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实现阶段的村庄主体性

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发挥村庄主体性是有序推进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的机制保障。基于一个中西部亮点村的个案考察,发现激活村庄主体性需要乡村建设实现从行政本位向村庄本位的逻辑转换。行政本位下,政府以呈现政绩为目标主导乡村建设,通过制度内激励、利益让渡、利益交换等策略整合村级组织、市场和社会资源打造政绩亮点,乡村建设因村庄参与形式化和回应农民需求能力弱化陷入供需错位、村际差距扩大化困境。村庄本位的发展逻辑则从“过程-结果”双重维度确立了村庄社会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村庄、政府和市场主体基于优势互补结成“治理共同体”,通过需求表达机制、资源供给机制、民主协商机制实现协同参与和共建共治共享,既保障了村庄主体的参与权和受益权,也提高了乡村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回应能力。     

“村改居”类村庄共同体的嬗变与重塑

村庄共同体是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在内的社会结构,它依循农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逻辑而展开,学界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权力-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等研究范式。改革开放以来,“村改居”的中国城镇化及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使得村庄共同体呈现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利益格局由分化趋向整合,权力配置由国家向社会倾斜,传统价值认同由强劲向式微转化。在中国城镇化实践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村改居”类村庄要实现生活进城、文化还乡,就需要根据国家倡导的城乡融合发展的治理战略,撷取城与乡的各自优势,科学构建利益关系协调机制,把集体经济的蛋糕做大分好,重塑村庄共同体的经济秩序;推动形成“三治”融合治理格局,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塑村庄共同体的政治秩序;传承弘扬村庄传统文化,激活村庄集体记忆,重塑村庄共同体的文化秩序。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有效性——基于皖南四个村庄的实地调查北大核心CSSCI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治理具有内在关联性。当前,农村呈现出空心化、空巢化和老龄化等困境,农民难以被有效组织动员,农村共同体面临消解。本文基于皖南多个村庄的实地调研,结合农村集体经济的演进逻辑,提出农村集体经济的三种类型,即外生型、合作型和内生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集体所有,能够再造村庄共同体,形成利益共同体、组织共同体和生活共同体的新型村庄共同体。农村集体经济有利于改变村级组织治理弱化的现状,通过治理权威形塑、治理资源强化和治理形式多样,增强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促进村民自治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发展,从而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地方政府、乡绅与乡村秩序——以民国初年微山湖地区“垦务公司事件”为例

民国初年发生在微山湖西岸的"垦务公司事件"表明,地方政府在中央权威弱化时,既不是国家的代理人,亦非乡村社会利益的代表者,它形成并扩张自主性利益,自身利益最大化成为其价值取向。此时的乡村士绅已非传统社会以乡村社会共同体利益为己任的士绅阶层,它开始从乡村社会"分化"出来,主动向地方政权靠拢。缺失代言人的乡村社会,难以联合起来形成足够的力量抵制地方政府的自利行为,乡村社会开始陷入集体"失语"状态。     

旅游型村庄的制度赋能、社会资本和自治有效——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和乡村旅游的不断发展,旅游型村庄越来越多,但其如何才能自治有效尚未得到充分讨论。构建了制度赋能 社会资本激活 自治有效的递进式分析框架,并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对所构建的框架进行验证。研究发现,旅游型村庄自治有效的实现离不开制度对社会资本的激活,被激活的社会资本能提高村民自治主体的积极性、自治过程的效率以及自治结果的效能:党建引领、协商决策和监督保障的政治制度能加强村庄内部主体间的信任;有序竞争、科学分配和共享互助的市场体系能打造村庄利益共同体,从而赋能规范;强化个体培训、培育社会组织和实施村规民约的社会治理机制极大地推动了村庄人际网络的建设。     

