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创新中的软法之治

相对于硬法之治,软法之治更为注重协商与民主、对话与互动,在本质上同社区治理创新的理念相契合。将软法之治引入社区治理创新中需要培育多元主体共治合作、社区行政管理组织指导服务、社区治理主体民主协商等软法治理理念。社区治理创新中的软法之治具有侧重反映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共同意志,制定形式多样、简易、灵活、高效,实施依靠“利益诱导-柔性惩罚”机制,制定程序具有更高程度的民主协商性等特征。社区治理创新中法治体系的构建需要从单一的硬法治理模式转向“软硬并举”的混合法治理模式。     

社区协商议事的本土实践及其反思--以上海市普陀区“同心家园”建设为例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项制度性革新,社区协商议事有助于推动一元化、集中式、单线条社区管理向多元化、分散式、网状化社区治理转型,对于协调各方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拓宽居民社区参与渠道、提升居民满意度和获得感具有重要意义。反思西方理论话语中"公共协商"的价值倡导,中国城市社区协商能否迈向基于公共理性而展开的持续互动?基于上海市普陀区"同心家园"建设过程中社区协商议事的本土实践,在分析社区协商的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城市社区协商对于社区治理转型的意义,以"动态化"视角审视重塑多元主体,规范社区协商内容,搭建社区协商议事平台,理顺协商流程,处置协商结果等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程序和技术,并指出当前中国城市社区协商面临的诸如公共性缺失、价值观碎片、阶层差异等现实挑战。     

人际互动与城市社区公共空间冲突的消解——上海市24个社区调研的启示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应当是城市社区物理空间与人际互动空间的结合.目前,上海市城市社区公共空间中冲突的表现主要有:私人空间对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的影响,市场经营对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的影响,管理机制对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的影响等.城市社区公共空间冲突消解的实现途径,是构建人际互动机制,主要包括:构建以多方联席会议为轴心的多种形式的协商机制;听证会走进社区,既协商又决策;开辟"网上居委会",构建网络公共空间中的协商渠道等等.     

软法视阈下的乡村社区治理研究——以厦门市院前社区为例

工业化和城镇化深入推进,市场经济因素被嵌入乡土社会,加剧了乡村传统社会的解构。乡村社会转型不断深化,乡村社区治理已成为重要的议题。软法能够整合传统因素并与现代因素对接从而消解社会巨变带来的“断裂”。通过对厦门市院前社区治理实践调研结果的分析,可以发现,院前社区所具有的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是其社区治理的重要资源。在软法视阈下,院前社区的治理机制主要包括参与机制、协商机制、激励机制与评估机制。在院前社区治理中,也存在着熟人社会与市场经济相抵牾、文化认同与利益分化相冲突、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不协调等困境。如何做好村规民约与政府法律的耦合、公共精神与主体意识的内洽、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的链接,是使社区治理达致善治的关键。     

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治理重心下移与城市社区有效治理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当下城市社区治理正面临着认识不深刻且有误区，缺乏社区治理规划，治理优质资源下沉不匹配，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壁垒阻力较大，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不足等现实挑战，无法有效回应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迫切需求；应当从践行协同协商协作理念，明确共建共治共享思路，科学制定社区治理规划，加强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加大人财物力投入力度，不断提高资源整合利用效率，强化数字治理深度运用，提升科技在社区治理中的含量等多个层面上，不断加强、稳步推进，实现治理重心下移和社区有效治理。     

协商民主在城中村治理中的价值与实践

城市化加速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化,使城中村及村转居社区治理面临许多新挑战。一方面,该区域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呈集中多发态势,另一方面,城中村居民自主管理、民主法制意识和利益诉求在不断提升,而基层政府管理体制和工作方法却存在诸多不适应的地方,致使社区治理绩效难以达致理想状态。因此,探寻政府行政管理和基层群众自治衔接互动的最佳结合点,成为理论和实践的难题。协商民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城中村治理中实现政府与村(居)民良性互动的要求,同时也为城市基层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利益整合机制、公共参与机制和协商沟通机制。鉴于目前基层协商机制运行尚处于实践探索阶段,故应着力于协商民主制度的完善和协商主体能力的培养,以切实推动城中村社会治理改革创新。     

