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I逆向技术溢出的母国区域吸收能力分析与评价

基于ODI逆向技术溢出的视角,构建母国吸收能力综合评价模型,运用中国2003—2011年的区域面板数据,从获取能力、同化能力、再创新能力三个分能力细分而成的21个指标测度各区域吸收能力,并分区域考察吸收能力对中国O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影响地区吸收能力的主要因素为市场对外开放度和发展水平、产出集聚效应、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和现有技术能力;东部沿海地区吸收能力最强,西部地区(四川除外)最弱;地区吸收能力是影响O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中部地区吸收能力的促进作用显著于东西部地区。     

中国中部地区FDI吸收能力的因素分析与评价

吸收能力是一个地区能否吸引外资,能否消化、利用外资技术的先决条件。近年来,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加快,但存量依然很低。中国各地区吸收能力的因素分析表明,中部地区FDI吸收能力与东部地区差距还很大,特别是技术和制度吸收能力相对很弱。因此,国家应加大对中部地区的财政偏斜。中部各省应加大对教育和科研的财政支持力度,提高科研工作者的福利,留住并引进高素质人才。同时,在不危及经济安全的前提下,国家应进一步加大中部地区的开放程度,完善金融体系,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加强省际之间的合作。     

西部经济增长:基于技术吸收能力视角的研究

西部经济增长与其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西部技术吸收能力的释放将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催化剂。分析西部地区影响技术吸收能力的相关因素表明,增加技术吸收经费绝对量、调整其在技术活动经费中的比例以及提高西部地区整体的人力资本素质将会促使其技术吸收能力的提升,从而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反向技术外溢的实证考察

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反向技术外溢进行了实证考察,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并未显示出反向技术外溢效应;但在分地区的回归中,我国东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产生了显著的反向技术外溢效应,这表明反向技术外溢规律在中国是适用的.基于上述实证结果,初步判断其成因是我国的技术吸收能力不足.把与国际经验分析相似的指标作为吸收能力代理指标,经实证考察发现：我国总体上的吸收能力并未达到反向技术外溢的要求,除人力资本强度、研发强度以及技术基础设施外,其他吸收能力均未对我国反向技术外溢效应产生正的贡献,且资本强度、研发强度、技术基础设施的贡献不显著.     

区域技术吸收能力和西部经济增长

区域技术吸收能力和其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西部技术吸收能力的释放将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加速因子.分析西部地区影响技术吸收能力的相关因素表明,提升西部地区整体的人力资本素质特别是提高中等教育的普及程度、增加区域技术吸收经费的绝对数量并调整其在技术活动经费中的占比等努力将会促使西部地区技术吸收能力的提高,从而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     

后发优势、技术吸收能力与中国的经验

后发优势为后进国家带来了快速追赶的潜力,但这种潜力并不会自动实现,还需要积累一定的技术吸收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技术引进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技术追赶,但中国在技术消化吸收方面投入明显不足,就开放度、FDI和投资率而言中国不存在吸收能力弱势,但从人力资本、技术基础设施来看中国吸收能力还很欠缺.     

后发优势、技术吸收能力与中国的经验

后发优势为后进国家带来了快速追赶的潜力，但这种潜力并不会自动实现，还需要积累一定的技术吸收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技术引进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技术追赶，但中国在技术消化吸收方面投入明显不足，就开放度、FDI和投资率而言中国不存在吸收能力弱势，但从人力资本、技术基础设施来看中国吸收能力还很欠缺。     

人力资本、技术差距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本文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及人力资本水平所致的绝对吸收能力和国内外技术差距所致的相对吸收能力对其单独影响和综合影响。结果表明,我国OFDI对国内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有显著的逆向溢出效应,同时对技术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负面作用。并且以上逆向溢出效应受国内人力资本和国内外技术差距的影响:其他因素不变,技术差距变小时逆向溢出效应增大;其他因素不变,人力资本(在门限值以上)提高时逆向溢出效应增大;两者的综合作用是人力资本只在技术差距小时才影响逆向溢出,技术差距大时,其作用几乎不显著。结论表明,只有同时改善人力资本和技术差距,即同时提高绝对吸收能力和相对吸收能力,才能促进OFDI产生更大的逆向溢出效应,特别是对技术效率的逆向溢出。     

