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改革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路径

户籍制度改革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重要保障。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群体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市民化路径,即就地或就近市民化。然而,随着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兴起,原先的就地或就近市民化路径开始遇到更大的挑战。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让农业转移人口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选择去实现市民化,使城镇化逐渐从“数量增加”向“质量提升”转变。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矛盾及破解思路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任务,同时也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和推动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但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存在几对矛盾,分别是政策制度改革落后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速度的矛盾,农业转移人口自身条件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的矛盾,城市接纳环境落后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的矛盾。必须从政策、体制和机制等多方面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矛盾,促使农业转移人口完全市民化。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仅有利于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缩小城乡差距,对实现"中国梦"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具有重大意义。在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的社会保障缺乏、融入城市困难、子女受教育矛盾突出、自身素质限制等困境,并提出相应对策。     

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综述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对农业转移人口的称谓演变、市民化发展阶段进行了梳理。通过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测度、市民化障碍以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对策建议进行了综述,分析了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的瓶颈和不足,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希望为进一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多重矛盾及其破解思路

本文分析了农业转移人口大规模、持续性非永久乡城迁移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重点研究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所面临的多重矛盾：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与市民化能力之间的矛盾、地方政府城市化动力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以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收益与社会成本分担之间的矛盾。据此,本文提出了深化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改革财税制度和政绩考核制度,建立吸纳农业转移人口激励机制;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担机制,提高地方政府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成本的负担能力等三方面破解思路。     

从社会资本视角探析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路径

2022年3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明确提出要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坚持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首要任务,提高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水平。本文通过社会资本三大维度——信任、社会网络、社会规范,探析社会资本促进第一代及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及市民化能力的作用机制,提出如何利用社会资本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建议。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成本分担的博弈研究

在农业转移人口、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经济人”假设下,农业转移人口依据主动市民化与被动市民化的预期收益之差选择市民化类型;引入社会民生函数,构建了农业转移人口、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三方优化博弈收益矩阵,得出并分析了6种三方博弈均衡.在此基础上,提出摒弃单纯经济指标,引进人文发展指标考核;保证地方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获得利益,强调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匹配;实现地区差异化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三点政策建议.     

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研究——基于机制设计理论

“政府主导、多方参与、成本共担、协同推进”是我国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原则,能否充分调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关各方的积极参与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功推进的关键。以机制设计理论中的激励机制理论为基础,从激励手段集合、行为导向制度、行为强化制度、行为保持制度、行为归化制度五个角度对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推进进行探讨,尝试构建有利于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的激励机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以求通过发挥政府的主导地位来促进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快速、有序推进。     

农业转移人口对流入地财政影响的成本—收益研究——基于个体生命周期的财政净现值测算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城乡结构、人口结构以及产业结构变迁的主导因素,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首要任务.利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成本—收益净现值分析框架和财政统计数据以及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测算农业转移人口个体生命周期的财政成本现值、收益现值、净现值,结果表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流入地带来财政成本同时也有积极贡献,以全口径宏观财政负担估算的财政贡献大于一般公共预算口径的估计值;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净现值因个体生命周期所处阶段不同而存在差异;不同城市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净现值差异也较大.因此,建议地方政府综合考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成本与收益,提升农业转移人口收入,渐次分层推进人口市民化进程.     

市民化率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成本测度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不可回避、首当其冲的任务。以福建为例,旨在理清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情况,测度市民化率,反映真实城镇化水平;测算市民化公共成本,确定城镇化所需资金量,从成本视角阐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展缓慢最本质的症结;提出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瓶颈及化解路径生成——基于新型城镇化思维导向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任务,其对加快城市化进程、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实现我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具有关键的现实意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标志着乡村居民在经济状况、政治权利、文化生活、心理适应等层面上向城市居民的蜕变。现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受到一系列因素的掣肘:公共服务制度设计缺陷、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双重匮缺。因此,主观上要求流动群体自我提升以适应新型市民身份,客观上要求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长效机制。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逻辑、困境及政策变革—基于家庭的视角

