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偏差研究——以政策执行过程为框架

精准扶贫战略是应对当前区域性贫困的系统工程。按照政策执行过程理论,作为政策执行的精准扶贫在政策价值定位、政策执行权能配置、政策目标群体靶向以及支持性配套环境等方面都存在诸多偏差或不精准。为有效推进精准扶贫,相应地以赋权容错、标准识别来瞄准有效扶贫的政策靶向;从扶贫政策的"精准"出台与落地、基层组织建设和社会治理互促共生的维度做好执行资源再配置及其增效;以"精准"宣讲的脱贫共识和内生动力的不断增强来调整目标群体脱贫行为范式;秉持科学脱贫考核观和对接乡村振兴的持续观以完善"精准"减贫的政策支持环境。     

精准扶贫视角下农村产业化扶贫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以Y村大棚蔬菜产业扶贫为例

文章通过对环京津贫困带一贫困村大棚蔬菜产业扶贫政策执行逻辑的探析发现,产业扶贫实施前的权力主导和弱势吸纳,实施中扶贫资源的股份化运作以及实施后的事本主义共同导致以合作社为依托的产业扶贫功能的式微。在产业扶贫所呈现的中央和地方“委托———代理”关系中,双方利益诉求的差异迫使地方以打造“戴帽项目”和“亮点工程”来进行权力寻租,产业扶贫目标靶向出现了偏离;另外,扶贫资源资本化和蔬菜种植规模化的产业发展模式使产业扶贫陷入了重产业发展而轻扶贫济困的困境,扶贫和开发处于一定程度的脱嵌状态;最后,产业扶贫以项目制为核心追求的短、平、快逻辑形塑了产业发展的非持续性。面对产业扶贫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产业申请、考核、验收与评估,建立产业依托主体的准入制度,制定产业扶贫的后续扶持政策。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可持续生计研究 ——以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不仅要"搬得出",更要"稳得住",而生计可持续性发展是移民"稳得住"的保障。本文利用熵值法,通过构建可持续生计评价体系调查巴马瑶族自治县的易地扶贫搬迁,将研究对象分为已搬迁移民、欲回迁移民、未搬迁移民三种类型,并分析其搬迁前后生计资本的变化情况,然后分析家庭结构、安置方式与迁入地区对搬迁移民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表明,搬迁后已搬迁移民的生计资本整体水平提高,而欲回迁移民与未搬迁移民的生计资本则略有下降;不同的安置方式移民对生计资本增长率的影响程度为:有土分散安置>有土集中安置>无土集中安置,搬迁到乡镇的移民比搬迁到县城的移民生计资本增长快;未搬迁移民未搬迁的主要原因是其家庭的经济能力不足、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低谋生能力较弱以及生活成本高等。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重视提升移民的人力资本;按照移民致贫原因和特殊需求实施移民计划;要实现移民的空间转型和社会转型同步,以扶贫而非搬迁为重点;需要从无土集中安置为主的非自愿移民模式,转向以就地就近扶贫安置为主的自愿移民模式。     

易地搬迁移民社区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以陕南G社区为例

易地搬迁移民社区在实现居住空间变革的同时,也使原有的互助空间、社会交往空间、礼仪空间、心理文化空间、娱乐休闲空间走向瓦解,面临从乡土文化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过程。新型文化空间的构建遵循了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外生型“官治”治理和社群自下而上的内生型“自治”治理逻辑,一方面,作为外生型的行政治理机制的公共文化嵌入,通过公共文化设施的修建、文化资源的下乡、文化活动的开展实现社区文化共同体的重构,国家通过文化的柔性治理技术将社区作为国家治理单元,奠定了国家政权稳定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作为内生型的自我治理机制的村落文化的延续,通过船桥会的延续、农民丰收节的开展等各种民俗节庆活动和自发的社交聚落,有效应对文化失调导致的个体化焦虑,通过增加集体记忆塑造社区共同体的情感能量,从而实现社区空间的文化治理。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唯有加强外生型他治与内生型自治的协同治理,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上下互动的和谐社区,实现社区治理的善治。     