农村社会管理中的现代村规民约研究

通过对五个性质不同的村庄考察,探讨我国现阶段村规民约的运行基础和实际效力,并在此基础上获得村规民约在村庄整合中作用的认识。研究认为,现阶段村规民约主要是对村庄具体公共事务和村民权利及需要的约定,在不同性质的村庄中,村规民约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依托强大的集体经济资源和个人权威的村规民约,能够成为农村社区重要而颇具效能的地方性行为规范。村规民约在农村社区自治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村规民约为农村社区共同体自我整合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但是不能过分夸大这种可能性。村规民约的更高层面的功能是,建设真正意义上的符合乡村生活的实际语境、符合乡村现实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乡村文化,成为乡村内在的精神元素,体现其弥足珍贵的价值,这样乡村文化才能够不被城市强势文化所吞噬。     

涉农财政资源分配体系的重构与村庄治权再造

税费改革后,国家涉农财政资源是采取技术化分配方式输入农村,没有实现向村级治理资源的转化,未起到增强村庄治权的效果。成都市和清远市农村资源分配体系创新实践通过资源整合、组织配套和分配程序创设等体制建设重构了国家涉农财政资源的民主化分配体系。其所内涵的村级组织资源统筹机制、村民利益关联机制和村民民主参与机制实现了村庄治权再造,这对优化国家涉农财政资源分配体系、提升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城镇化进程中的新农村建设:社会动员及其治理功效——对皖南东镇的历时性观察北大核心CSSCI

从世界各国发展规律来看,城镇化过程必然伴随着一种对农村的重构过程,然而国内学者对新农村建设的模式却存在不同看法。文章基于对皖南东镇新农村建设历时性经验的跟踪观察,发现当地新农村建设采取的是一种能够充分发动农民的社会动员模式。这种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动员模式之所以可能被推广:一方面,是因为自上而下的政策撬动和动员技巧的应用;另一方面,则是村庄社会规范自下而上的支撑性作用。东镇的经验说明,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动员模式具有明显的村庄共同体再生产的治理正功能,具体表现在:乡村宜居化与村庄人气的恢复,村庄公共空间的再造与乡村文化的复兴,村庄治理能力的加强,以及农民合作意识的提高。所以,对于像东镇这样尚有活力的村庄而言,国家在实施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应因地制宜,以普惠性为原则,以调动农民积极性为归属。     

组织再造:“帮扶型”村庄治理的结构与规范整合

乡村振兴的实现依赖于强而有力的村社集体。"帮扶型"村庄治理旨在对软弱涣散的村社集体进行组织再造,而非损害村民自治。农村社会自身具有复杂的内在结构,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整合方式也需要相应变革,即从主要依靠命令、行政、动员等自上而下的简单整合转变为强化服务、法律、利益引导为主的有机整合方式。不同治理力量在组织再造的过程中,需要采取不同的整合方式,即积极的治理力量要吸纳,与国家政策相抵牾的消极治理力量予以说服和拒斥,村庄内部平衡的固有治理力量则要放任和维持。不同的规范整合方式使村社集体具有了合法性,保障了村民自治的地位。     

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弱集体秩序”的生成逻辑——基于S省A村的调查与分析

农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旨在形成具有较强集体秩序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但是审视我国利益密集型村庄可以发现,不少村庄社会治理存在集体秩序衰落的现实状况。为进一步探究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弱集体秩序”的生成逻辑,构建“利益嵌入-秩序重塑”分析框架,对S省A村的全治理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首先,在农村集体土地、产业利益日渐密集的背景下,“精英俘获”的村治精英、“次精英俘获”的部分村民以及未参与争利的边缘群体,共同组成了分散化的治理结构;其次,村治精英采取集体利益让渡、集体管理异化的方式维持村庄治理秩序,形成了短期化的治理方式;最后,自治原则的异化、德治功能的弱化以及法治规范的虚化,致使村庄治理规则虚置化。治理结构分散化、治理方式短期化和治理规则虚置化三要素的交互作用,共同消解了基层社会治理,促使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生成“弱集体秩序”。     

