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园林景观与士人思想研究

秦汉作为我国古代史上第一个实现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其园林建筑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为规模宏伟、装饰奢华，象征着 帝国的权威和财富。这些特征对世人，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传统知识分子的“天下”理想中。而重视个人容 止，则成为汉末魏晋“人的自觉”的前奏。通过梳理文献记载中的秦汉园林景观，分析秦汉园林建筑艺术中所蕴含的审美风尚 和思想观念，探析其形成因素和影响，对于研究秦汉时期的士人思想状况有重要意义。     

先秦秦汉的教民思想与实践述论

先秦秦汉时期一些有远见的思想家、政治家都重视对民众的教育。他们认为,通过教育提高民众的道德素质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同时也可为国家培养人才,改善吏治。先秦儒家最重视教育,并创立私学,对平民进行教育;汉代的地方官则通过官府的力量办学,使不少民众受到教育。先秦秦汉时期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国秦汉时期儒家法律思想研究

儒家法律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但并未被当时统治者所接受。秦朝法律法家化明显,但秦律中仍然包含儒家法律思想成分。汉代中期废除汉初“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使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儒家法律思想遂成为长期影响中国法制进程的正统法律思想。     

秦汉园林的特点与意境创造

秦汉园林在中国古代造园史上起承前启后的作用，具有规模宏大、苑中有苑；功能众多、宫苑结合等特点。其高超的“灵台、灵沼”、“海岛仙山”、“摹写名胜”、“田园村舍”等园林意境创造，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士人文化的隐逸思想与徽派园林

"隐逸"是中国士人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特色,山水、园林则是士大夫们抒情矢志的凭藉。徽州新安文化是北方士族文化与本土的山越文化的融合,士人文化的隐逸思想是徽派园林重要的造园思想之一。文章以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一支——徽派园林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中国古代士大夫们的隐逸生活和审美情趣对于中国古典徽派园林造园的影响。     

论秦汉行政管理思想对先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秦汉行政管理思想是对先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法家思想在秦朝表现为君权至上理论极度发展，重罚主义、“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推行，在汉朝则表现为王霸结合；儒家在秦汉行政管理中表现为儒学成为官方行政指导思想，仁政理念得到进一步推演，重民思想发展到巅峰，天人合一的大一统理论的产生与发展；道家思想主要在汉朝行政管理中得到继承，主要表现在黄老道家行政思想的凸显与道教经典《太平经》的成书等方面。理论流派之问的借鉴、涵容是先秦行政管理思想在秦汉继承与发展的重要形式。     

略论秦汉时期的历史循环思想

历史循环思想是秦汉时期一种重要的历史哲学思想。这种思想初步形成于战国时期 ,经过秦代这一过渡性阶段 ,在西汉前期完全形成。历史循环思想对汉代史学发展有着深刻影响 ,并与汉代思想文化及社会意识有着密切关系。历史循环思想在秦汉时期的形成与流行具有历史必然性 ,其内容包含一定的真理性成分 ,对当时及后来思维方式的发展也有着重要影响     

战国秦汉养生思想体系研究

战国秦汉时代确立了“天、地、人”宇宙自然一体大生命观 ,从而形成了“与天同序、与天同德”的养生思想体系 ,这种养生思想体系对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 ,该时期养生思想体系构成了中国精神发展中的重大主题。     

论秦汉政治思想之嬗替

战国秦汉之际学者对于以往学术史的总结仍以《庄子·天下篇》、司马谈《六家要指》及班固《汉书·艺文志》最具代表性。三种阐述都是将以往的学术思想流派看作是处在同一水平上的、有着同样的发生背景和学术目标 ,即各家都兴起于“周文疲弊”和都是“务为治”的 ,因而诸子百家的价值和作用体现为一种更相嬗替的递进关系。法家、道家、儒家在秦代、西汉前期和西汉中期相继为用 ,前后嬗替 ,对当时社会作出各自的贡献。     

秦汉易学思想论纲

易学史研究应该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上不断有所突破 ,不应再拘泥于传统经学研究的路数 ,不应再将注意力放在经传注释、授受源流、学派演变和论争等问题上 ,而是应该将视野扩大到深受《周易》和易学启示、影响的整个思想文化领域 ,扩大到曾经研究易学、运用易学的所有重要人物和著作的思想主张。秦汉易学思想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秦代、西汉前期、西汉中后期、东汉前中期、东汉后期五个阶段。《易传》是秦汉思想的内在灵魂和重要源头 ,易学研究和运用是秦汉思想发展的重要载体 ,易学思想则是秦汉思想发展的主潮、主旋律。一部秦汉思想史 ,可以视为秦汉易学思想史的衍扩和伸展     

域外书写与晚清士人的思想嬗变

晚清时期的域外书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西学东渐之际,在这一变局下,晚清人的域外写作发生了不同于古典域外书写的近代转型：其一,体现为现代地球观念的形成,即从“中国天下”观转向现代地理观;其二,体现为“夷夏之辨”观念的转换,即从“华夷之别”转向“天下一家”;其三,体现为书写心态的转换,即从追求异国情调到着重于问政求学;晚清域外书写具备了丰富的现代内涵与文化意味,成为触摸晚清士人思想嬗变的重要文本。     