论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执行

精准扶贫政策在执行中存在着明显的不精准执行现象,表现为识别不精准、帮扶不精准、管理不精准和考核不精准等问题。立足于基层组织的视角,考察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执行问题。基层组织在运动式治理和官僚体制的双重规制和压力下,面临着一系列的执行约束,基层治理资源有限、权责不匹配、压力考核等因素影响了基层干部的政策定位与具体执行。在国家治理转型的背景下,国家、基层组织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基层组织承担的任务剧烈增长,并接受来自国家与农民的双重压力和监督。在双重挤压之下,基层组织表现出权威导向的选择性治理、风险规避的规范化治理和硬任务的软执行,严重影响了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和政策的执行能力。为了避免国家资源浪费和政策执行偏差,各级政府在实施精准扶贫政策时,应当在资源投放上注重分寸,执行政策时切合实际,对下考核时留存自主空间,从而保障精准扶贫政策有效落地。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现状及对策——以昭觉县M社区为例

“十四五”规划强调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保障移民后续生计安全,如何增强移民的可持续生计成为了重点。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通过实地调研,分析M社区搬迁前后移民生计资本的状况,探讨移民后续生计发展问题。研究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后,移民的生计资本提高,生计状况有所改善,但仍存在移民就业持续性差、移民主体内生动力匮乏、安置区产业尚待发展等生计风险。为此,主要从发展人力资本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提高移民可持续发展能力。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地方改写及其实践逻辑限度——以Z省A地州某石漠化地区整体搬迁为例

"易地搬迁脱贫一批"是中央精准扶贫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实施以来对贫困地区尤其是生态脆弱、基础条件困难地区的民众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实际推进中,不同施政理念的地方政府对于易地扶贫搬迁有不同的政策安排、搬迁方案和安置方式,不同条件地方的民众对不同的易地搬迁政策也反应不一。以中国西部Z省石漠化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整体跨区域搬迁政策为研究对象,以该地区核心腹地A村的整体搬迁情况为调研重点,结合抽样问卷调查和随机入户深度访谈,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地方改写、实践逻辑限度与治理困境进行研究。基于调研情况初步发现,该地"整体跨区域"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存在对中央易地搬迁政策精准取向和价值基础一定程度上的替代,政策变通在决策层面也存在合法性挑战,造成政策执行亏损与层级性治理困境,不仅在一些关键利益上存在政策要求与政策对象期望相悖之处,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对村民当下的生活造成阻断。     

精准扶贫的政策建构及演化逻辑

精准扶贫是我国当前扶贫开发的主战略。文章从政策情境、政策诉求、政策问题界定三个层面出发,揭示精准扶贫政策建构的逻辑关系及演化机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以及偏远落后贫困地区与贫弱失能人群叠加,共同形塑了当前的精准扶贫政策情境。由于所处角度不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贫困农户有着不同的政策诉求。对此,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贫困人群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合理的责任分担,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明确不同责任主体的责任范围、行动方式和行动目标,形成规范化机制,实现贫困的有效治理,可被视为精准扶贫政策问题的实质。     

政策边缘人：理解基层政策执行难的一个视角——以精准扶贫中的“争贫”为例

当公共政策只针对部分社会群体的时候,靠近政策分界线但又没有享受到政策利益的群体就会成为政策边缘人,政策边缘人属于利益外群体,但其结构性位置却又让其最接近分享政策利益,属于潜在受益者。在社会分化和竞争的背景下,政策边缘人与其他条件差不多的群体对比会产生相对剥夺感。政策边缘人会认为享有政策利益本应是他们的权利,于是他们基于维权的想法会通过各种方式谋取政策利益,在此过程中就会影响到基层公共政策的执行。因此,建议通过提高基层治理的法治化、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等方式减少政策边缘人对政策执行和基层治理带来的消极影响。     

西北地区易地移民搬迁扶贫——既有成效、现实难点与路径选择

易地移民搬迁作为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五个一批”工程之一,近年来取得了巨大成绩,基本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但西北地区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庞大的贫困人口使易地移民搬迁的精准扶贫之路漫长而曲折,数量大而任务艰巨。通过总结西北地区近年来易地移民搬迁取得的成效,再从精准识别、区位环境、扶志扶智、资金整合使用、扶贫机制创新等不同角度分析了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中存在的难点,提出提高贫困人口识别精准度、创新产业扶贫模式、优化项目供给等相应路径选择及建议。     

整村搬迁移民扶贫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为了达到扶助贫困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需要对贫困地区和生态环境恶劣的地方实行整村搬迁的政策,而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搬迁费用高,移民安置缺乏后续扶持,违背移民自愿搬迁的原则,安置移民的潜力有限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建议加大对移民直接补贴力度,拓展移民生存与发展能力,引导移民自愿搬迁,挖掘资源和转变移民安置方式。     

