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理论中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

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制度的特殊性，麦金农和肖以哈罗德多马模型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起点，创立了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模型，并提出了金融深化的政策主张。随后，加尔比斯、卡普、马依森、弗莱等提出各自的增长模型，分析了实际利率水平对储蓄、投资、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传递机制，拓展和完善了麦金农和肖的理论框架，为金融深化政策实施提供了理论基础。     

沙特对外经济重心东移及对“一带一路”的启示

近年沙特对外贸易方向经历了根本转变,以石油贸易为核心的对外贸易已经显著地转向了亚洲地区,亚洲成为决定其对外贸易前景及在全球石油市场上未来地位的关键。全球石油美元机制和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构成沙特对外金融关系的两个主要内容,当前也面临着新的变革需求。在相互之间经济周期逐步脱节的背景下,沙特经济上与亚洲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印之间的紧密联系和金融货币政策上与美国的捆绑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沙特必须同时加强与美国及新兴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使其面临新的政策选择困境。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背景下,中国应更加重视沙特的战略经济地位,努力构建中沙战略经济关系。     

论互联网金融的公私协同共治

面对金融新要素对传统监管的挑战，以公权为主导并集结互联网金融行业组织和金融企业等私法主体参与的合作治理，成为互联网金融治理模式优化的有益探索。囿于互联网金融公私治理主体之间的权力互赖基础薄弱，私法治理主体的自我规制能力不足以及公权主导的元治理机制适用异化等因素，我国互联网金融合作治理陷入失衡的困境。新治理框架下的系统协同论提供了耦合三方治理主体的公私协同共治思路，通过深化开放型共治组织架构、加强交互型共治规范建设以及落实制衡型共治权责配置等举措，有助于纾解既有的合作治理困境，并最终裨益于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宗旨的我国互联网金融现代化建设。     

金融深化与证券市场制度创新

一个国家的金融状况反映了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程度，并 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演进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力。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证券市场制度 创新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金融深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经济增长，而且有助于证券 市场制度的创新。而经济增长和证券市场制度的创新又可以促进金融深化。     

构建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的几点思考

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核安全领域提出的新理念。虽然实现这一理念面临诸多挑战,但是从共同体实践模式、国家合作、共同利益观和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是具有可行性。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扩大国际合作范围,深化国际合作方式;强化国家责任,提高国际道德和共同体意识;积极推进核安全体系建设;培育核安全文化,增强核安全意识。     

河南纺织服装业的主要风险及其防范对策

当前,河南纺织服装业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行业产能预期过剩明显;金融环境变化快、汇率变动加大;原材料和产成品价格波动大;国际贸易摩擦增加,国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因此,河南纺织服装业必须把握国家政策取向,关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及金融政策的导向,重视主要原材料供应及其价格波动对行业发展的影响,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自主创新,全面推进技术进步,努力实现由纺织大省向纺织强省的转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生态合作及其路径研究

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从贫穷落后走向发展振兴,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是其共同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挑战,放任生态环境恶化,必将阻碍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亟待加强生态合作。生态合作是沿线国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经济绿色转型的现实需要,要加强气候领域的合作,建立政策响应机制,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机遇;加强绿色能源合作,优化能源生产布局和消费结构,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开展绿色金融国际合作,为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在绿色技术融资、技术制度管理、技术能力建设、技术知识产权等层面同向发力。沿线国家生态合作面临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发展结构转型与环境保护制度、内部结构优化与外部发展掣肘之间的矛盾,由此构建生态利益共享机制、建立统一环境协调机构、推动国际绿色标准制定等,成为化解矛盾的重要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环渤海地区的政府间合作:历史、绩效与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环渤海地区的政府间合作先后经历了省级政府间经济协作、城市政府间多边式合作论坛、省域政府间多方位合作、京津冀协同发展与环渤海区域政府间合作再整合等阶段,推动环渤海地区的经济联合不断加深,并进一步深化了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政经互动,提高了环渤海地区在国家区域政策布局中的地位,强化了其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之间"选择性分权"格局中的联合优势。与此同时,环渤海地区政府间合作也面临着"发展型地方主义"因素驱动下的行政区本位问题的挑战。因此,要适应环渤海地区未来的区域化进程,应推动政府间合作朝着区域合作治理的方向迈进。     

