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渔父”系统歌辞调名辨析

《渔父》一调在音乐文学史上具有独特价值,中日两国皆见创作,且曲辞齐、杂言体兼备,是研究早期文人齐、杂言辞关系的理想切入点。通检唐五代中日“渔父”系统之歌辞,对其载录调名及体式进行比证,厘清《渔父》一调曲辞的留存情况。在此基础上,考察两国《渔父》歌辞的形态、辞格,并与唐诗中“渔隐”题材诗歌比较,可知中、日《渔父》歌辞的写作方式存在巨大差异,前者为“依调填辞”,后者为“依辞写辞”。早期文人曲子辞写作以“歌辞”观念而非文体观念为主导,不存在明确的齐、杂言分体意识。齐、杂言体的自觉分判,产生于“依调填辞”转向“依辞写辞”阶段,而音乐环境的差异是催生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对齐、杂言体分体意识产生之细节的甄辨,还原了曲子辞在发生期与书面文学诗歌系统间联结、互动、分流的历史。      

论民间词对文人词体兴起的影响

随着对词体发生问题研究的深入,民间词在文人词兴起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受到学者的普遍认可。然观今日词学界对文人词体兴起原因的探讨,一方面,虽承认民间词对文人歌词创作的影响,另一方面,民间词是如何影响文人层,以及文人如何吸收民间新的歌辞样式进行歌词创作的,有关论述却显得苍白。本文通过对词调本事及运用情况的考察,说明民间词向文人层扩散,从而促进文人词体兴起的具体途径。     

律词辨正

"律词"是近年词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其主要特征是同调之词定格定律,包括词有定章、章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韵有定位等。从词体的全部构成要素与历史形态来看,并不存在普遍和绝对意义上的词律。作为文本特征的一种归纳与建构,"律"是诗歌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文体规范的必然要求。律词有其特定的构成要素、形成原因、适用范围与文体功能,是词乐分离之后对词体的一种重新界定。"律词"说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对词的文本特征与历史形态的认识,但不能将"律"视为词之为词的本质特征,更不能用律词指称所有词体。     

隋唐曲《杨柳枝》源流再探索

中唐以后兴盛的曲子《杨柳枝》,并非隋代旧曲,敦煌曲《杨柳枝》可能就是它早期的样式。白居易用七绝体的齐言形式改变了民间曲予原本的杂言形式,此后至晚唐,文人的《杨柳枝》辞一直延续了齐言体。五代西蜀《杨柳枝》辞的齐杂言并存,体现了其普遍趋新、不避俗的文学风气;南唐则只有齐言体,通常出自对音乐及长短句词不很热衷、文学观念较正统的文人之手;而以长短句词著称的作者如李景、李煜、冯延巳则基本没有《杨柳枝》辞,表明他们对于跟诗体接近的齐言歌辞常常有意回避,也显示出他们更多地以音乐为本位,在词的写作上较少受到诗学惯例的影响;宋人基本不再写作齐言体《杨柳枝》,而以杂言为正体,表面似乎回归到民间曲子的形式,实际成为另一种刻板,失去了早期以音乐为主体时所具有的灵活。     

敦煌歌辞、敦煌词、民间词与文人词之考辨

对敦煌写卷歌辞称呼的不一致，反映了学术界和词学界对这一研究对象的概念及内涵的体认与界定上的分歧与模糊。本文对敦煌写卷歌辞从名称、概念、内涵到作者及作品重新进行了一番梳理、界定和考辨，认为“敦煌歌辞”、“敦煌曲”与“敦煌词”或“敦煌曲子词”有别，“敦煌词”也不能等同于“民间词”，“民间词”与“文人词”既有区别又相联系，并就敦煌歌辞中的文人作品进行了更全面更明确的清理、推断与考辨。     

论“花间”词调及其奠定的词体特色

作为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在奠定词体特色与促成词体意识上发挥着关键作用。参照作为词源的诗体、盛中唐文人词调与宋代流行词调，对“花间”词调作综合统计与对比分析，可知有两大类词调数量最多，影响最大。一是基本律句主导类小令，包括纯奇字句式，从中唐起已占据文人词主流；奇偶句混合式，由《花间集》兴起，在南唐词中发扬光大。二是混合类小令，由《花间集》兴起，尤能彰显词体特色。“花间”词调特色由温庭筠奠基，主要表现为篇句短、韵密、偶字句增加，押换韵频率、句式长短、结构、声律更灵变。因此，“花间”词调以繁促著称，更擅写细美柔婉意境，能别于诗源，奠定词体本色，促成词体演进。     