同步小康视野下扶贫移民政策与惠农政策衔接问题探讨

扶贫移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短板,推动扶贫移民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步小康是移民发展扶持的重要目标。立足江西扶贫移民同步小康实践,基于扶贫移民发展风险与政策扶持分析,明确扶贫移民政策与惠农政策的"纵向衔接缺位,横向协调模糊"衔接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围绕扶贫移民政策与财政惠农政策、农村低保制度、新农保-职工养老保险、法治、税收等政策间衔接进行了探讨,以推进扶贫移民同步小康工作。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困境及其破解——基于政策网络模型分析

新时代中国贫困治理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亟待探寻一种新思路。政策网络模型作为政策研究的新型分析工具,揭示了多元主体在利益导向下的动态博弈过程。该文通过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动态互动过程和内在特征的分析,重点探讨政策执行困境。结果发现:府际网络因争夺资源归属秉持"策略主义",忽视扶贫政策的实际产出;议题网络影响力较弱,主体性地位丧失,致使扶贫政策执行精准力度有限。新时代针对政策执行困境可通过建立开放性政策网络,协调府际网络合作机制,增强专业网络自我管控能力,强化议题网络话语权加以破解。     

精准识别政策的僵化执行及偏差分析

精准识别执行偏差影响精准扶贫政策的成效。基于山西吕梁的个案研究,发现农村执行者虽然严格执行上级的精准识别政策,但存在执行结果与地方实际发生偏差的问题,这一现象使人们认为精准扶贫不精准不公平。执行偏差产生的原因有三：（1）中央政策的贯彻过程实际是政策精细化的过程,精细化的政策可操作性强但相对教条;（2）基层执行者往往选择性忽视一些不可量化、不易操作、不影响考核的弹性指标,而其中一些正是政策的内核与精髓,如动态化管理和群众公认原则;（3）具体执行者在需要做出灵活调整时往往“一刀切”地僵化执行政策。如何保障政策的无偏差执行,又符合各地实际情况,是政策制定者和监督者应该考虑的问题。     

迈向共同富裕背景下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随着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在未来迈向共同富裕背景下,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成为“后搬迁时代”下巩固民族地区易地搬迁脱贫成效、促进移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近些年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积极开展实践探索,涌现出了一批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典型案例,包括“党建引领+政府主导+社区自治”的广西模式;“政府+社会组织+社区+企业”合作参与共治的贵州模式;“政府+市场”的甘肃模式,这3种模式在治理特点上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其完善发展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政策工具视角下中国精准扶贫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精准扶贫政策工具作为实现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国家政策预期目标的有效途径,在进行政策文本分析中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梳理我国精准扶贫政策的发展历程和政策工具应用情况,为转承的乡村振兴研究提供支撑。基于2015—2019年111份精准扶贫国家政策文件,构建X政策工具维度、Y扶贫领域维度、Z扶贫价值链维度的三维分析框架进行政策文本分析。结果表明:精准扶贫政策体系基本完成,呈现立体网状结构;政策工具运用重心向能力建设型工具转移,但命令型工具仍使用过溢,自愿性工具严重不足;在扶贫各领域方面,精准扶贫政策工具结构分布不均,社会保障领域响应最多;脱贫致富是精准扶贫政策的首要目标,而公平正义则是根本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提出政府在精准扶贫乃至转承的乡村振兴政策实施和政策工具应用上的对策和建议。     

移民的流动性与贫困治理——宁夏生态移民的再认识

异地搬迁和生态移民都是为了缓解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口压力,实现环境保护和减贫的双重目标而进行的大规模人口异地安置。与政策安置移民相伴生的是移民的流动,包括政策安置移民的二次流动和非政策移民的自发流动。宁夏的经验表明,移民为农村人口流动提供了机会,促进了人口流动。现有的移民社会治理机制主要服务于异地安置,很难应对移民社会的高度流动性,这在实施精准扶贫中表现尤其明显。移民是一个持续的移动过程,需要改变以户籍和居住地为载体的管理方式。     

新形势下教育精准扶贫路径探索——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教育精准扶贫的本质是智力扶贫,是帮助贫困人口掌握脱贫技能,实现脱贫目的。教育精准扶贫是提高扶贫效率、实现脱贫目的和维护教育公平的关键。应结合广西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统筹国家专项资金,狠抓教育扶贫的"精与准",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加快人才培养步伐,落实国家教育精准扶贫政策,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提高教育精准扶贫的实效。