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乡村政制的变迁——以苏南为例

20世纪初的中国乡制经历了现代自治与传统保甲体制由替代到互融的历史变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乡村传统权威被打破,现代行政权威确立。本文以苏南地区为例,考察其具体表现,并分析其经验教训。     

从《汉书》七纪一传诏令奏议中看西汉经学之变迁

经学作为研究各种儒家经典的学问,在西汉武帝以后与政治联系日益紧密,在西汉武帝至王莽统治时期的诏令中可以看出汉代经学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汉书》中自武帝至平帝七个本纪及《王莽传》中记录了大量诏令奏议。这些诏令奏议在语言风格上,由最初引用、转述儒家经典语句渐变为直接摘抄和模仿儒家经典;在内容上,由最初利用儒家经典解决现实政治问题逐渐转变为解释灾异、祥瑞和谶纬,并逐渐提高古文经学的地位。从西汉诏令奏议的文风和内容上可以看出,西汉经学从务实到神秘化、从政治指导思想到宗教化的变化过程。这既是经学发展到极盛的表现,也是经学蜕化的表现。     

“中兴四大诗人”名称来历考

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并称"中兴四大诗人".但是"中兴四大诗人"这一名称的确立,却是经历了一番曲折,最终形成文学史现在的面貌.它首先由南宋诗人杨万里提出,尤袤紧随其后,由方回最终确立,其指称的诗人群体也经历了"尤萧范陆"到"萧杨范陆"再到"尤杨范陆"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形成原因也是论文考察的对象.     

从政党体制的变迁看印度政治中的稳定与动荡

独立以来,印度政党体制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是现代化带来的利益多元化打破了传统政治发展的逻辑和机制,从而导致了国大党一党独大体制逐步走向瓦解。1 989年以后,印度政党体制逐步走向两大党制下的多党竞争格局,这种新的政党体制的成长过程反映到政治发展中,即表现为政治生活中的稳定局面被打破,政治长期动荡不安。随着新的政党体制的逐步确立,印度政局重新趋向于稳定。     

日本天皇制发展的历史轨迹

日本把天皇作为本国皇帝的称号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制。日本天皇制大体上经历了古代、近代和当代三个历史阶段.古代天皇制时期,天皇作为最高统治者君临天下,但是,后来大权旁落到近臣乃至幕府手中。近代天皇制发展成日本式的君主立宪体制,当代天皇制则变为象征制.     

试论日本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国际政策

日本共产党将处理与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国与国之间关系中所奉行的政策,称为国际政策。这一政策的确立经历了由“拿来主义”到“独立自主”的发展过程。日共与苏共的关系就是在此政策的指导下经历了一个友好-破裂-恢复的演变过程。     

《宋大诏令集》西夏目诏令辑补

《宋大诏令集》西夏目诏令汇集了北宋皇帝所给西夏的各种诏令共计66条。内容涉及进官、赐物、答问诏、赐佛经等诸多方面。其内容多取材于政书及档案,原始性强,对研究宋夏关系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西夏目诏令有一些未收其中,散见于宋人的文集中。就笔者所见的23条特以辑补。同时对一些未系年的诏令略加考订。     

“罪己”并非悔过———由汉代诏令看“罪己诏”的界定

关于汉代罪己诏的含义,学界众说纷纭。对现存汉代罪己诏进行考察可知：其颁布与皇帝因自身过失而主动承认错误没有必然联系,它实质上是皇帝以罪己为由,通过宣扬浓厚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以塑造德行神圣的皇帝形象并维护皇权的产物。狭义的“罪己诏”以罪己作为诏令的核心内容;广义的“罪己诏”则只是使用了一些罪己套语,为诏令的官方表达提供了一种范式而已。从内容来看,罪己诏又可分为责任型罪己和悔过型罪己两种类型,前者的数量远大于后者。     

西夏的立法概况

迄今出版的中国法制史教科书只记载与西夏同时代的辽、金法制,而对西夏立法只字未提,是一个明显的缺憾。《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由西夏第五代皇帝李仁孝诏令修纂并于天盛二年完成。该法典共20 章1463 条,在立法形式和内容上都已十分完备,其以儒家宗法制度为立法指导思想;诸法合体的结构方式以及较为鲜明的民族特点,引起法史学界的深刻关注。可以预见,将西夏法制纳入法史学的研究及为其确立在中国法制史中应有的位置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市场经济的“安全网”——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探析

随我国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原有体制下保证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制度及措施逐步丧失作用,新的体制下维持社会经济平稳发展的机制正在逐步确立和完善,在这一过程中,旧体制下的各种社会经济矛盾逐步由隐性转为显性化,如在从低效率下的统包统配就业转向高效率的市场就业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失业压力;以统包统配就业为基础形成的社会养老、医疗保障等,在新的形势下产生严重弊端。总之,在逐步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必须重新确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论中古写本文献的署名方式——以唐诗写本为核心的考察

在我国古典文献的发展史上,署名并非从一开始即存在,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探讨古典文献署名的源起、体式及特征等必须以原始文献为基础。汉魏之际,在经学、文学、史学的发展之下,经史子集四部逐渐出现了独立署名,以姓氏或姓名署,并在魏晋以后渐成常例。到隋唐时期,四部典籍和各类文体的署名方式基本确立,但又各有分野,其中以诗歌最为复杂多样,有自署,有他署,有以姓名署、以字署、以官衔署。“某官某”逐渐成为文献署名的一般体式。就书写方式而言,写本诗歌的署名与印刷文本相比更为复杂、随意、多样。我国古典文献独立署名的出现和体式的确立与我国学术发展和文体发展的历程密不可分,每种署名方式背后都是一部学术史和文化史。     