超越“二元博弈”：行政与自治均衡视角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应局限于治理主体的价值二元博弈结构关系,而要立足行政与自治均衡的治理统合关系。调研发现,村庄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行政统合与自治缺位弱化了村庄内生性资源嵌入村庄生活治理的活力,也无法回应国家现代化治理规则主导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行政与自治均衡状态下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践,以行政资源输出强化了地方规则的共同体意识,并且激活群众参与的主体性,达成了均衡性的双轨治理结构和机制,实现了村庄人居环境整治的低成本和高效益治理。从行政与自治均衡关系视角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要在增强国家治理能力与弹性村庄社会结构的张力之间寻找行政与自治的均衡秩序,外引基层治理现代化规则嵌入村庄人居环境整治,内以整合内生性资源激活乡村社会活力,提升治理效能,促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     

“四直为民”: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治理协同机制的探索

[提要]改革和市场经济加快了乡村社会结构性转型,加强了村庄共同体再造和合法性资源更新,当前进行本土性、融通性的底层治理设计,有利于农民群体更多更好更公平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所探索的党群直议、干群直通、县乡直达、民生直办的“四直为民”机制,显示了村庄内部认同性资源和外部效能性资源的治理作用及协同性合力,既为国家治理的顶层设计提供宝贵的理论支撑,也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有力的行动支持。随着城乡融合发展时代的到来,为避免农民陷入城乡二重性生活方式的困境,村庄治理要契合治理多元化、系统化、本土化的需要,发挥基层群众自治权利,激活村庄治理合法性资源,进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参与式、自主性治理,以制度化方式明确各个治理主体的行为边界以及协同模式,提高协同治理的绩效,使新时代乡村治理走向全面协同的新境界。     

村庄分化视角下乡村振兴实施路径研究

在我国快速的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呈现出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城乡结构位置中的村庄,在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以及发展现状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类型分化。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根据不同城乡结构位置中,村庄内生性基础结构分化的现实基础分类推进。城市吸纳型村庄具有靠近城市的区位和资源优势,村庄人口社会结构完整,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程度高,经济社会系统全面被城市所吸纳,城乡融合发展是这类村庄乡村振兴的实施方向。城乡互动型村庄主要通过劳动力的城乡流动实现城乡关联,在人口流动和乡村资源配置中,形成了以中坚农民和老年人为主体的村庄经济社会结构,这类农业型村庄承担着国家粮食安全和城镇化稳定器的功能,不断完善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基本秩序,是进行乡村建设的基本方向。偏远村庄由于远离城镇以及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面临着人口不断流失与村庄空心化的考验,因此这类村庄应探索生态保护为基础的乡村转型发展路径。     

村庄精英在乡村公共事务中的角色与功能——以华中地区L村为例

村庄精英是一群内生于农村社区共同体内的不同资本拥有者,他们以社会环境为背景,以个人能力和条件为支撑,以农村的自然和人文空间为表演舞台,在村庄权力互动结构中居于承上(国家)启下(村民)的中介地位,构成了村庄权力互动的交叉点和结合部.通过对村庄精英的角色和功能的分析,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村庄精英在农村的权力结构功能的发挥.通过实地考察湖南省岳阳市L村中的村庄精英在丧礼仪式中的具体运作和所开展的工作,来探讨他们在乡村公共事务中的角色及功能,以便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更好地发挥村庄精英的作用.     

退耕还林工程中的“国家——村庄”关系纠葛

退耕还林工程本来是一个村庄、个体农民和国家之间没有利益冲突,完全可以实现多方共赢的项目,但仍在一些地方仍然遭遇了失败。失败的直接原因可以归结到政府的监管不力,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在基层治理中未重视村庄的共同体性质,使得国家工程遭遇了村庄共同体的不当抵制与忽视。国家的基层治理应重视村庄的共同体性质,尽力避免村庄共同体的合作产生消极结果。同时,基层权力部门应该挖掘村庄共同体的潜在价值,扶持村庄共同体的组织建设,构建国家政权与村庄之间良性的关系。     

