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减贫经验国际化的讨论

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研究和学习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减贫经验成为国际发展理论和实践领域中的热点。本文以中国减贫经验的国际化为主题，从减贫的视角切入，主要从中国贫困的变化、中国减贫的基础以及中国减贫的动力和要素等方面对中国发展经验进行简要讨论。本文认为，中国的减贫经验一方面是中国特定历史、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在全球化条件下融入全球经济过程的附属物，更已经发展成为了全球发展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政府的主导作用、优先发展农业以及将农村工业与相应小城市的发展有机地连接起来的经验是中国发展和减贫经验国际化中的重要内容，而如何将中国发展与减贫经验的实质性内涵与国际社会进行有效分享而非将其机械化地复制是中国经验国际化的核心所在。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村绝对贫困的历史路径分析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上取得了重大成就，解决了农村的绝对贫困问题。这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反贫困政策是密不可分的。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村绝对贫困的历史路径在纵向演进上，经历了以社会制度变革解决压迫性贫困——以土地制度改革、农业合作化以及广义性减贫实践解决极端性贫困——以益贫性增长、扶贫开发和社会保障的三轮驱动式减贫——以精准扶贫解决个别分散性贫困四个历史发展阶段。四个阶段相互衔接，通过不同的农村减贫机制共同谱写了中国农村的反贫困故事。以史为鉴，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村绝对贫困历史路径的分析，能够更进一步推动中国农村反贫困事业的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绿色减贫理论发展研究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根基、以民族复兴为己任，凝聚新思想，追寻中华民族实现摆脱贫困梦想的实现，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人民的、精准的、可持续的中国贫困治理方案。通过梳理和探究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绿色减贫的理论发展历程，总结“在消除贫困的斗争中孕育的共同富裕思想、在救济式减贫中推进的绿化发展思想、在改革式减贫中发展的生态保护思想、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形成的科学发展观、在脱贫攻坚中创新的绿色发展理念”，为总结脱贫攻坚成果，系统推动绿色减贫未来持续发挥效用提供理论支撑。     

自主知识体系视角下的新时代中非减贫合作

贫困治理是“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振兴的核心关切,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丰富了国际减贫理论与实践。进入新时代,在中非共建高质量“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中非减贫合作以自主知识体系为标识,通过深化基础设施合作、加强产能合作、加速贸易畅通、促进人力资源开发等路径,有力推进了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在合作共赢的对非减贫合作过程中,秉持“真实亲诚”与正确义利观,保持战略或政策对接、制度规则互通和理念协调一致,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世界意义。未来,将中非“减贫之路”作为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重要路径,提升中非减贫合作方案的精准性,探索中非减贫知识产品共享新机制,将是中非双方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中国减贫的范式演变与未来走向： 从发展主义到福利治理

自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的减贫实践先后经历了开发式扶贫和精准扶贫两个主要阶段,具有明显的“行政主导型”特征,遵循“发展主义”逻辑并取得了显著的减贫成效,预期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所有贫困人口将实现脱贫,绝对贫困完全消灭。2020年以后,中国将进入“后贫困时代”,贫困主要表征为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社会弱势人群的相对贫困,因老、因病、因学、因残等是主要致贫原因,行政主导下的“发展主义”减贫逻辑将会失效,“低水平保障+临时救助”的特殊主义济贫方式也无法解决致贫的根本性问题。“后贫困时代”的有效减贫必须转向“新发展主义”逻辑下的福利治理,在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三手协奏”之下,通过普遍性的福利供给和完善的社会保障,构建起弱势贫困人群的正式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最终通过全面有效的社会保护达致贫困的根本性治理。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减贫治理的中国方案与实践路径