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的柔性嵌入机制

柔性嵌入是驻村干部通过沟通、对话、协商参与乡村治理的管理实践。柔性嵌入式治理并非单纯的行政制度吸纳与整合,而是包括文化嵌入、认知嵌入、关系嵌入在内的多维柔性嵌入的互动与治理的过程。从辽宁省X县的治理实践来看,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仍受根深蒂固的刚性治理思维、运转不畅的民主协商机制、薄弱的乡村社会资本、匮乏的村庄公共精神等现实因素掣肘。需要从转变刚性治理观念、运用情感治理技术、完善基层协商机制、挖掘乡村内生资源、培育村庄公共精神等层面进一步激活柔性嵌入机制,持续提升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效能。     

新时代我国城市社区议事协商的多维省察

社区议事协商是在当前新的时代背景下城市社区开展自治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然而在历史与现实等条件影响下,科学合理的社区议事协商存在社区治理机制发生转变、主动治理的方式与效果存在矛盾、利益主体参与议事协商的成效不足等诸多约束性条件。可通过建强党组织核心、拓展各个组织渠道、统筹多方社会力量的方式深入推进社区议事协商,实现社区自治模式可持续发展。     

志愿组织嵌入基层协商治理的行动逻辑与策略——以广州S社区为考察对象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由社区居民构成的社区志愿组织与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多元治理主体就社区事务进行积极协商，有利于基层治理动力的内生与强化，有效拓展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空间。以广州市S社区志愿服务队为例，基于嵌入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系统考察社区志愿组织助推基层协商治理的行动逻辑及其策略选择。研究发现：社区志愿组织通过认知嵌入培育协商治理意识，通过关系嵌入编织协商治理网络，通过结构嵌入建构协商治理机制，通过资源嵌入筑建协商治理保障，合力推进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为理解社区志愿组织助推基层协商治理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     

农民工“市民化”视角下的社区公共决策研究

农民工作为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的可持续性推动者,在参与社区公共决策上具有坚实的合法性基础。当前,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下,农民工的社区公共决策参与有所突破,但是也面临着一系列的践行困境。因此,必须推动顶层设计,创设农民工社区参与制度;加强基层实践,发挥基层社区党组织在公共决策过程中的组织与协调作用,发挥政府构建公共决策落实机制与监督体系的基础性、引导性作用;积极培育社区成员的协商精神和公共理性。借助农民工参与社区公共决策的发展促进其"市民化"进程。     

基层治理新动能：社会组织协商的动力与能力机制建构——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社会组织协商机制深刻内涵再认识

党的二十大召开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社会组织协商机制的建立,这表明社区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的特殊形式,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有效力量。基于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动力与能力机制研究,虽然,社区社会组织的动力与能力机制处处体现了社会组织协商的优势,但同时社区社会组织的动力与能力机制的建构深受顶层、内部、外部的三重驱动力和支撑力影响。从这个意义上,再认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社会组织协商机制的提出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导意义,为未来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     

基于“制度—生活”互动的城市社区协同治理生成机制——以一个群租房事件的业主维权为例

针对城市社区产生的令人困扰的小事,寻找治理机制成为基层政府服务民生及居民自治中常遇的难题。从“依靠制度主体治理”到“自发组织‘别动队’治理”再到“业主与政府的协同治理”,业主维权的自主性不断地发育并获得释放,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社区场域在自上而下“形塑”机制与自下而上“建构”机制的互动过程中,生成了协同治理机制。社区治理创新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制度的层面,应该嵌入到社区治理的场域之中,走进生活主体的实践中,培育和引导生活主体的自主性,在“制度－生活”互动中实现政府与社区的协同治理。     

农村软法与软法治理——基于对浙江省金华市W村的个案调查

软法治理已成为社会公共治理的重要路径。在社会转型时期,为能全面反映公民的多元诉求,需要广泛的民众参与以及互动的平等协商。基于对浙江省金华市W村的个案研究,结合对农村软法实施授权的阐释、农村软法资源和软法治理面临问题的现状分析,考量了村规民约、社会团体章程、村"两委"制度和党政机关文件等四大类的农村软法的治理实践。软法治理,弥补了硬法的不足,规范了农村社会治理体系,提升了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更有效地推动了村民自治和农村法治化的进程。     

反思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基于合作治理的理论视角

住房商品化和私有化改革不仅带来中国城市居住空间的变化,也带来社区利益关系的调整和新的治理主体的生成,并由此形成社区内部的利益纠葛与紧张关系。在这一背景下,推进社区善治,就需要反思既有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基于合作治理的理论视角,将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纳入社区治理结构,构建社区主体间的合作机制,培育社区精神和合作氛围,有助于在平等协商和良性互动中实现社区利益平衡与和谐安定。     