货币调控、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

针对农村金融发展是否促进农村经济增长这一学术争议,引入货币调控、农村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金融相关率等因素改进C—D函数模型,基于1990—2012年度数据,实证考察货币调控、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经济效应。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长期影响农村经济增长。农村金融效率与农村人力资源、农村资本存量、农村耗电量和农村技术进步共同推动农村经济增长。货币调控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长期无效性。农村金融规模负向冲击农村经济增长,农村金融相关率正向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因此,需要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机制改革和农村金融治理体系能力建设。     

效率老龄化:未来老龄政策建议

为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完善老龄政策体系,笔者提出未来老龄政策应当包括经济增长计划、财政和金融计划、就业和退休计划、经济收入保障计划、卫生健康计划、照料和公共服务计划、社会参与计划、国际合作、行政管理和老龄科研等十个方面。     

国际游资与股市发展

:在开放经济中 ,国际游资的存在及其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国际游资活动正反两方面的经济影响 ,客观上要求各国不断强化本国经济系统对国际游资的抵御能力和吸收能力 ,防止在股市上出现“制度”危机和“信心”危机。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要努力避免经济增长受到国际资本流动所产生的不稳定性的影响 ,妥善处理新兴股市规范化、国际化发展与货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关系 ,通过有选择地资本管制政策及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 ,以此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基础上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与此同时 ,经济全球化需要全球化的管理 ,国际资本流动功效的改进有赖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国际资本市场交易技术创新 ,主要发达国家更应该在国际游资的监控及其国际合作方面作出贡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架构

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是秉持“走出去”理念,抵御当前全球非正式治理的逆全球化思潮,以及经济进入新常态和实施供给侧改革的必然选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和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金融配套支持,然而沿线各国金融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金融监管模式纷繁芜杂,其金融监管架构、国际合作和治理需要未雨绸缪。基于行为监管、微观和宏观审慎监管相结合的思路,应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应对系统性风险,使之满足贸易开放、经济发展和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实际需要。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架构进行国际比较研究,借鉴国际金融监管的先进经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及其合作提供政策建议。     

从中美贸易摩擦透视中国与世界经济变革

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变革:美国、日本、欧盟等西方国家和地区进入经济衰退的困境,而中国、印度等亚洲新兴市场则快速崛起,中国更是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生产国与第一大贸易国。研究认为,2018年爆发的中美贸易摩擦既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经济实力与战略的较量,又是长期以来世界贸易不平衡、国际资本逆向流动与国际经济话语权争夺等三大突出问题的集中反映。研究还认为,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贡献者和快速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应该积极主动并实质性地扩大甚至引领国内市场对外开放,同时采取重点突破和以点带面策略促使“一带一路”倡议与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深度融合,保持并推动与美国、日本、欧盟等西方国家和地区以及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建设性磋商,充分利用二十国集团等国际合作平台共同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确保世界经济更为开放、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全球治理视角下亚欧金融合作机制构建

亚欧合作反映了亚欧政治上彼此借重、经济上互有所需的战略需要,其重要性不容低估。尤其在后危机时代的金融领域,亚欧双方都有合作的强烈愿望与需求,但合作无论从深度、广度都缺乏实质性的进展。亚欧金融合作同时也是全球治理理论的一个重要实践进展。在建立多边的全球金融秩序和金融市场监管架构重组中发挥更大作用是亚欧共同利益所在,亚欧金融实践趋同提供了合作的现实基础,制度化的治理机制使合作从务虚走向务实。有效的亚欧金融合作机制总体框架可以描述为:以风险防范与金融监管能力建设为先导,以亚欧共同基金为平台,深化货币合作和区域一体化经验分享机制,融合亚欧构建多边国际金融体系架构的共同努力。     

