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叶贵州地方社会职役与治理新探——以乾嘉刑科题本为中心

乡约、保甲、土官三个系统，是清中叶贵州主要的地方社会职役，命案报案主要由其承担，尤以乡约为主。乡约设置具有广泛性，但是未设乡约之地也为数不少。乡约负责报案，时人所知。刑科题本记载报案者还有多种用语，如约邻、保邻。乡约所在社区居民或称里民，或称甲民，意为官府的编户齐民。贵州苗人分为熟苗与生苗，熟苗区也纳入乡约的治理。乡约、头人位于知县与民户中间，需要处理好与二者的关系。乡约是官府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的依靠力量。     

历代移民与宁夏开发(下)

宁夏所处区位地理空间,是历代移民开发的重要地区之一。自战国后期开始,历汉唐至明清两千多年间延续不断,伴随着宁夏整个历史进程。移民形式有军事性移民、政治性移民、商贸性移民等;移民与开发的过程,反映了少数民族的功绩、汉民族形成的地域空间、黄河农业文明的推进、城镇化进程、文化的多元生成与繁荣;也从历史的角度为后人提供了移民开发的历史借鉴和参照。     

清中叶江西的土地债务与日常生活——以乾嘉时期刑科题本为中心

清代江西土地买卖形式多样,土地所有权复杂化,借贷频繁,土地债务关系深入生活从而日常化。清中叶江西租佃制流行,主佃关系却不甚融洽。江西的押租制较为典型,租地需要向出租者交纳押租钱,出租者转佃还可向新的承佃者收顶佃价银。出租者收回出租地自种、转佃或出卖,租地者因租地期间投入资金或多余劳动,要求出租者应还工本,出租者不允,则引起纠纷争讼。生活中财产关系日常化,人们因经济困难,为救急常把田地、山场典出,以获得典价钱财,待经济好转再将田地、山场赎回,但是由于回赎无力,或是典进者反悔,或是双方的找价,或是改为绝卖,引起纠纷。民食不足而借谷、借钱的行为时常发生,而不能偿还或者偿还不当,也会引起纠纷。日常生活中的清中叶江西土地债务关系,不仅充满博弈、纷争,也处于通融、互惠与共有的状态。     

提高甘肃河西移民生活水平的思路与对策

移民问题是一把促进或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双刃剑.20世纪80年代至今甘肃省陆续向河西输入大批移民,但截至目前仍有为数不少的移民生活异常贫困.本文从河西移民区的现状出发,分析了河西移民发展中主要面临的六大障碍,探讨了移民区改变现状的机遇,并提出了相应的思路和对策建议.     

辽代北方民族的内聚:辽宁地区的移民及其影响

辽代,东北地区处于大移民时期.由于辽宁地邻契丹内地,地旷人稀,且经济条件较好,所以更是移民频繁,规模空前.移民以内聚型流入为主,且多为战俘型移民.汉人和渤海移民居多,兼有契丹、女真、奚、西夏、新罗等族移民.移民大多聚族而居,形成辽宁地区大杂居、小集居的民族人口分布状态.在辽宁地区,辽河以西多为汉人,辽河以东渤海人居多,而其他民族则集中分布在若干州县和地区之内.这种内聚型移民促进了辽宁经济全面繁荣,城市建设兴起,交通线路得到改善,也促进了中原文化的传播和民族融合.     

唐代起居制度初探

起居制度为唐代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包括日常起居、巡幸起居、外官起居、陵寝起居.对太上皇、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等皇室成员的起居等.本文对以上各类起居的内容及形式进行了详尽考述,并对唐代起居制度的渊源及影响做了较深的探讨,认为唐朝健全起居制度的目的.在于维护皇室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为巩固李唐王朝的统治服务.     

胡椒贸易与明代日常生活

明代中国在东亚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胡椒进口贸易.在进口与本土化种植的推动下,胡椒的流通与消费在国内广泛展开,由奢侈品一举变为日常用品.胡椒与明代社会联系日益密切,在商贸、饮食、医药、军事等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小小胡椒见证了明代中国的国际化潮流.     