乡村文化建设与村落共同体振兴

市场经济背景下,村庄社会的经济关联和社会关联不断弱化,文化建设是振兴村落共同体的重要出路。考察农村文化建设的历史沿革和实践经验,发现"行政包办"和"激活社会"是两种主要的乡村文化建设方式。"行政包办"式文化建设因忽视乡村社会自主性和农民需求乡土性,陷入供需错位、资源闲置浪费等困境。山东博山发掘传统农耕文化资源,通过分类识别、思想引领、组织再造等机制激活村庄内生性文化优势、激发村民参与文化建设的主体性,实现从"行政包办"向"激活社会"的文化建设逻辑转换。"激活社会"式文化建设以优秀道德观念为媒介凝聚村民价值共识,以民俗活动为载体营造村民互动空间,再造村民间的社会性联结,促进村落共同体振兴。     

地域社会学视角下的乡村都市化与村落转型

基于地域社会学视角审视中国乡村都市化进程,以地域社会分析框架从地域动力机制、社会样态及整合机制三个维度系统性考察超级村庄及城中村两种特殊地域社会类型。超级村庄是典型的市场导向内生模式,而城中村则属于行政驱动外生型模式;超级村庄地域社会样态呈现一种城乡衔接带特征,而实践中的城中村则是一种新型都市村社共同体样态;超级村庄通过一种后集体主义整合机制实现集体不散的神话,而城中村则通过复调型整合机制实现暂时性秩序,最终实现类贫民窟式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向现代城市社区转型。中国多元城镇化战略不仅要求学术界突破城乡二元对立的传统理论范式,也成为中国政府能否在城乡统筹意识话语中突破单向度发展主义模式和传统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壁垒从而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之实践试金石。     

社会治理共同体与平安乡村建设——基于全国11个省(自治区)村庄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平安乡村建设是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与关键,而平安乡村综合治理能力提升需要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基于平安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视角,依据全国11个省(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考察了社会治理共同体对平安乡村建设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有效改善了乡村平安状况,减少了乡村纠纷和犯罪现象。其中,乡村数字技术应用发挥着调节作用,数字技术应用程度越高,社会治理共同体对乡村平安状况的影响效应越显著。机制分析表明,社会治理共同体主要通过纠纷调解机制、协同共治机制和三治融合机制,提升群防群治能力,改善平安乡村状况。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治理共同体对不同类型村庄的平安乡村建设存在显著差异,社会治理共同体对高社会信任度村庄、宗族型村庄和东部地区村庄的平安建设影响效应更为明显。为此,需要进一步推动村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加强数字技术与共同体的有机结合;强化纠纷调解、协同治理和三治融合机制。     

“乡政村治”、利益分配与村庄精英的行动逻辑——基于四川J县金村模型

村庄精英是乡村社会中公共利益分配的中间人和协调者。以四川J县5个村庄田野调查基础上的金村模型,考察村庄精英与"乡政村治"体制和利益分配的关系,分析精英的理性逻辑与行动策略。研究发现:"乡政村治"体制对精英行动具有规制作用,而精英对"乡政村治"有适应功能;利益分配对精英行动具有建构作用,而精英对利益分配有调控功能;以"公益""共益""私益"三维度划分体制精英的理性逻辑,可形成五种类型的行动策略组合。当前亟需从制度上明确招商性项目的激励机制,强化政策性福利分配的规制,落实村民议事和村务监督制度,完善基层党员培养和村干部选拔制度,防止乡村治理陷入"精英全面控制"或无人治理的困境。     

宅基地制度改革与当代乡村建设模式构建

乡村建设不仅依赖国家资源下乡,而且需要有效的宅基地制度供给。围绕乡村建设的宅基地制度基础,形成了开禁宅基地流转和强化公共治理两种不同的改革路径。从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实践看,在用地规模和边界确定的背景下,乡村建设的重点是村庄空间的重新布局,涉及村庄规划及其有效执行,面临基层宅基地管理困境,适用于公共治理路径。可行的破解之道是以宅基地制度改革为契机,激活县乡村治理,从产权再造、二元共治和制度规约三个方面切入,形成有效的宅基地管理体系。在此基础上,基层村庄的乡村建设目前取得积极效果,基本形成“规划先行、村社主体、资源下乡”的乡村建设模式,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乡村建设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