关中—天水经济区地方政府间跨区域合作治理问题探析

地方政府间跨区域合作治理模式在国外已推行多年,被证明是一条成功的经验。目前,地方政府间跨区域合作治理已成为我国区域发展和地方治理的重要途径。借鉴欧盟跨区域合作治理的经验,通过组建精简、高效、科学的决策机构、着力打造大西安都市圈、建立关中-天水经济区公共基金、优化区域内政府绩效评估体系、选择适宜的区域合作领域来构建关中-天水经济区地方政府间跨区域合作治理体系,促进关中-天水经济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地区)制造业发展现状研究

世界经济因工业化而进入高速发展期,制造业向来是各国经济的基础和发展引擎。自2007年第三季度起,特别是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美国金融危机、世界经济下滑、国际市场不景气、世界油价及原材料价格起伏等因素影响,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制造业发展趋缓;但在随后纷繁复杂的变化当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制造业发展又出现许多新的亮点。围绕这些新的亮点,对当前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制造业新技术、新产品和行业发展现状进行研究,总结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促进制造业发展的政策,对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国制造业发展能起到一定借鉴作用。     

绿色增长驱动因素的国际比较研究——基于“20国集团(G20)”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从"绿色化"视角出发,将资源约束和环境绩效纳入到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框架,构建国家绿色增长指数.并融合A-EBM模型、全局Malmquist指数、Zofio分解分析与K-W秩和检验技术,实现对20国集团2000-2010年间绿色增长水平的动态比较以及驱动因素识别归纳,进一步明确各国绿色增长源泉和提升路径.结果表明:观测期内,20国集团绿色增长指数保持了较为平稳的态势,仅有发达国家在整体上实现了绿色增长,金砖国家和新兴国家则出现了绿色增长的"退步".其中,中国的绿色增长指数在20国集团中最低,不但与发达国家具有显著差距,且低于金砖国家平均水平;各驱动因素中,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在20国集团整体上出现了改善,制度优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绿色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新兴经济体中出现了下降.技术规模偏好仅在发达国家中实现了进步,对其他组织的绿色增长均出现了抑制作用.基于以上分析结果,借鉴治理理论和技术转型理念,认为,应通过绿色技术转型和绿色治理能力提升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的转变,加快对世界先进水平的追赶,尽快实现高水平的绿色增长.     

世界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问题、成因与对策

全球次贷金融危机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以来,世界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的困境,通过宏观历史数据分析,发现这种长期停滞主要表现为7项特征事实:全球经济增速长期低迷、贸易增速总体下降、FDI较为低迷且结构分化不断加剧、发达国家面临通缩压力而发展中国家面临通胀压力、失业压力持续高悬、粮食危机频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研究认为,形成这种长期停滞的成因主要包括政府债务不断增长、世界人口老龄化加剧、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放缓、技术进步的推动力不断下降、新旧能源替代的产业冲击、世界产业结构迁移升级愈加缓慢、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加剧、世界各国财富分配不平等普遍扩大、单一美元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结构性矛盾、地缘政治风险频发等方面的结构性问题。研究还认为,在解决所有约束之中,形成更加负责任的国际经济与产业合作治理体系,开展更为强劲的技术合作创新,积极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重视加强国际金融治理合作等,是世界经济增长突破长期停滞困境的关键问题,也是进一步带动其他长期内生动能不断增强的重要因素。     

基于金融发展和生产多样性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关系

针对近年来多次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区域性或全球经济波动,结合全球产业重组和产业链布局调整步伐加快的时代背景,使用160个国家2000～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Arch in mean模型从金融发展和生产多样性的视角对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再度进行探究。研究认为,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有显著负效应;金融发展(金融中介和股票市场)既会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也会通过弱化经济波动对增长的负面影响而间接促进经济增长,且这一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或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的经济体中更为明显。研究还认为,生产结构多样化既可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减轻波动对经济的不利作用间接促进经济增长,但生产多样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边际递减效应;完善的制度建设水平可以增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中国应进一步完善银行体系并加快建设金融服务体系,在稳步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重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坚持稳健化、规则化的改革为经济增长提供健康的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