体上具有正向作用,其中,增收效应接近中等程度,降低贫困发生率的作用则相对较弱;从结构上看,减贫力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搬迁扶贫、社保扶贫和生态扶贫。此外,贫困人口的行为能力差异被证明是减贫效应的可能作用路径。新时期扶贫政策应保持基本的连续性,政策实施应以强化农民反贫困能力建设为核心,探索建立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农村人力资本公共投资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注重农村贫困人口脱困问题,而人力资本缺乏是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人力资本投资是解决我国农村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公共投资在基础教育、职业技术培训、医疗保健和转移就业等方面都存在不足,而人力资本公共投资则能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增加务工就业收入等途径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缓解贫困。统计检验表明,农村人力资本公共投资与农村贫困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教育投资与健康投资对缓解我国农村贫困有显著效果,培训投资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也愈被重视,迁移投资对我国农村贫困并未起到明显缓解作用,但不容忽视。因此,政府部门必须强化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以有效减少农村贫困。     

公共支出政策减贫研究新进展与动态分析

公共支出政策减贫研究领域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对公共支出作用于贫困的机制机理、公共支出减贫干预、公共支出政策减贫效应、公共支出受益归宿等问题的研究。通过对该领域文献的研究梳理发现,近几年来对公共支出政策减贫进行空间经济分析成为该领域研究的最新动态。具体宏观经济政策应和特定区域空间相联系,没有空间要素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不存在的,公共支出政策减贫低效和失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略了空间要素的分析。基于此,提出于公共支出政策减贫研究中导入空间概念,诠释公共支出政策减贫的空间作用机制,对公共支出政策减贫进行空间甄别与检验,通过要素的空间流动纠正要素空间上的错误配置,有利于实现经济空间优化,获得动态减贫收益。     

试论农村公共产品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取向

政府转移支付指国家的各级政府之间在既定的职责、支出责任和税收框架下财政资金的无偿转移。为弥补财政实力薄弱的乡镇财力缺口,中央财政在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支付上都给予了农村地区很大的支持,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政府转移支付还存在诸如支付形式不合理、支付数额的具体计算不科学、缺乏有效监管等问题。为改变农村公共产品供需失衡的现状,应建立省级及以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并完善专项转移支付,采用“因素法”计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转移支付数额,健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转移支付监督机制。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

自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非正规金融,已逐渐成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主要融资渠道。然而,就非正规金融的减贫效应而言,则至今缺少准确、有效的评价。为此,本文立足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构建了非正规金融减贫效应的空间计量模型,采用中国农村省域面板数据定量研究了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农村贫困发生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比正规金融有更强的减贫力度。为实现农村减贫,需要从非正规金融发展、农村财政投入、农村劳动力转移等方面入手加以解决。     

滇西边境农村社会救助减贫成效及其制约因素——以澜沧县为例

澜沧县是滇西边境的民族聚居区,该县农村社会救助在保障贫困者基本生活和缓解支出型贫困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减贫成效增强了边境民族聚居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国家自豪感。然而,该县农村社会救助减贫成效也面临诸多制约。一方面是制度自身发展不足的制约。包括经办监管能力弱、家计调查实施难、以户施保制约救助精准性、医疗救助待遇"捆绑"问题严重;另一方面则是特殊县情的制约。包括因灾致贫人数多、地方财政能力弱、艾滋病感染者和跨境婚姻贫困家庭等特殊贫困人员增多。此外,乡村金融服务滞后和对有劳动能力贫困者的就业帮扶不足也制约了农村社会救助的减贫成效。     

连片特困区农村专业化发展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

专业村模式被认为可以在连片特困区村域“产业扶贫”中加以推广。以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保靖县黄金村为例,重点考察了贫困村的专业化发展过程、影响因素以及专业化发展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发现：贫困村的专业化发展遵循典型的“S”型轨迹,产业传统、关键技术突破、政府推动以及能人的示范效应对专业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伴随专业化发展,农户的多维贫困呈下降趋势,村域经济的专业化发展对不同贫困维度的减贫效应存在差异,即对经济贫困、健康贫困和住房贫困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但在信息、教育和交通贫困维度上的减贫效应不明显。     

社会资本、财政支农与农村减贫

以贫困发生率为解释变量,慈善事业为社会资本指标,并以财政支农为主要解释变量,基于2000—2017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数据,研究社会资本、财政支农的减贫效应。结果显示,财政支农资金在我国的农村减贫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存在差异,中西部地区的减贫效果要大于东部地区。而社会资本的实证结果体现了与财政支农的同向效应,总体上显著减轻了各地区的贫困,而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效果更加突出,从而表明了社会资本对于贫困人口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来说,社会资本对农村减贫兼具直接和间接效应,良好的社会资本利于促进财政支农资金发挥作用以促进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并体现为农村贫困的减少。     

财政支农资金的减贫增收效应分析

随着扶贫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传统的扶贫机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政府财政支农资金是贫困地区人口减贫增收的重要渠道,如何进一步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减贫增收效应,成为精准扶贫政策调整的关键。通过对31个省市（自治区）级地区的农村财政支农资金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无论是对全国整体水平,还是分区域考察,财政各支农资金项目都会对贫困人口减贫增收产生正向的积极作用,但区域间财政各支农资金项目的作用效果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对比发现,地区发展水平越是落后,社会性支农资金项目的减贫增收效应越强,效果越明显。应通过加大财政支农的资金投入,在不同区域差别化运用科学程序实施精准扶贫,加大农村财政教育支出,进一步完善财政支农资金扶贫工作。     