唐代酒令与令词

酒令是唐代酒筵间十分常见的一种有规则的游戏活动。盛唐以后,酒令普遍采用了曲子歌舞的形式,因此,作为酒令节目的酒令著辞大量涌现。酒令著辞的创作和演唱表现为依调撰辞与依曲唱辞,从而直接推动了按谱填词、以词合乐的小令创作,并孕育了令词。所以,唐五代小令词体在曲体形态上带有不少酒令著辞的痕迹。     

北宋文人词体观的演变

北宋文人词体观的演变,体现了文人对词体这一新生事物不断体认的过程.对北宋文人词体观演变过程的探究,有助于了解和把握词体的发展历程以及词体确立文坛地位的轨迹.北宋文人词体观的演变,主要围绕词体文化身份与文化功能的变化及继而引起的词体文人审美情趣的塑造.词体文人审美情趣的塑造主要包含诗词观的激荡摩擦与词体的雅化之路.     

试论唐五代词雅俗流变的轨迹

唐五代词,是探究词体流变必然追溯的重要阶段。从词史发展的角度看,唐五代词从敦煌民间的“曲子词,”到中唐文人的“长短句之诗,”再到花间的“诗客曲子词”、南唐的“士大夫之词,”这一连串概念环环相生的演进,表明词体在原生态时期,经历了一个完整的雅俗流变过程:先天俗质——初始雅化——雅俗并存——去俗从雅。其中,雅与俗的分合消长,成为推进词体衍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词完成了由唐至宋的过渡。     

论词体生成与诗乐结合的文化传统

探讨词体生成 ,是历来词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 ,但诗源说和乐源说都有偏颇。本文在对四言、五言、七言诗体形成与音乐的关系以及隋唐燕乐歌辞发展的宏观观照中 ,得出词体确立是诗乐离合嬗变发展的产物。从而说明词主要是在音乐的带动和诗乐结合传统的滚动发展以及文人歌伎联手催生等一系列社会文化条件的综合作用下产生的 ,同时也力图对词的含义作出较为科学的界说 ,揭示出我国韵文学发展的某些特殊规律     

从"倚声"论唐宋词体之形成与初步发展

词不同于诗,属"倚声"而作、合乐而歌的韵文体格.词所倚之声,最初是唐俗乐歌曲,其文体结构的形成与发展深受曲体结构约束.唐五代文人制词注重"倚声"谐唱,然依创作惯性引近体诗律为句,为词体"律化"发轫.北宋以来,文人词创作在"倚声"与"依律"之间各有取舍."倚声"家沿续唐五代制词谐唱之传统,又复增衍"慢"体与前代令曲并称;"依律"者"以诗为词",导致"词"与"俗乐"分离,重拾"正声"以配"雅词".     

简论早期文人词的贡献与研究缺失之原因

从初唐至中唐,是早期文人词创作的阶段。与之相应,词体兴起于初盛唐,中晚唐时期进一步发展成熟。从词的产生、发展过程看,民间创作固有不可忽视的开创之功,但早期文人的创作对于这一新兴诗体在文学史上地位的确立,也发挥了积极的推进作用。然而在词学界,早期文人词的贡献影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恰当的评价,在词发展史上的地位也未得到适当的关注,早期文人词研究近乎处于一个缺失的状态。对此,笔者认为主要有最初朝廷不重视、社会观念轻视、唐诗宋词成就卓著、诗词分界不明、敦煌曲子词被发现等五个方面原因所致。     

论白石体的特质及其词史地位

白石体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江西诗派的衰落和江湖诗派的兴起,是白石体形成的两大诗史背景。应社的写作缘起、虚拟的写作方式、不同于前人的典故使用、冷调的意象语汇、词法灯传的讲求、音乐家写词的新观念等,是白石体形成的基本要素。白石职业词人的身份,开辟了中国古代文人新的人生方式和新的创作机制;而白石体的出现,开辟了一个新的词体时代,白石体之后,虽然还有众多词体出现,但都没有再出白石体的范畴。     