近年来,随着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施及中国千年绝对贫困的消除,全球减贫事业进入新阶段。但世纪疫情、地区冲突、气候变化等因素交织叠加导致全球减贫治理陷入多重困境。具体表现在：动力维度上,全球发展受阻导致减贫动力不足和赤字增长;制度维度上,新矛盾新挑战凸显边际效益递减下的“贫穷陷阱”和减贫机制失灵;空间维度上,社会动荡和信任赤字交织加剧全球减贫治理风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新型治理观,为全球减贫实践提供了更具时代性与世界性的思想支撑和实践蓝图。据此,中国应进一步深化全球减贫脱贫合作,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凝聚减贫合力,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以革新减贫机制,引领共建“一带一路”平台以打造减贫责任共同体,从而推动全球减贫治理走出困境并向纵深发展。     

中国减贫公益信托的实践发展

公益信托是公益行为的实现形式。在中国实践中,广义减贫公益信托是主要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民事信托特征,不同于商事信托的运行机理。中国扶贫基金会减贫公益的未来展望是树立以人为本的现代公益理念、完善减灾公益组织的治理结构、提高减贫公益信托的效率、聚合民事信托和商事信托的机制优势。     

相对贫困城乡差异及社会保障的减贫效应

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5年、2017年、2019年三年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城乡相对贫困的差异,并对城乡社会保障政策的减贫效应进行政策评估.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城镇的相对贫困水平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中国农村的相对贫困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社会保险、医疗报销、社会救助等政策对缓解城乡相对贫困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社会保障制度在城镇和农村的减贫效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城镇社保的减贫效应达到11％,而农村社保的减贫效应仅为2％.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低、保障水平低抑制了社会保障政策减贫效应的发挥.未来国家需要在多维度上进行社会政策改革,才能逐步缓解相对贫困,促进社会公平.     

“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专刊导言北大核心CSSCI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完成的硬任务。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习近平扶贫论述指引下的新时代脱贫攻坚实践,不仅将使中国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在共同富裕道路上迈出坚实一步,也将极大丰富人类反贫困理论、拓展人类反贫困实践,为世界上仍然处于贫困之中的人民追求富裕安康的生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缅命运共同体构建视域下的中缅减贫合作研究

近年来,虽然缅甸在消除贫困的进程中取得了长足进步,贫困率也在逐年下降,但贫困问题仍是缅甸政府及民众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中缅减贫合作有着坚实的政治、文化、合作理念、现实和制度等基础,并已在经贸投资、援助、减贫专项合作及机制建设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在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的视域下,为更好地促进中缅减贫合作,还应加强对缅减贫合作研究,制定中缅减贫具体的合作规划,加大对缅投资力度,扩大对缅劳动力需求,带动关联产业的发展,完善缅甸贫困农村基础设施,提升缅甸贫困人口的就业技能,引入在缅中资企业资源,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作用等。     

教育对消除贫困的作用

消除贫困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教育作为消除贫困的一项重要间接措施,尽管从执行到收效时间较长,但其消除贫困带来的收益更为有效和持久.教育在消除贫困过程中的作用,一方面表现为教育作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分,通过实现其他人类发展指标而消除贫困；另一方面表现为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一种主要方式,通过提高受教育者劳动能力而消除收入贫困.为了更好地发挥教育在消除贫困中的作用,一是要坚持将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有机结合,建立教育津贴制度,培养数量众多的合格教师；二是要审慎下放教育发展权力,实现教育可持续发展.     

精准扶贫方略下的农村弱势群体减贫研究

农村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人口规模大、贫困程度深,农村弱势群体的精准脱贫是打赢整个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本文总结了农村弱势群体的贫困特点,分析了农村弱势群体减贫政策的演变及其效果,提出了提高农村弱势群体减贫政策瞄准精度,分类实施农村弱势群体帮扶措施、拓展农村弱势群体收益来源,促进农村弱势群体的社会参与,健全农村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网络的政策建议。     

制造业中心对农村收入贫困的辐射作用及其演变（1988-2018）

利用跨度30年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结果发现，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与农村收入贫困不相关，2013年后各绝对贫困指标与非农产业增加值也不再相关，而后者同相对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1988-2007年，广东、上海与农户所在地的工业化发展均促进了农村地区减贫，但2013年后工业化的减贫效应大幅减弱，这也是我国扶贫政策从开发式扶贫向精准扶贫转变的主要原因。随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的中低端制造业有序向中西部转移，本省工业化发展对农户摆脱相对贫困愈加重要。     

