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信任、程序公平对员工合作倾向的影响

对组织决策情景进行模拟,操纵高低水平的认知信任、情感信任与程序公平,探讨员工对主管的认知信任、情感信任、程序公平在员工合作倾向性上的影响。结果发现:对主管的认知信任、情感信任对员工合作倾向性的主效应明显,程序公平的作用不显著,认知信任、情感信任与程序公平的三重交互明显。在对主管认知信任高时,高程序公平条件下被试的合作倾向性显著高于低程序公平条件下的被试,情感信任的作用不明显;在低认知信任的条件下,程序公平和对主管的情感信任交互作用显著。     

供应链联盟企业间信任关系的维持机制

从信任的约束机制出发,就如何培育企业间的信任关系、以及如何提高企业间信任关系的措施进行了分析。     

消费者信任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电视机购买的实证研究

对消费者信任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却很少有研究检验公司的行为和实践中有哪些是构成消费者信任的因素。品牌知晓度、售后服务质量、销售人员能力、技术水平和商家声誉对消费者信任有着程度不一的影响,消费者个体因素对消费者信任也有着一定的影响。这些实证研究结论有利于指导电视机经营商的诚信构建。     

满意体验、信任承诺与企业间绩效研究

满意体验一直是企业间关系研究文献忽视的变量。基于此,通过系统的文献梳理,从技术、交互和响应满意体验出发,剖析满意体验与信任—承诺之间的因果链,并结合299个采购主观评价数据和实际销售数据,系统探析对于客户遵从和实际销售额的影响。结果表明:(1)技术、交互和响应满意体验正向影响信任—承诺;(2)信任直接决定客户采购中的遵从行为,但承诺对于销售额的影响并不显著;(3)企业间关系阶段显著影响客户的实际采购,企业间关系处于成熟期客户采购额更高。     

供应链企业间的信任作用

在现代供应键管理中,为了使整个供应链达到最优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必须对供应链进行整合,而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是以信任关系为基础的.分析了信任在供应链中对于企业闻合作关系的重要作用,对供应链企业间的信任机制的构建作了细致的探讨.     

产权认知、组织信任与农户入股意愿——成都市统筹城乡改革的实证研究

基于成都市500户农户的调查,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分析了农户的产权认知水平、对组织的信任度与入股意愿的关系。研究表明：农户土地产权认知水平、对集体经济组织的信任对农户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参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另外,当地非农产业发展水平及政府支持力度对农户的入股意愿也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为此,政府应从提高农户土地产权认知水平、健全集体经济组织的监督机制、发展农村二三产业等方面提高农户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参与意愿,从而提高土地股份合作制的效率。     

生产性服务业创新集群企业间关系结构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创新集群逐渐在全球范围内涌现,而集群内部企业之间也开始进行广泛合作.回顾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内涵,并对最新出现的生产性服务业创新集群进行了界定,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创新集群企业间关系结构属于协同网络结构,并从规制方式、权力依赖、关系复杂性、关系重要性与关系变革等五个维度进行了分析,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创新集群企业间协同网络结构模型.     

虚拟研发组织信任关系形成研究

虚拟研发组织是由缺乏长期交往历史的成员组成的结构松散的组织,其信任关系形成的原因必然有别于传统实体组织中信任关系的形成。文章通过分析虚拟研发组织信任关系形成的快速性、信任各方的相对平等性、关系形成的技术归属性三个主要特征,揭示了虚拟研发组织中信任关系形成存在任务机制、信用机制和关系机制。认为信任方基于完成任务的需要,根据对合作伙伴的角色和技能的认知决定是否给予信任;基于对信用约束和保障的信心,根据对契约和合作伙伴信誉的认知决定是否给予信任;基于与合作伙伴由于既有关系和交往关系产生的认知和情感决定是否给予信任。     

供应链企业间的信任研究综述

供应链企业间的信任对供应链企业以及整个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至关重要,它能规避机会主义风险,降低企业间的交易费用,促进企业间的合作愿望,提高供应链的快速反应能力。信任的前因包括声誉、沟通等方面,不同情境下信任的内涵也不相同,对供应链企业的影响也不同。     

公平感知、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司法信任——基于CSS2021数据的SEM分析