“诗词有别”与“诗词一体”——温庭筠诗歌与词的联系初探

诗词有别,为古今文人所津津乐道。李清照《词论》总结了晚唐五代以来词的创作实践,提出了“乃知词别是一家”的观点。然则考察词的发展史,“诗词有别”的定论却并不完全适应早期的词。词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学样式,其兴起应该说是在中唐时代。“……因此,以曲拍为句,是表明词体确立的一个重要标志,词体从此独立发展,与诗分流异趋,它同声诗之间的区别也判若鸿沟了。”(吴熊和《唐宋词通论》)第一个采用依曲拍为句这种新的制辞方式的是中唐诗人刘禹锡。无论是     

“词的起源”新论

目前学界关于词的起源问题的解释,主要是根据词体构成的某一要素特征或词体形成的某一阶段特征而得出的大体判断,缺乏系统的历史分析。本文通过梳理前人关于词的起源问题的争论及研究思路,分析了以往对词体本质特征的认识的片面性,判断标准的模糊性以及持论的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辨析了词的起源与词体起源、词体形成的异同,指出词体的起源与形成经过了词有定调、调有定格、格有定律等阶段,是词体的不同形态特征的分别来源与演变,而词的起源是指词之为词的第一种形态特征的来源。     

"以诗为词"与词体文学的雅化--论苏轼词与"雅词"的关系

“以诗为词”是人们对苏轼词创作的基本认识 ,但“以诗为词”与词体文学的发展及其与“雅词”的关系怎样尚需深入讨论。苏轼以写诗的态度进行词体文学的创作 ,从内容上将当时尚属俗文学的词体文学纳入传统雅文学的范畴 ,以词来写士大夫文人在诗歌中所表现的思想、情感、交游、应酬、雅集等官场及日常生活的情事。同时 ,苏轼并没有忽视词体文学自身的艺术特征 ,他并未完全将诗歌的题材用于词体文学的写作 ,而是在表现士大夫文人的生活和思想情感的基础上 ,有选择的将诗歌的部分题材用于词中 ,既突破了词尚俗的传统 ,在内容上使之归雅 ,为南宋以后的雅词提供了借鉴 ,又使诗词各自的表现特征得以保持。因此 ,苏轼的“以诗为词” ,对词体文学的贡献 ,应该是使词的归雅 ,并且具备了雅俗共赏的艺术价值     

试说古代文体交叉现象

古代文体交叉现象,是指两种文体在外延上的部分迭合。辞与赋、赋体与骈文、赋与散文、诗与词、词与散曲等,都有这种交叉现象的存在。此种现象的发生,客观上是在文体演进的动态流程中不同文体互相交融、渗透的一种结果。而从创作主体这一面说来,也有可能出于对文学美多样化的自觉追求,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作家在审美创造中对单一化“美学设计”的突破。     

安史之乱是词体兴起的重要机缘

词体文学产生于盛唐宫廷文化氛围中,无论从音乐角度还是从词作者角度来看,只有盛唐宫廷文化为词体发生提供了条件。唐代乐人主要围绕宫廷和官府而存在,乐人与文人合作的酒筵游戏环境更是围绕宫廷和官府展开。民间既不存在孕育词的音乐系统,也不存在有能力依调填词的词作者,近百年来流行的词体起源于民间说是没有根据的。词体文学的兴起与成立,与安史之乱造成的唐代社会动荡密切相关。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走向衰微,方镇势力崛起,唐宫廷数次遣散乐人,乐人散落幕府,原本熟悉宫廷文化的文人士大夫将词体创作带入地方。安史之乱后的宫廷音乐文化凋敝,实际上是宫廷音乐文化传播不断下移的过程,而这正是词体兴起的重要机缘。     

论南宋酬赠唱和词的文人化倾向

酬赠唱和是中国传统诗词创作的重要形式,在宋词中亦多有表现。从词体发展来看,酬赠唱和之作在南宋,尤其是孝宗时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风格更为开阔多样。从互动方式看,南宋文人以词酬唱主要集中在即席、临别、异地寄赠这三种情况下。与北宋相比,南宋酬赠唱和词在主题、功能、艺术形式上都呈现出新特色:传统的艳情题材有所退减,家国情怀大为增加,词中的脂粉气与感伤气明显减弱;词体功能从尊前娱乐更多转向文人抒情言志,词甚至充当起了书信的功能;次韵的艺术形式极为突出,文人气息更加浓郁。     

张炎“清空”说简析

张炎论词,力主"清空",这是张炎关于词的审美观点,笔者认为"清空"包含以下几方面:辞和意;句法和用典;和律等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