汉代捕系文书考述

文献所见的捕系文书主要包括逮捕诏书、诏狱书,中央和地方发布的各类通缉、逐捕文书等。对于罪犯的逮捕,除高级官吏等特殊人员需要诏书或诏狱书等文书命令外,均不需要逮捕令;对于逃亡犯,上至皇帝,下至地方郡县均可发布文书进行通缉,并根据案件需要确定通缉区域范围,有的通缉文书张贴于乡亭里所,让吏民尽知,广泛网罗搜捕,如名捕诏书,而有的通缉文书只令特定的执行缉捕任务的官吏知悉,以防止罪犯再次逃亡或隐匿。     

汉代皇宫宿卫运作制度

汉代是中国古代皇宫宿卫运作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较为系统、周密的皇宫宿卫运作制度在这一时期基本形成。其中宫省制度严格规定了皇宫宫殿和省中等各处的出入和活动准则,不仅如此,皇帝出行和宿止皇宫之外时,同样需要严格执行宫省制度;符籍制度用查验门籍和合符等方式确保经常出入皇宫各宫殿人员的准确性和正当性,临时出入皇宫者需要有柴传或引籍;更值制度以宫卫令等法令规范宿卫职官和卫士的宿卫时间、宿卫方式、宿卫职责、值卫交接等以保障皇宫宿卫的高度严密性;警跸制度规定在皇帝出行过程中宿卫职官和卫士需要以警戒和清道等方式护卫皇帝及其属车,保持高度警惕,以戒不虞;静室制度规定对于皇帝准备宿止的处所,由静室令负责预先对其进行严格清查,排除一切潜伏的危险因素,保证皇帝居止处所的绝对安全。这些具体的规章制度相辅相成,不仅使汉代的皇宫宿卫更为规范,同时成为汉代皇权安全的重要制度保障。     

简论徒单镒对金代文化建设的贡献

徒单镒是金代女真士人的杰出代表.他由科举入仕,是金代女真进士科举考试首科第一名,历仕世宗、章宗、卫绍王、宣宗四朝,最后官至宰相.徒单镒对金朝中后期的政治、文化乃至军事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尤其是在金代文化建设方面,更是作出了突出贡献.     

试论唐末五代晋梁争雄的政治策略博弈

唐末五代的晋梁之争,在政治策略上,双方开始都打出尊王的旗号,极力利用唐室余威,扩大各自的政治影响,为自身的发展制造声势。前期朱全忠以勤王之名招降平叛、扩张地盘, 特别是在解救昭宗于凤翔之后,曾经达到自己政治声望的顶点。但在朱全忠挟持昭宗迁都洛阳, 并弑君篡代之后,他不仅丧失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尊王伐叛的政治优势,而且自毁形象,失去人心,为其政敌提供了匡复唐室、分庭抗礼的口实,把宝贵的政治资源和政治优势拱手让给了竞争对手。晋方反而以正统自居,以复兴唐室为号召,赢得了更多的政治资源和政治支持。随后晋梁双方军事形势的演变皆与政治策略的博弈有很大关系。     

北宋三衙除授制度简论

三衙的除授,是北宋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其制度日趋严密,从初期的权归枢密院,至仁宗朝之后发展为经枢密院初拟,宰相、枢密院共议,侍从、台谏等朝廷高级文臣亦有权参预。皇帝则通过或是越过宰相、枢密院集议,直接以内降手诏任命三衙;或是就宰相、枢密院所拟定的名单发表可否意见等不同的方式,来行使其最高决策权。     

清朝政府管辖西藏的历史见证

这份满文档案可作为清朝政府晚期管辖西藏的历史见证。其主要内容反映了十一世达赖喇嘛凯珠嘉措,与清朝政府一直友好相处,遵奉咸丰皇帝上谕,为大行皇太后诵经,祈求冥福,深得咸丰皇帝的肯定并赏赐礼品。     

三皇五帝解读

根据古籍记载研究，三皇及其顺序应该是伏羲、燧人、神农。伏羲是渔猎时代的代名词，燧人主要是由于钻木取火、击燧取火而得名，神农是早期农业的代名词。五帝当以《史记》所载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较为合理，它们都不是原名，而是代表部族、邦国的名称，把邦国名称人格化，成为世袭领袖的名称。五帝之名是人名、是世袭首领名、是部族、邦国名，也是一个时代之名。《纬书集成》中的《易纬稽览图》和《春秋命历序》把五帝视为若干世的时代名称，或者说是一个族团、一个邦国的名称，是比较合理的。五帝分别与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对应，可考虑：黄帝时代文化为庙底沟类型文化、大河村类型文化；颛项时代文化为中原龙山文化早期、庙底沟二期文化；帝喾、尧舜时代文化为中原龙山文化中晚期。黄帝的年代当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年代范围之内。     

“兵部尚书赵公成庆之墓”碑考

赵成庆是元代中后期重要的监察官,一生为官历经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惠宗六位皇帝,由正九品累官至御史中丞。"兵部尚书赵公成庆之墓"碑以及文献记载,其为官刚正,激浊扬清,不仅兼任过通奉大夫、资善大夫,并在至正年间任御史中丞兼兵部尚书等职,其对于元代中后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其后代至少十余人在明清两朝于多地担任要职,施政于地方,可谓功勋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