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中的道德焦虑及其化解

道德焦虑"是人们在道德选择与践行时所表现出的一种心理困惑与不安。它来自于行为者内心中的道德取向与外在道德行为之间的价值矛盾或方向背离,是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间一致性在个体心理和情感上的反映。由于道德内涵的变动性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滞后性,道德焦虑既是一种历史现象,在不同的时期也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因此,建立合理的价值评判标准,维护理性与情感的平衡,完成他律到自律的转化,是走出当代道德困境、化解"道德焦虑"带来的负面情绪影响的重要途径。     

协同治理视域下的语言安全体系构建

语言安全问题是语言治理的一个重要维度。面对当前维护语言安全中存在的价值认知失衡、制度逻辑脱耦和行动机制不畅等诸多治理问题,引入协同治理理论,构建“价值体系—制度体系—行动体系”三位一体的语言安全体系,能够促进语言治理多元主体形成共同的价值遵循,增进制度体系的耦合,提升治理行动的效能,推动语言安全的维护更加行稳致远。     

风险社会视域下的“安全”概念再认识

风险社会的到来已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安全事件频发、安全问题关注度趋升,因此呼吁学术界对“安全”做更系统深入的解读。本文从风险社会新视角出发,结合现代风险特点,对主流工具书和学术界对“安全”概念的界定进行评述,提出了客观性、主体性、相对性是“安全”固有的基本属性;风险标准、安全标准、安全结果,是认识“安全”概念的必要元素。在认识和处理安全问题时,要更加注重整体性,更加关注风险的内隐性要素、人为性要素,防范系统性、制度性带来的连环危害。     

安全—发展关联视域下的边疆安全治理

我国边疆安全治理的基本目标是保证边疆地区社会稳定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安全政策与发展政策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建立在牺牲“发展”政策基础上的“安全”政策是“虚幻”的,同样建立在牺牲“安全”政策基础上的“发展”政策是“脆弱”的。为实现我国边疆安全治理,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和合共生”和“多元互动”的边疆安全治理战略。     

焦虑:当代社会转型期的文化症候

孜孜以求追寻现代化梦想而迅速融入全球化浪潮的当代社会,幽灵般无处不在的焦虑成了这一社会转型期最重要的文化症候与审美风尚之一。如果从精神价值观念、社会形构、生活方式三个文化向度入手进行分析,当代社会有三种存在性焦虑形态:现代性"逐新"迷思引发的价值焦虑;全球化时代风险意识触发的本体焦虑;由炫耀性消费激发的道德焦虑。这些焦虑相互裹挟缠绕,共同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情绪漩流,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当下千千万万普通男女日常鲜活的面容与感性生存方式。     

“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信任危机及其应对

"风险社会"理论已经成为理解和解释当今世界的一个关键概念。在风险社会中,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性的社会情景致使社会信任结构体系断裂,产生了社会信任的非社会化、私人化和非理性化等危机。这种由社会风险造成的社会信任危机,可以通过强化信任危机意识、风险意识和宣扬共同价值观重建社会信任文化,同时加强信任制度建设和构建"第三方"信任的制度体系,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信任危机,促进人们形成普遍信任的心态,提高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预防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机制研究

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不断显现,化解难度不断加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基层是产生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源头、是维系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因此,及时了解基层社会矛盾、规避社会风险、实现社会和谐成了基层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课题组以调查泉州基层社会矛盾为样本,通过对基层社会面临的人民内部矛盾的研究,进一步探求预防和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现代化治理之道,即:变革社会管理理念,达成共识,筑就预防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治理基础;构建预防和化解各种基层社会矛盾的多元化社会治理主体;创建基层社会矛盾的有效预防化解机制。     

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文化自信的时代价值

意识形态安全关乎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全球化进程中文化逐渐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战略据点.当今,国际国内环境复杂,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诸多挑战.坚定文化自信,是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维护国家安全的题中应有之义.坚定文化自信既有利于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也有利于抵御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渗透,更有利于维护好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全.     