社区治理的公共空间维度——以上海市Y社区“首位公共空间”治理为例

由物质性要素、公共性要素、主体性要素和社会性要素共同构成的社区公共空间,既关联着居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实现,又赋予了城市空间建设的意义表征。楼道空间是社区公共空间的基础单元,是社区的“首位公共空间”,具有首位性、首要性和睦邻性特征,在整个社区公共空间中居于本源性、基础性的重要地位。上海市杨浦区Y社区有效运用公共空间“四大要素”的系统性机制开展“首位公共空间”治理,实现了社区实体空间之变、邻里关系之变和治理思维之变。“首位公共空间”是阐释新时代社区空间治理理论和实践有效互动的创新概念,为推进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空间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公共参与、社区自治与协商民主--对一个城市社区公共交往行为的分析

社区自治体现出中国城市治理体制变革的方向 ,它有赖于社区精英的有效治理、社区公共交往行为的拓展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发展。本文通过对个案的解析 ,描述、解释了社区自治的过程 ,并在此基础上指出 ,在协商民主的制度框架内实现政党、国家、社会的权力互强 ,是推动社区自治的一个必要选择。     

论协商民主机制在中国环境法治中的应用

环境保护作为公共事务,需要一种公共治理模式,在公共治理中政府、企业与公民社会团体都不是也不应该是唯一的治理主体。环境协商民主机制是建立环境治理主体良性互动网络治理机制的最佳途径,是突破环境法律制度瓶颈的必然选择,是实现环境公共领域良好治理的重要保障。环境协商民主机制在环境法治中能够并应该发挥“造法”功能,为环境法的理念、原则和制度创新提供合法性基础。环境法治需要依赖环境协商民主机制,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程序机制,保障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团体以平等的身份通过民主协商设定各自的行动范围和有效边界,设定各自的权力、权利和义务的内容,实现环境公平正义。环境协商民主在中国还是一个新事物,应受到环境法学界的关注。     

基于和谐社区构建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多元互动模式研究

纵观中国社区治理模式的历史演变,可以将其概括为三种主要类型: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社区合作型治理模式;居民自治型治理模式。针对目前社区治理模式的主要问题,构建城市社区治理的多元互动模式主要体现为发挥社区居民的自治性权利,实现社区治理主体、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社区制度建构等层面的分权参与。基于和谐社区构建要求,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多元互动模式的路径选择主要在于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强化多元合作关系、重视公民社会的主体权威维护、构建和谐治理机制等。     

城市社区公共价值实现的路径选择

我国社区治理历经多年的发展,如今社区治理面临单一科层制体制在社区治理中的局限、治理资源有效分配不足、治理主体参与不足等难题,造成这些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社区的公共性不足。公共性不足导致城市社区居民缺乏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意愿,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有待进一步提升。公共价值的实现是城市社区治理的目标追求和价值支撑,纵向科层制与横向自组织之间的“嵌入式”合作治理模式应作为我国城市社区基层的治理模式选择,发挥参与社区治理的各方面作用,激发全社会活力,扩大群众参与面,从而更好地实现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效增强居民的认同感、归属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文从城市社区治理的公共价值内涵入手,以公共价值理论和网络治理理论为基础,探讨社区公共价值的构建对社区治理体系的深远影响,剖析制约城市社区治理公共价值有效性实现的深层原因,提出城市社区公共价值实现的路径选择。     

城市拆迁冲突公共治理的文化价值视域

社会公共治理强调公共权力部门、营利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之间建立合作导向的协商机制,这要求它们在化解城市拆迁冲突的文化价值方面达成观念上的共识,这也是民间力量推动城市拆迁制度变革的努力方向。制度建构与维持的精神根源是文化信念,因此,尽管拆迁冲突的直接诱因是制度不善导致利益分配不公,但其社会心理因素却是城市拆迁缺乏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对民生的文化价值伦理的关注;当前,城市拆迁冲突的制度化治理也同样存在文化价值障碍。如此,拆迁冲突情境介入者(拆迁人、被拆迁人和地方公共权力部门)的文化价值更新和社会的文化价值重建对于拆迁冲突的公共治理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也只有建立在深刻认识中国现实文化价值的特质及其与现代民主文化价值差别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对于中国合作治理城市拆迁冲突的根本性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