提升农村居民司法信任水平,对于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效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CSS2021年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公平感知对农村居民司法信任的影响,同时检验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在对全国6 594份居民样本分析后发现,社会公平感知已构成农村居民司法信任的重要来源;机会公平感知对农村居民司法信任的影响明显强于结果公平感知,同时政治权利对机会公平感知的贡献程度较高;社会资本对于农村居民司法信任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在社会公平感知与司法信任之间起着中介传导作用。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通过长期性的制度建构,保障农民个体和农村经济组织的准入和竞争机会,同时通过多元手段有效培育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逐步提升农村居民对司法的信任。     

地方政府竞争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来自长三角地区的经验证据

地方政府竞争在促进长三角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显著地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为明确地方政府竞争与长三角地区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和分位回归方法对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2001—2009年的经济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地方政府竞争恶化了劳动收入份额。不过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地方政府竞争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作用逐渐降低。另外,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显示出互相替代的关系。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上升降低了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显著增加了劳动收入份额。     

合作创新中情境因素、合作效果与信任关系的实证

文章构建了情境因素、合作效果和相互信任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通过问卷调查和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概念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情境因素中的沟通和关系专用性资产促进了企业之间的信任,而力量对比关系显著影响企业之间的承诺,信任导致合作效果的提高。     

长江三角洲物流发展及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运用熵值法,计算2002-2011年长三角城市群物流发展水平得分,发现,近10年长三角物流发展水平整体有所提高,但各市之间发展不平衡。利用锡尔系数对长三角区域物流发展差异进行空间分解,得出10年来物流锡尔系数幅度波动较小,总体趋于上升趋势。地区间总差异和地区内差异大致呈现稳定的上升趋势,地区内部的差异贡献率大于地区之间的差异贡献率。城市发展的非均衡性是长三角区域物流业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利用空间自相关计算得出长三角区域物流空间分布呈现正向、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现象,但空间集聚性呈现显著下降趋势。运用典型相关分析法对长三角物流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的分析表明：城市物流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存在高度相关性。     

试述大众传媒与公平正义之关系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民主法治意识的增强,导致公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期待也越来越高,这就要求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的同时,正确认识大众传媒与社会公平正义建设之间的关系,并综合运用包括大众传媒手段在内的一切方法措施,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应该指出的是：需要正确对待、客观评价大众传媒对公平正义的建设作用。     

结构演进、空间布局与服务业的发展——来自长三角的经验研究

服务业结构在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其空间布局的重要性和特征也逐步显现出来。文章利用较为详实的统计资料,从服务业产值、单位和从业人员行业分布的角度,运用区位指数和空间基尼系数,基于功能性划分的服务业部门对长三角服务业结构和空间布局做了深入的研究。结果发现,不同的服务业部门在结构演进中并非平行发展,在空间中并非均质存在,空间组织架构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依托。长三角服务业的发展充分体现了结构演进和空间布局的紧密联系。目前以上海为增长极、省会城市和经济中心城市紧随其后的服务业结构和空间布局已经形成。自觉地重视和推进服务业科学合理的空间布局不仅对于服务业自身,而且对于整个经济全局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长三角地区民营企业集聚的原因分析及启示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产业集聚的主要地区之一。从产业集聚的规律入手,可从多个角度对长三角地区民营企业产业集聚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得出一些对各地产业集聚发展具有借鉴意义的启示。     

珠江三角洲地区公民公平感调查

社会公平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指标之一,社会公平感则是衡量社会公平的重要心理变量.对珠江三角洲地区820位普通公民进行的"公民公平感"调查结果表明,在所反映的社会公平问题中,贪污腐败、医疗费用和住房费用是现阶段被珠江三角洲地区公民列为最缺乏社会公平感的三大问题,公民有将这些问题归咎于政府的心理倾向:所揭示出的问题可以为珠江三角洲地区政府制定"以人为本、以民为先"的服务政策,调整政策制定导向和服务导向提供依据.     

长三角四省市竞合性人力资本政策实证研究

制定人力资本政策有两个基础:一是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二是人力资本在全国范围内处于何种特殊性.本文通过回顾和比较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并以此建立计量模型,以人力资本存量指标划分区域,来分析长三角地区上述关系与特殊性.实证研究表明:长三角地区人力资本相对于全国人力资本有自己的类型特征,人力资本投资对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以及安徽省区域经济增长贡献度是不同的.政府应实施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的战略人力资本政策,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国有企业薪酬体系公平性研究

从国有企业薪酬管理的现状出发,薪酬体系管理显失公平是目前许多国有企业在薪酬管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而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要改进和完善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就应该兼顾内外公平,实行全面薪酬战略,提高国有企业薪酬外部公平性及对外竞争力,同时要采取合理的薪酬结构,实现薪酬内部分配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