经济法视域下循环经济政府治理“碎片化”分析及化解

循环经济有别于传统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是系统性、全面性及综合性,但是实践中,在政府强力推动下的循环经济治理呈现出了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即在不同功能的机构之间缺乏协调一致,沟通与合作上存有障碍,致使政府服务和政府管理不到位、绩效低下。当我们面对循环经济治理"碎片化"这个棘手的难题时,需要运用经济法上政府与市场互补、公私部门理性整合的系统性思考和理性权衡策略,基于整体性公共治理视角进行化解。     

工程师视域下的工程安全伦理解析

工程师是技术的创造者和监管者,维护工程安全是工程师的首要责任和义务。然而,功利主义影响下的狭隘的名利观扭曲了工程师的价值理性,阻碍了工程师之间的合作、交流;角色、利益冲突也使工程师很难做出维护工程安全的正义之举,从而陷入伦理困境;而现有的工程职业伦理规范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也难以引导和调控工程实践。这些因素构成了工程安全问题的伦理成因。只有通过工程伦理教育来提升工程师的内在德性,建立和完善维护工程安全的制度伦理环境及公众参与工程决策的伦理机制,才能有效地维护工程安全。     

风险社会下的“大学生就业安全”——一种治理的话语分析

基于风险社会视界,凸显治理以有效应对大学生就业难所致大学生就业安全风险,政府相关制度供给与创新尤显重要,比如消除大学生进入政府部门就业的制度瓶颈;创新市场干预机制,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提升营利部门吸纳大学生就业的能力;促进第三部门更快发展,开拓大学生就业新渠道。     

信息时空感知下的社会焦虑与幸福

信息技术革命及其所推动下的社会大生产彻底扭转了人们的时空感知。在非理性的社会比较之下,人们为了追求更高层级的消费体验,不得不把更多时间精力用于获得经济回报的工作上,实际能够用于精力恢复和精神愉悦的消费活动时间反而减少。消费体验的不满足感和过多工作的压迫感构成双重的抑制力量困扰着人们的心灵世界。特定的世俗压力强化了道德维度上的幸福比较式批判观念,制造出曲解幸福的舆论导向,偏颇裁断幸福欠缺个体的生活价值和道德水准。持久幸福的动力并不存在于外界所设立的表象当中,表象所营造的热闹繁华只能引导人们追求暂时虚空的幸福满足。个体所具备的灵活理性应对事务的能力和心理恢复力是缓解与消除焦虑、实现幸福体验的一个重要方面。     

非传统安全视域下的语言安全观

语言安全是现今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一项重要议题,也是备受学界关注的一个新的研究概念和领域。从对语言安全内涵的界定出发,探讨语言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的相互关系,发现非传统安全视域下的语言安全问题关涉甚广,由此对语言引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问题等提出了解决方案。     

媒介文化维度下的编辑视域

全新的“媒介文化”,建构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情感和思维方式,并且不断地利用高新技术诉求于普遍的受众.“媒介文化”语境中的媒体编辑首先必须构建全新的多元的思维方式,同时必须重视实现编辑自身的主体价值.     

感官社会下媒介技术风险治理：一种“悬置”数据的批判

所谓“悬置”数据,意味着将数据技术视角暂时搁置,质问网络媒介之上还剩余什么,继而探究当下媒介环境中人之耳目在经历什么。由此发现,网络媒介亦密切关联着与视觉、听觉、触觉有关的感官技术,建构了与人耳目相关的媒介感官环境。因此,当下媒介社会未必只是多样化、加速化、计算化的数据社会,亦是一个不断碎片化、幻象化、感性化的感官社会。在感官技术推动下,感官社会迎来的是透明的、断裂的、超饱和的生活世界,娱乐化、符号化、商品化的经济系统,以及具有竞争性、脆弱性、高度复杂性的公共生活。然而,技术另一面也呈现着人的主体性被蚕食、文化活力与韵味衰减、公共话语失序的技术风险面向。因此,未来治理应树立感官正义理念,及时关怀弱势群体之生存状态,不仅应采用激励型治理模式弥补免疫式商业治理的不足,还应在公共议题下超越传统宣传范式,努力把握共情叙事方法,寻求技术风险治理的创新。     

我国大学生社会焦虑问题研究述评

大学生社会焦虑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目前,虽然学术界对大学生社会焦虑问题的研究非常有限,但业已推出了不少相关的研究成果。在对当前国内大学生社会焦虑的相关研究概况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从理论基础、测量工具、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视角等方面提出了我国大学生社会焦虑研究的未来展望,以推动大学生社会焦虑问题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疫情焦虑”的关怀伦理调适

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着民众的生命健康和日常生活,并让民众情绪产生一种“疫情焦虑”。在文化哲学审视下,“疫情焦虑”是对未来发展“不确定性”、主体自由“受限性”以及生命存在“虚无性”产生的心理反应。关怀伦理学具有注重“情感性、情境性和关系性”的理论品性,因此用其调适新冠肺炎“疫情焦虑”具有合理性。用关怀伦理调适“疫情焦虑”,应以“用情倾注、依境而为、整合关系”为进路来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