近代灾荒与河南移民东北述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河南,灾荒频仍,为救济灾民,旅居北平的河南同乡成立了旅平河南赈灾会。有鉴于河南灾区广大,灾民众多,本地就食无望的现状,平赈会组织了灾民赴东北务工垦荒活动。经过广泛动员和周密部署,来自全省各地的数万灾民分批次到达东北,并在平赈会的全力协助下得到较为妥善的安置。灾荒之年,移送灾民远赴关外谋生,虽属"消极之救济",但在兵匪连年,军阀征战的动乱年景里,同乡组织的移民之举亦属难能可贵。     

“市”与两汉乡民的日常生活

两汉乡民与"市"相联系,更多是为了换取交纳赋税所需要的货币,其向"市"投放产品的时间和数量,主要是取决于自身的需要以及粮食生产的丰歉程度。社会稳定时,其与"市"联系较少,社会动荡时则联系较多。经济发达地区乡民与"市"的联系较多,经济落后地区乡民与"市"联系则较少。"市"对两汉乡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自给自足的生活状况,交换行为的产生,仅是乡民日常生活的必要补充。     

唐代西州僧尼的社会生活

本文根据吐鲁番出土书,分析唐代西州僧尼与坊里居民、与其本家以及僧尼与寺院之间的关系。     

清中叶山左诗人与性灵说

江南性灵诗说盛行的清代乾隆时期,山左诗坛则在经历了顺治、康熙两朝"甲于天下"的极度辉煌之后逐渐趋于寥落,诗歌创作的重心移向南方。性灵说标举自我,张扬个性,带有鲜明的叛逆色彩,它在儒家文化深入人心的齐鲁腹地影响并不大,所影响到的是宦游南方的山左诗人,但即便在这样一个接受群体中,抵触也还是大于认同。这种现象体现了齐鲁传统文化与性灵说个性意识的冲突。     

乾嘉学派与清中叶曲学——以扬州为中心的考察

扬州既是乾嘉学派崛起的大本营之一,也是清中叶南方的戏曲活动中心。乾嘉学者与扬州曲家之间关系错综复杂,焦循、凌廷堪等以治经手法治曲,促进了学术研讨与戏曲创作的互动,推进了该时期的曲学建构。具体表现在:将考据精神渗入传统曲学,推动了肇始于元代的历史学曲学蓬勃发展,开启了近代王国维等的治学路径;在曲学观念上,主张戏曲要攸关风化,因此推尊元曲,当行、本色、谨遵曲律等成为传奇创作准则。     

清代东北旗妇守节现象考论

清代,东北旗人社会存在妇女守节现象。守节有常规形式,也有丈夫阵亡后妻子为其守节、未婚守节的贞女、殉夫从死的烈妇、以死抗拒奸污的节妇等特殊形式。影响清代东北旗妇是否选择守节,主要有节妇家庭经济条件、政治地位及朝廷政策、主流思想及舆论导向、舅姑父母对守节态度等四个因素。     

清代中期的"文笔说":产生、发展与演变

阮元的“文笔说”是清代文论中重要的一种,以往研究者只是孤立地看待它,而忽视了它产生的原因及发展源流。本文从汉宋之争和骈文运动的双重背景上考察此说提出的原因,认为阮元的“文笔说”并非直接承袭南朝人,而是从凌廷堪、汪中两人的理论中继承而来。     

论乾隆朝清廷对东北的封禁政策

清初清朝统治者为恢复东北地区残破的经济,积极鼓励汉族民人出关开垦土地,而当汉族民人大量涌入东北地区后,清廷又于乾隆五年颁布旨在阻止汉族民人出关的封禁政策。封禁政策集中体现了清朝首崇满洲的基本国策,对东北地区的发展无疑起到阻碍作用,这种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政策最终注定以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