考虑偏轴角影响的2.5D机织复合材料冲击后压缩性能

通过调研“广东百万农民线上免费培训工程”项目,对贫困地区的参与农户、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和地方政府官员进行访谈,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分析数字技能提升对贫困群体生计抗逆力乃至可持续生计能力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技能的提升能增强贫困群体信息获取能力、拓展市场途径、拓宽资金获取渠道、提高农产品价值、增加就业和创业等,进而增强其生计抗逆力;贫困群体的数字技能持续发展升级会形成数字能力,进而从资源整合能力、风险控制能力、环境适应能力以及生计创新能力几个方面提高其可持续生计能力。     

农村贫困人口的聚类与减贫对策分析

本文使用K-means聚类方法对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进行聚类,并进一步分析了特殊类型贫困地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类型结构。分析结果表明,贫困类型的分布呈现了扶贫对象在区域间分布的不平衡性,各种贫困类型的不同特点和区域分布上的差异从一个视角揭示了收入差距特别是贫困程度差异化的来源。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特征和贫困人口比重都要比老区和边境县地区更加突出,而这些地区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和性质,尤其需要对少数民族地区贫困背后的形成机制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以便提出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因地制宜的扶贫开发措施。连片特困地区的主导贫困类型各不相同,意味着片区扶贫开发需要具有片区针对性的扶贫政策。尽管聚类分析只是一种探索性分析,但是农村贫困人口的聚类仍然为我们定义各种贫困的类型、以及它们在不同区域或特定区域划分之间的内部分布结构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并将为进一步的统计推断分析提供基础。     

乡村振兴中乡土知识的惠益分享机制与减贫作用探析

乡土知识具有确保农民生计安全,促进贫困户精神脱贫、产业脱贫和实现绿色减贫的功能。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乡土知识的惠益分享是实现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有效衔接的重要举措。结合对不同地区乡土知识促进减贫内在作用案例的分析,力图解释现代科学知识话语体系,城市化、市场失衡和法律制度不健全对当前乡土知识惠益分享形成的困境。提出乡土知识的发展需要追求和谐、包容、独立的发展理念,培养乡土知识的继承人,在公平贸易基础上加大对于乡土知识的开发和利用并加强对原住民权利与利益的保障。     

政府在新时期的扶贫重点是建设公共基础设施

在新时期 ,制约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有水、交通、电 ,以及教育、医疗、通讯等。政府在新时期的扶贫工作重点应该是使这些要素得到改善 ,切实、有效、深入、持久地将扶贫工作开展下去。     

资本的培育:我国农村社区多维贫困治理路径

贫困现象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虽然近些年我国经济飞速发展,贫困人口数量不断减少,但贫困现象仍然存在,尤其是农村社区。我国农村社区发展基础差、底子薄,贫困人口数量多且有返贫问题,治理难度大,可以说,我国扶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是解决贫困的有效手段。然而事实证明,经济增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贫困,但却不能永久地消灭贫困。我国农村贫困不仅仅是传统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发展和制度安排问题。贫困与资本缺失密切相关,我国农村社区因物质资本匮乏、人力资本不足、文化资本缺乏、社会资本缺失而呈现出经济、人力、文化及社会权利多维贫困。基于我国农村社区资本缺失导致的多维贫困,通过增加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再生产文化资本、保障社会权利资本和建构社会关系网络资本来培育农村社区资本,是治理农村多维贫困的有效新路径。     

深度贫困地区持续减贫长效机制研究——基于可行能力视角

深度贫困地区多位于地势复杂的偏远地区,远离城市和经济增长点的辐射,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基础薄弱,在脱贫攻坚决胜阶段的新形势下仍是脱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基于可行能力视角,从自然环境、社会因素和个体层面三个方面分析了深度贫困地区致贫机理,并基于贫困陷阱的生成机制理论解释可行能力提升对长效减贫的作用,并从如何加强深度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发挥产业带动作用、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提高贫困治理的精准度等方面探索构建持续减贫长效机制。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贫困减少的经验研究

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与贫困减少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本文通过构建金融发展对贫困减少影响机制的计量模型,利用中国1980—2005年的时序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村正规金融发展、金融波动和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少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有利于农村贫困减少,但是影响很小,并且对农村绝对贫困的影响远远大于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2)金融波动不利于农村贫困减少;(3)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少也没有促进作用。因此,要加快对农村正规金融的改革,同时积极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健康发展,尽早建立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和谐共生的农村金融体系,减少金融波动对农村贫困减少的不良影响,为改善中国农村贫困状况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农村的贫困、贫困文化与脱贫

贫困和贫困文化的恶性循环是影响当前农村发展的主要原因 ,本文从文化的核心——人的观念入手 ,分析了贫困文化的种种表现及对贫困所造成的影响。同时 ,本文还提出 ,要想使农村走出贫困的境地 ,必须大力发展农教事业 ,改造农村贫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