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外”的村落与“自在”的社会——对一个藏边村庄神山、阿曲与社会的人类学考察

文章是对云南迪庆藏区的一个村庄——江坡村的人类学考察。在这个村子里,神山是维持社会边界的关键要素,而"阿曲"则是掌握与神山祭祀有关经文与仪轨的宗教专家。在与其他藏区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文章对江坡村神山与阿曲的特性做出了描述,并随后描述了支撑社会运行的仪式体系。文章指出,江坡社会并不具有逃离文明的焦虑,而是在一种"自在"的状态下,形成了自身的文化特色。近二十年来,现代化与市场化给江坡社会带来了冲击,使社会有走向碎片化的风险。     

藏边社会的族群互动:空间、路径及结果——基于迪庆藏区的调查研究

文章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迪庆藏区的族群互动进行的民族志研究。迪庆藏区在地理、社会、文化上都具有边缘性的特点。在这样的边缘空间中,除了有讲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的藏、傈僳、纳西、普米、彝、白、怒等民族之外,还有讲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语言的苗族和讲汉藏语系汉语的汉族等,族群通过语言、婚姻、宗教等路径不断地"越界",实现着族群互动和文化创造,使这一地区的文化呈现"杂合性"和"混生化"的特征。族群互动的结果是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共生"。迪庆藏区通过族群互动,构建了和谐、多元、发展的社会,为我们提供了民族国家建设边疆秩序的一种可贵经验,也为我们研究藏边社会提供了一套地方性知识。     

中西“文化”概念研究的反思

文化在真正形成概念和学科研究对象之前,有其自身的启蒙过程,前后的临界点应当在20世纪左右,之前为文化概念或文化研究的思想启蒙,之后为文化研究的发展阶段;但在发展过程中,文化概念开始出现了自身的变异,即对文化概念启蒙的背叛,同时这种背叛是伴随着文化概念研究范式的危机进行的.     

新城市社会学:1970年代以来西方城市社会学的范式转变

文章从城市社会学学科角度出发,简要回溯了西方传统城市社会学的兴起与衰变,着眼于1970年代以来新城市社会学的范式转变,并着重论述了1990年代以后作为新城市社会学主导范式的“社会空间观点”,从其完整的研究理论框架与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应用框架两个层面进行深入剖析.最后概括了新城市社会学的“新”的特征与趋势.     

“藏边影像”:从“他者”窥视到主体表达

在藏边社会的研究途径中,影像研究是一种有独特价值的进入方法。从1900年至今,不同背景的影像作者在藏边地区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记录了很多特定时空中的真实事件与历史人物。以近一个世纪以来有关藏边社会的影像文本为切入点,主要可划分为三个时期进行观察与研究。第一个时期是1900~1949年,即清朝末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的闯入者的窥视期;第二个时期是1950~2000年,即国家/精英视角的审视期;第三个阶段是从2001年至今,即藏边社会的自主表达期。通过探讨不同时期的藏边影像所呈现的社会形态与文化图景,揭示这些影像背后的文化立场、创作方法与权力关系。     

库恩“范式”的文化涵义

把库恩的“范式”( Paradigm)看作是一个介于科学共同体与外部自然之间的独立系统 ,并通过分析“范式”中各结构层对共同体成员的心理价值的建构与主导、对科学活动行为方式的规范与示范作用 ,揭示了“范式”在科学成为科学的同时使科学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这一隐含的文化涵义。进而说明 ,科学其实就是主体的人用“范式”观察解释自然 ,并籍此使自身不断完善的一个文化的、认知的、发展的过程。     

从“女巫”形象的演变看童话范式的转变

童话这一儿童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类,将内涵丰富、颇具神秘感的“女巫”形象展现在了读者面前。女巫形象在经过了千百年的发展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其形象特质开始由邪恶转向了善良,呈现出了“恶女巫”、“中性女巫”和“好女巫”的阶段性变化。童话中女巫形象的变化也预示着传统童话范式的转变。     

艺术的结构范式——沃尔夫林“五对概念”的内涵及其对美学的影响

沃尔夫林在《艺术风格学》一书中用概念对举的形式提出了“五对概念”,借以表明文艺复兴和巴洛克艺术的风格差异,以及人对艺术风格和形式知觉方式的变化.沃尔夫林的“五对概念”对视觉形式美学的发展、对艺术研究范式的建构都意义重大.同时,由于兼具“纯形式”与文化精神的内在特征,它成为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从视觉形式美学到视觉文化的演进的中介.     