所有制差异、FDI与技术创新——来自中国省级水平的经验证据

文章使用中国省级大中型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基于system GMM估计方法,从所有制差异角度分析了FDI对我国内资企业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在某些领域,FDI对国有企业创新具有一定的技术溢出效应,而对非国有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进一步分析表明,FDI对非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通过其与R&D交叉项得到了增强,这意味着非国有企业有很强的吸收能力,能够成功吸收FDI带来的先进技术从而促进了技术创新,部分国有企业的吸收能力较弱,没能通过R&D途径有效吸收内含在FDI中的先进技术而促进其技术创新;第三,只有当内资企业对先进技术拥有足够的吸收能力时,FDI才可能对其创新产生正向影响。文章还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吸收能力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基于吸收能力的国际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考虑吸收能力对国际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影响的基础上,利用中国1985—2010年间国际直接投资数据,采用国际技术溢出模型对吸收能力影响下我国接收的国际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技术进步主要源于国内研发资本存量,正向技术溢出对我国技术进步有促进作用;(2)研究创新能力的加入能够提高正向技术溢出效应,而除去金融发展水平外的基础吸收能力均制约着正向技术溢出;(3)吸收能力不足以消化逆向技术溢出,对外直接投资由于占用了国内研发资源反而对技术进步产生负向影响。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中国能源经济形势展望

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十三五”规划正在稳步推进,“供给侧改革”也进入了深化和攻坚阶段,对国民经济的一些重要行业和能源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基于“供给侧改革”的总体背景,展望中国能源经济形势,并遵循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运用情景分析法预测2020年前中国煤炭消费量、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消费结构。结果显示:在基准情境下,预计煤炭消费量将逐年下降,能源消费总量增长将逐渐放缓,能源消费结构也将伴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深化持续优化。     

能源产业链整合与企业生产效率——以煤电纵向一体化为例

中国是以煤电能源为主体的国家,如何优化能源结构成为供给侧改革中关注的重点。以企业的生产效率为切入点,将中国煤电产业链的纵向一体化细分为煤炭产业的前向一体化和电力产业的后向一体化,依据2002-2017年的微观企业数据,采用投入产出表法计算纵向一体化指数,运用以中间投入为代理变量的半参数估计法测算煤电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构建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实证分析纵向一体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煤炭产业的前向一体化指数与电力产业的后向一体化指数均是波动上升的,但后者上升趋势高于前者。（2）煤电产业链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且电力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高于煤炭产业。（3）煤电产业链纵向一体化政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但目前煤、电企业一体化对提高生产效率仍具有积极影响。     

科技创新供给侧改革视角下企业创新策略选择研究

科技创新供给侧改革是企业追求高质量创新路径的重要引导,是新时代创新战略的必然选择。基于科技创新供给侧改革视角,构建政府与企业的科技创新演化博弈模型,并以深沪A股124家企业2011-2017年专利和研发数据,分析科技创新供给侧改革前后科技政策对企业创新策略以及创新产出的影响并进行验证。研究结果显示,政府与企业的博弈最终趋向于"激励-实质性创新"的均衡解。供给侧改革前,企业注重追求"高速度、高数量"的创新产出;供给侧改革后,企业开始逐渐增加"高质量"的发明专利申请,减少实用型专利和外观专利的科技创新产出,企业规模和股权结构对企业实质创新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当深化科技创新供给侧改革力度,构建以企业实质性创新绩效为导向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推动大规模企业创新进程,重点扶持中小规模企业创新发展。     

研发伙伴类型、独占性机制与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实证研究

文章聚焦于"企业如何借助外部研发伙伴力量促进企业突破性创新"这一研究问题,以中国241家制造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探索了不同类型的研发伙伴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影响,以及正式独占性机制和非正式独占性机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与高校、研究院所等科学型研发伙伴的合作互动强度越高,对企业的突破性创新的正向影响越强;企业与客户、供应商等价值链研发伙伴的合作互动对突破性创新也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的非正式独占性机制正向调节外部研发伙伴与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关系,这说明企业从合作创新中受益的程度取决于自身采取的创新独占性机制的类型和强弱.     