内蒙古农村贫困形态特征及扶贫开发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的减贫政策主要集中在消除绝对贫困人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牧区贫困人口的减少,贫困不仅表现为经济上贫困,而且表现为健康生存能力贫困和贫困主体知识贫困等多重相互影响的贫困,呈现出多雏形态特征。本文在分析贫困形态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扶贫开发对策建议。     

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理论、实践及其世界意义

中国扶贫开发道路理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和体系,通过理论分析,全面系统地阐释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实践逻辑和世界意义。研究发现,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是在坚持马克思贫困治理理论基础上,立足贫困现实,以社会主义为制度基础、以经济发展为带动力量,坚持普惠政策和特惠政策相结合、扶贫开发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紧密衔接原则,开发利用贫困地区优势资源,重点改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促进贫困人口综合素质和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全面提升,最终实现发展成果共享、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态势和过程。研究认为,马克思贫困治理理论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理论基础,立足基本国情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基本前提,着力消除贫困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价值追求,把准核心要素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总体架构。在改革开放推进中逐步形成,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实践逻辑。而其世界意义在于为全球减贫治理贡献东方智慧和"中国方案",促进全球减贫目标的实现。     

致贫原因、贫困表征与干预后果———西方贫困研究脉络中的“精神贫困“问题

精神贫困作为减贫政策的话语实践或研究概念,一度被视为导致贫困发生的关键原因。 随着贫困研究及减贫干预实践的深入,精神贫困开始作为一种贫困的表征或减贫干预的意外后果而存在。纵观西方贫困研究的历史和实践,精神贫困在致贫、持贫以及减贫干预中的影响不断受到关注和讨论,形成了作为致贫原因、贫困表征以及减贫干预后果的精神贫困等不同解释维度。 文章沿时间顺序追溯和梳理西方贫困研究脉络中的精神贫困问题,旨在为当前我国脱贫攻坚进程中的精神贫困问题提供相应的政策和理论关照。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

自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非正规金融,已逐渐成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主要融资渠道。然而,就非正规金融的减贫效应而言,则至今缺少准确、有效的评价。为此,本文立足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构建了非正规金融减贫效应的空间计量模型,采用中国农村省域面板数据定量研究了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农村贫困发生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比正规金融有更强的减贫力度。为实现农村减贫,需要从非正规金融发展、农村财政投入、农村劳动力转移等方面入手加以解决。     

贫困地区女童教育发展模式探讨——以青海省为例

青海省位于中国西北,青藏高原东北部。是一个自然条件差,经济不发达,边远、贫困、人少地广、居住分散,多种民族聚居的省份,是发展中国家处境不利女童受教育的典型地区。改革开放以来,青海省各级人民政府为发展民族教育,解决女童入学。提高广大妇女素质,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政策和措施,使女童受教育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为处境不利地区女童就学提供了发展模式和办学经验。     

建立缓解相对贫困的女性赋权减贫机制研究

妇女贫困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一项重大命题。作为后现代妇女发展领域的主流范式，女性赋权理论对我国缓解农村女性相对贫困具有借鉴意义。在深入阐释女性赋权的理论内核和减贫逻辑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农村女性相对贫困的多维表征及内在致因的详细剖析，尝试建构以“国家-市场-社会-个体”为赋权框架的长效减贫机制，以形成多元主体协同赋权的综合性常态化治理格局，最终实现贫困女性主体的全面发展。     

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重要论述及其世界意义

消除贫困是全世界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经过七十余年的反贫困理论总结和实践探索,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以"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为逻辑思路,以"志智双扶"为根本要求,以转变扶贫模式为必由之路,既是新形势下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思想指南,又是构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方略.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重要论述为全球减贫事业,特别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困治理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对世界范围内减贫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