社会支持理论:社会工作研究的新“范式”

社会支持是人类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社会支持的不足及缺乏是造成个人与社会问题的基本情境。社会支持的理论与实践为观察社会生活与理解社会工作的本质与真实特性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分析框架,并以社会支持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更加综合的社会工作研究范式。     

心像·物像·绘像:阿尼格冬与藏边社会地方历史的图像隐喻

对嘉绒民间阿尼格冬信仰的图像学考察,强调将其口传、仪式图像系统的源起与变迁、阐释与实践重置于"藏边社会"这一"地方中心性"视域中加以理解,进而揭示出嘉绒族群认同的族源记忆表述、身体感官经验、社会实践策略及其地方历史效果。该图像历史的"之间性"特质亦是"藏边社会"作为"过程"与"方法"的深刻隐喻。     

马克思“社会”概念研究述评

"社会"概念是把握和阐释马克思思想的窗口和入口,作为一个核心范畴,它的生成与嬗变就是马克思整个思想流变历程的浓缩及其内在逻辑进程的展开。学界的研究主要基于对马克思不同时期经典文本的深入解读,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敞开广阔的问题域,开掘出马克思"社会"概念的不同面相及其丰富内涵,而"社会"概念原初语境的再现给予我们新的方法论启示并开启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新的思想地平,成为进一步阐释和理解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理论资源。     

论社会科学化史学研究范式——社会学运用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论

经历了百年时间洗礼的社会科学化史学,其方法论仍然有生命力,得到学界关注与推崇。本文选择社会科学化史学中的一个分支,即运用社会学研究历史的形态,依据莫兰科学研究范式的理论,阐释了什么是社会学运用于历史研究的范式。分别梳理了其主导概念、关键概念与关键原则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与内涵,分析了社会科学化史学与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的异同。在此基础上辅之以案例加以说明。本文对科学地理解社会学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具有理论意义。     

中国手机媒体概念、文化及其社会影响的元认知研究

手机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第五种大众传媒,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体,手机具有与其他传播媒体不同的特点,手机媒体以其独有的媒介特质对整个传媒产业格局乃至整个世界产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本研究从手机媒体的概念、手机媒体文化、手机媒体对社会的影响、手机媒体研究的反思与展望等四个方面对中国国内关于手机媒体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相对客观、系统地梳理与展望。     

巴尔特的文化符号学与“文化主义范式”的确立

与索绪尔把语言学作为符号学的一部分相反,巴尔特把符号学看作是语言学的一部分。巴尔特在《物体语义学》《符号学原理》等符号学篇什中,通过引借与改造结构语言学的术语,主要围绕着四对核心概念即"语言/言语"能指/所指"组合段/系统"外延/内涵"展开,初步构建起文化符号学术语系统。巴尔特文化符号学催生出了人文科学的"文化主义范式",并使之得以正式确立,为语言学与文化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研究取向打下了基础,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原则。?更多还原     

谈谈“文化”的概念和特点

文化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体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包括物质文化、制度、习俗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具有社会性、历史性、民族性等特点。     

滇藏川毗连地区族际文化互动的空间特性研究

族际文化交往的空间特性分析是认识滇藏川毗连地区这一多民族交错聚居区文化互动历程的一个全新而重要的视角。在梳理区内族际文化交往事例的基础上,从地理空间层面分析此区域内族际文化的互动发展,并概括出该地区交往空间的特性,包括交往空间的时空分异性、同一空间内多条文化带的叠加和文化因子传播的地域差异性,进而通过对地理环境因素的分析初步阐释这些空间特性的形成及其与这一地区特定地理环境间的耦合机理,完善了滇藏川毗连地区族际文化互动的空间层面的研究。     

“范式”转换:城市文化现代化的重要范畴

城市文化的范式转换是新世纪以来城市文化研究的重要命题,它揭示或解释了城市文化在现代化的集群性、阶段性、内在机制、多样性、类型转变等方面的问题.城市文化的范式转换不是一种线性的因果替代,从某种本质意义上说,体现为城市文化发展要素间的“背景一突前”的配置关系.     

朱自清散文的“摄影术”与现代文化范式转型

朱自清先生的散文由于在布局、构图上的精密构思而结构严谨、独具一格。在注意到其文本中对于现代＂摄影术＂大量成功运用现象的基础上,通过对其绘景、写人的典型文本片段进行细致分析,以揭示＂摄影术＂融入到现代散文艺术中的过程与表现方式。并通过进一步追寻＂摄影术＂融入散文的内在动因,挖掘出文化范式这一制约性因素,正是其现代化转型决定了白话散文逐渐脱离传统,最终成为了真正意义的现代散文。     

“藏羌彝走廊”相关概念的提出及其范畴界定

1978年9月,费孝通先生首次提出"藏彝走廊"概念。在此基础上,近年学界又提出"藏羌彝走廊"、"藏羌彝文化走廊"、"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等分属民族学、文化学、民俗学、经济学领域的相关概念,并在有关著述、公文、媒体中得到广泛使用。为了避免在概念理解上产生分歧,促使人们准确使用"藏羌彝走廊"及其相关概念,文章对"藏羌彝走廊"及其相关概念提出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对"藏羌彝走廊"及其相关概念的范畴进行了界定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