环境税改革与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的影响是环境经济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2018年的环境税改革在我国环境政策史上意义深远。基于2015—2020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环境税改革对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环境税改革显著促进了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其内在机理为,环境税改革能激励技术创新、遏制机会主义行为以及促进生产要素流动,进而推动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动态效应分析发现,环境税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效果先上升后下降,而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逐年上升。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税改革对民营企业的作用效果比国有企业更显著,对成熟期企业的作用效果比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更显著。因此,建议政府强化环境税征管的执行力度,有序释放环境监管的长期信号并深化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     

校企合作机制的新探索——基于大学生科技竞赛视域

合作教育是应用型科技人才培养的一种重要模式.由企业所主办的大学生科技竞赛蕴含着一种特殊的校企互动机制,对合作教育模式的优化有重要启发.该机制关键要素有三:其一,竞赛主办企业通过将网络技术应用于竞赛活动的组织过程中,降低了与学生互动的管理成本;其二,主办企业通过设置物质和就业机会的奖励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并兼顾了人才选拔的目标;其三,竞赛题目与主办企业的主营业务或者某款产品直接相关,保证了竞赛选拔出的人才与企业的需求相匹配.在这些因素的组合形态下,企业通过付出较低的成本,可以获得较有保障的人才收益,而学生也获得了企业的教学资源、实践锻炼和展示自我的机会.显然,校企合作机制对解决合作教育中企业方成本和收益等问题具有参考价值.     

中国煤炭产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因素

近年来,在经济增速减缓和能源低碳高效利用的双重约束下,煤炭市场需求下降,中国煤炭产业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选取固定资产投资、煤炭产业集中度、煤炭出口率、煤炭消费以及政策影响等指标,对中国煤炭产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因素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研究认为,煤炭产能利用率和上述量化指标存在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进一步通过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上述指标对煤炭产能利用率的影响,认为必须改革政府的监管体制,严格控制煤炭行业准入机制,并通过加强煤炭企业的自主创新,完善产业发展的多元化道路。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钢铁产能过剩形成机制

国际分工背景下,提升产业价值链地位,破解低端锁定困境,既是化解过剩产能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从国内制造业价值链、产业全球价值链及贸易结构等宏观层面,探究中国钢铁产业价值链低端锁定下的产能过剩形成机制,并聚焦于国际大型钢企,挖掘其微观原因。研究表明:钢铁产业处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近乎底部的位置,虽然增值能力总体有所增强,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在制造业价值链与钢铁产业全球价值链中存在的“微笑曲线”表明,中国钢铁产业的利润空间受到了国内外的双重挤压,产业升级压力巨大;国内议价、盈利能力普遍较差,下游业务联动不足及竞争优势缺乏是导致国内大型钢企的价值链低端锁定主要原因。目前而言,钢铁产业产能过剩与价值链低端锁定相互强化趋势明显。     

新冠疫情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

受新冠疫情影响，中国2020年一季度大量经济活动放缓甚至停摆。发电企业日均耗煤量、煤运港口煤炭吞吐量、炼油厂开工率、钢厂开工率、焦化厂开工率、铁路和民航日发送旅客数等均创历年同期新低。整体而言，本次疫情导致中国一季度CO₂排放同比显著降低约20%。短期来看，为应对疫情，扩大投资将造成中国CO₂排放强度降速放缓；长期来看，“新基建”发力有助于促进中国能源结构转型与2030年气候目标的实现。基于此提出:（1）对冲疫情影响扩大投资与产业低碳化发展相互协调；（2）对冲疫情影响扩大投资与去产能和优化产能结构统筹推进；（3）低碳发展引领乡村振兴；（4）加速推进全国碳市场的建设运行；（5）加快低碳技术研发、示范与成果转化等建议。     

中国煤炭企业的产能过剩 ——程度测算、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

目前,中国煤炭企业产能过剩问题仍然严重,而准确衡量和判断煤炭企业产能过剩程度是科学化解产能过剩的前提。在传统产能利用率估计框架中,引入企业生产率异质性的影响,使用1998-2013年中国煤炭企业数据,对企业层面产能利用率进行测度,并检验其演变特征:2000年前,中国煤炭企业产能利用率逐年降低,2001-2008年呈现迅速上升趋势,随后产能利用率开始下降;煤炭企业产能利用率水平呈现显著的区域以及所有权差异,具有顺经济周期特性。进一步地,通过分析中国煤炭企业产能过剩的成因,发现:过度投资、政府补贴以及信贷扭曲是导致产能过剩的主要因素。因此,化解煤炭企业过剩产能,需要健全企业退出与转型机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效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此外,要推动煤炭清洁高效的开发利用,形成安全高效清洁的煤炭供应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