中国要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其关键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社会变迁的历史语境中,通过话语分析发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逻辑意蕴是推动其家庭的城镇化。然而,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正面临着家庭界面缺失、家庭成员离散以及家庭功能失衡等现实的困境。因此,基于家庭的视角,文章提出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变革的总体思路以及相应的实践策略。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及对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化的出现成为必然,这其中的核心内容就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农民在生活方式、职业、社会心理和行为等各方面向城市居民转化的过程。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桎梏使得农业转移人口的权益还没有得到切实保障,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应深化户籍改革,使农业转移人口享有与城镇居民平等权利;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能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农业转移人口法制观念,保障其民主权利。     

政府主导和推进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探究

随着我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已持续不断地涌入城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面临着缺乏“顶层设计”, 法律制度不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就业体制不健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导致城乡两种身份在利益上的严重不平等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应从以下方面去考虑：加强政府职能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提供硬性的制度保障;政府应加大对市民化的经费投入,努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积极营造平等和谐的社会氛围。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以连云港市为例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推进城镇化的核心问题,目前连云港市农业人口尚未实现长期性转移,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较低。结合连云港市农业转移人口现状,对推进连云港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提出建议。     

信息甄别、户改设计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序推进,需要通过机制设计引导其合理流动。借用合同理论对差别化户籍制度改革方案设计进行分析,可以揭示其具有对异质性农业转移人口个体进行甄别、筛选的功能。差别化户改政策作为实现有序市民化的有效手段,必须以扭曲低市民化意愿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为代价。以差别化落户政策和居住证制度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二维路径"有可能形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二元分割。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理论争辩、经验比较与跨学科范式建构

随着农业转移人口问题的拓展和日益复杂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不再是单一视角下的制度问题,也不是简单的个人发展问题,农业转移人口问题研究在理论方法研究和实践应用方面临诸多挑战,这种挑战表现在新形势下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新界定、市民化程度测量标准和指标的重新确立、概念框架的统一与理论体系的重新构建、研究领域的多学科交叉与融合。事实上,未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研究趋势除了加强原有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管理学等原有学科的交叉研究外,还必须将发展生态学、公共健康学、政策学、发展人口学、发展人类学、营养学等其它社会学科纳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中,促进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更好地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不同学科相互作用研究领域的应用与发展,本文试图在跨学科框架内重新思考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议题和新的问题意识。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制度创新

从农业转移人口分化视角,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农村土地产权结构的适应性及其对土地利用方式的影响,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制度创新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市民化程度较低的兼业者、农民工对农村土地产权具有现时性偏好,比较重视土地的现时价值,倾向于直接经营土地或以短期方式不完全流转土地;市民化程度较高的准市民、市民则对农村土地产权具有长期性偏好,比较重视土地的未来价值,倾向于以长期方式不完全流转土地或以完全方式流转土地。需要保证产权结构具有一定弹性,适应不同市民化程度农业转移人口的异质性需求;通过创设土地发展权,合理分配农村土地增值收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配置农村土地资源。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

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2017）,从身份市民化、权利市民化、行为意识市民化三个维度构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熵权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总体水平偏低,其中权利市民化的测度值明显高于身份市民化和行为意识市民化的测度值;②各省市民化水平存在差异,相对来说越发达地区的市民化水平越高。基于实证结果,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城镇落户、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城镇融入能力、因地制宜推进市民化、加大公共服务均等化力度、重视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交文化和心理健康问题等建议以加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提升的思考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其关键在于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质量。论文认为:农业转移人口的"融入"程度是评估市民化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融入"不仅是户籍与居住地的变迁,更是一个"文化—社会心理"的范畴,其程度的提高并非一个纯粹自然发展的过程,而需要制度与政策的安排。并进一步提出: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要重点关注与培育农业转移人口的适应性和现代性,这是提高农业转移人口"融入"程度、提升市民化质量的具体路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