先秦两汉时期诗学人格批评论

人格批评是中国诗学批评重要方式之一,贯穿于中国诗学的整个历程.先秦两汉诗学的"人格批评",尚处于孕育和萌芽阶段,这表现为诗家一方面自发地建构人格精神典型,另一方面较为理性地将"人格"批评意识渗透于诗学批评,初步完成了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人格思想、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人格思想、屈骚文化人格思想以及"游侠"文化人格思想的建构,在诗学创作和批评中已经蕴透的模糊的人格批评论思想.     

秦代货币思想略考

秦国在中国历史和国家治理思想上具有奠基意义。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大一统的封建国家体制与形态,其所制定的政治制度、行政制度、经济制度,对后世中国历史产生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货币财政制度是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核心问题。结合《史记》、云梦睡虎地秦简等文献,对秦代货币制度及思想进行归纳梳理,并分析了秦代货币流通的历史现实,探讨了秦代货币结构思想、秦代货币管理制度思想、秦代货币间的科学换算关系,以及秦代货币制度理想与货币现实的不一致性。秦代货币的思想、管理体制及实践方式有其独特性、创造性及适用性,对后世中国古代社会的货币制度的设计与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在今天全球货币多元化及数字化时代也有一定的现实启发意义。     

秦汉兵学的建树及其文化特征

作为战争准备和战争实施理论与方法的兵学 ,在秦汉得到了空前的升华。秦汉兵学是先秦兵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总结、继承和发展。秦汉兵学是为秦汉大一统时代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服务的 ,从理论上回答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如何维护统一、建设军队、巩固国防、克敌制胜等重大问题。秦汉兵学还是秦汉整个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兵学旨趣由“取天下”向“安天下”、“治天下”的转变 ,学术兼容与兵儒合流是秦汉兵学文化的鲜明特征。     

《儒林外史》假托明代续论

《儒林外史》与明代社会关系密切。吴敬梓何以厚洪武而薄永乐,是和洪武朝礼乐制度的建立有关,而永乐篡位本身即是对周礼的违背,且自此之后,礼乐制度废弛。高启桀骜不驯,其性格与魏晋人物类似,吴敬梓推崇六朝,但由文中所及《高青丘文集》看,吴敬梓对高启极为熟悉,从其个人及文中王冕行迹看,吴敬梓及其创作受高启影响更大。明代文人结社之风盛行,清代对于明人结社态度多为否定,吴敬梓当受特定时代思潮影响,对文人结社也比较反对。《儒林外史》涉及文人结社颇多,且多为反面,这一现象当与吴敬梓个人态度有关。     

《儒林外史》与明代民俗问题研究

长期以来,《儒林外史》所设置的明代背景一直被视为假托,论者们将研究的主要精力放在作者生活的清代,而不过多地探究作品与明代的关系,如此一来,便很容易造成对《儒林外史》文本理解的偏差,对许多涉及明代背景的描写视而不见,最终影响到对作品内容的总体把握.本文试图从民俗角度入手,探析《儒林外史》文本与明代背景的关系,希与学界探讨.     

“史化”文学与文学“自觉”——论先秦两汉文学的特点

中国社会形态早熟,神话大量亡佚,部分得到历史化改造,促成史学高度发达,先秦文学深受其影响,具有"史化"的特点。汉代文学不仅符合所谓"文学自觉"的三个标志,而且还有多方面的创新,如具备了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意识及技巧,形成了文学创作的文人队伍,确立了文学的基本体裁等等,开创了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     

宋初复古士人诗学思想管窥

宋初复古士人如柳开、田锡、释智圆、王禹傅等人的诗学思想普遍体现出对现实的关注。他们赞赏豪健的诗风,这在他们对李白的推崇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也推崇杜甫,这显然与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有密切的关系,但杜诗在宋初的地位并不十分突出。作为宋初诗歌三体（白体、晚唐体、西昆体）之一,晚唐体特别受到复古士人的喜爱与接受,这与晚唐体诗人大多为方外之士、具有“古”气及“平淡”的精神气质有关。宋初复古士人的诗学思想不仅在当时独具特色,而且对北宋中后期诗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代荒政思想析论

有明一代,荒政思想与实践皆有可观.明代的荒政思想首先集中体现在以朱元璋为代表的最高统治者的诏勑谕令中,它是明代的救荒思想的集中体现,为明代荒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以林希元、周孔教、屠隆等为代表的地方大员,是明代荒政的主要实施者和见证者,他们不但记录了各地灾荒的实况,汇集总结了前人的救荒经验,还向朝廷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政策建议,这可以说是代表了明代救荒思想的官方立场.另外,当时的一些在野官员和地方绅士学者也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救荒措施和建议,它体现了明代荒政思想的平民立场.明代的荒政思想与实践,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反思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